魏源

魏源
  • 姓名:魏源
  • 原名:远达
  • 性别: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湖南邵阳人
  • 出生日期:1794年4月23日
  • 逝世日期:1857年3月26日
  • 民族族群:
  • 主要作品:

魏源(1794年4月23日—1857年3月26日),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卒于清咸丰七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东台知县。历任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等官职。曾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时,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感愤时政,遂着《圣武记》。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有关史志增补为《海国图志》。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至扬州时,参加抵抗和镇压活动,以迟误驿报免职。后居兴化寺潜心佛学,逃禅至死。


魏氏初尚宋明理学,兼治汉学考据,并与当时的著名学者汤金钊、姚学塽、胡承珙、胡培翚、陈奂等互相研讨。但对魏氏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常州今文经学。他二十岁(1814)时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转向今文经学。此时又结识了龚自珍,两人学风意气相投,声名相齐,时称“龚魏”。


魏氏在学风上不涉时趋,既反对汉学又反对宋学。他攻击清代“汉学”皖派的奠基者戴震剽窃赵一清水经注》,说戴氏“臆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 (《书赵校〈水经注〉后》),而对戴震的弟子段玉裁,也认为“于《尚书》经师家法不明,专据马、郑本为真古义,因以《史记》之不同马、郑者,皆武断为今文”(《释云梦》)。他对宋儒也同样讥讽,如批评朱熹对《大学》“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遂留后人之疑” (《大学古本叙》);认为宋儒鬼神之说,实是“矫枉过正,而不识与六经相违”(《默觚上·学篇一》)。魏氏所以反对汉学与宋学,是因为它们或者脱离实际,或者空疏无用,不能援以经世,用以变革。他认为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以经术为治术”,但它经过刘歆的篡乱,东汉古文盛行,“郑许之学综六经”,于是“经术卑,儒生绌”(《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说:“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又说:“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倪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裴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有闻焉。”“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皆引自《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对西汉以来的学术变迁的看法,即西汉微言坠于东汉,东汉典章又绝于隋唐,两汉的诂训声音之学又“熄 魏晋”,故主张由诂训声音“复”到东汉,再由典章制度“复”到西汉,并认为清代中叶应是“复”到西汉的时机了。


魏氏所主张的要“复”到西汉,是要“复”西汉的“微言大义”,要“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同上); 也就是要运用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救裨当世”,进行社会改革。所以他从今文经学中主要是接受了“通三统”、“张三世”的“变易”思想。他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公羊春秋论》下)正是以这种“变易”思想作指导,魏氏提倡求实精神,一方面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海国图志叙》),另方面主张“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同上),要去掉“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虚患”,走求实的道路。为此,他除在《海国图志》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外,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又不依赖于西方国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叙》)的口号,认为当时的长技有三,即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主张学习这些长技,“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打败外国侵略者。与此同时,魏氏还主张改革弊政,指出“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淮北票盐志叙》),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默觚下·治篇五》),并提出了改革盐税、漕运及选拔人材的一系列措施。


在哲学思想上,魏氏继承了北宋张载太虚即气”(《正蒙·太和篇》)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精气,无间不入。他说:“太虚之精气流动,充盈于天地间,必有入也。集于列星,与为光芒;集于水火,与为润旸;集于金木,与为柔刚;集于珠玉,与为精英;集于圣人,与为琼明;……太虚者万物之真宅也。”(《默觚上·学篇十四》)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气化流行而生,最后又复归于太虚之气。但魏氏没有把气化流行的思想贯彻到底,而认为“因气以为生死者身也,身之内有心,心之内有仁,迨仁既成而不因形气以生死矣”(《默觚上·学篇十三》)。他把道德属性的“仁”,视为可以不随形气生死而超乎形气的本体。他还吸取了朱熹“仁便是天地之心”(《朱子语类》卷一) 的观点,说“仁者,天地之心也,天生一人即赋以此种子之仁,油然渤然不容已于方寸”(《默觚上·学篇十三》),将万物的生成看成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作用。魏氏也相信鬼神的存在,主张以“神道设教”来维护封建统治。他说:“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默觚上·学篇一》)这种有神论为魏氏晚年皈依佛教,受菩萨戒,打开了通路。


在认识论上,魏氏提出“行而后知”的观点,指出“行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二》)他举出事例说明“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同上)。强调亲自走一走,看一看,尝一尝,获得直接经验,反对闭门造车。他说:“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盂水为方圆也?自非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默觚下·治篇一》)为了避免犯闭门造车的毛病,魏氏主张调查研究,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同上)由此出发,他否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指出:“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 (《默觚上·学篇三》)认为任何天才都是发愤勤学的结果,后天的学习、实践起着决定作用。他还认为人的智慧高于个人,即“独得之见,必不如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默觚下·治篇一》)。


魏氏承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充满着矛盾。他说: “天地,是非之域也; 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贤不肖,是非之果也;古今往来,是非之场垒也;……日相鬬战。”(《默觚上·学篇十二》)还注意到思想领域裹也时刻都有矛盾和鬬争。“始知一念之中,有屡舜而屡跖者,有俄人而俄禽者;一日之中,有人多而禽少者,有跖多而舜少者。”(《默觚上·学篇一》)他把这种矛盾的普遍性概括为“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上·学篇十一》),即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而且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有主有次。又认识到事物在矛盾鬬争中发展,他把这种鬬争称为“逆”。他说:“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默觚下·治篇二》)'肯定事物经过矛盾鬬争才会有发展,而发展到顶点就会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空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申)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故不如意之事,如意之所伏也;快意之事,忤意之所乘也。……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默觚上·学篇七》)在论述矛盾转化的过程中,魏氏也注意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他说:“人定胜天,既可转贵福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默觚上·学篇八》)所谓“自我造命”就是自己掌握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与“人定胜天”的思想,成为魏氏主张变法图强、向西方学习、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魏氏学问渊博,除熟于朝章国故、研究富国强兵的经世致用之学外,还精于史学。曾搜集大量材料并利用国外的新材料来考校《元史》,开近代研究《元史》的新路。著作另有《老子本义》及《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梁启超说:“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 其学对清末思想解放和改良主义思潮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