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音的产生,都是出于人类有能够产生思想感情的心。人类思想感情的变动,是外界事物影响的结果。受外界事物的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变动,就会用“声”表现出来。声非一种,其中有同有异。同声相应,异声相杂,于是产生错综变化。把这种错综变化的声按照一定的规律表现出来,就叫做歌曲。心文些歌曲按照顺序加以演奏,再加上武舞和文舞,这就叫做乐。

从以上可知,所谓“乐”,是由音所构成的,而其本源乃在于人心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有了悲哀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焦急而短促;人心有了快乐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宽裕而舒缓;人心有了喜悦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开朗而轻快;人心有了愤怒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粗犷而严厉;人心有了崇敬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正直而端方;人心有了爱慕的感受,发出的声音就温和而柔顺。这六种声音并非人们的内心原来就有,而是人们的内心受到外界事物影响才造成的。所以古代圣王十分注意能够影响人心的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性情,用政令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罚来防止人们做坏事。用礼、用乐、用政令、用刑罚,手段虽然不同,但其目的是一样的,就是要统一民心而实现天下大治。

凡音,皆出于人心。感情激动于心,所以就表现为声。把声组成动听的曲调,就叫做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其曲调安详而欢乐,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和谐;混乱世道的音,其曲调怨恨而愤怒,反映了当时政治的紊乱渗亡国之音,其曲调哀伤而深沉,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困苦。由此看来,声音和政治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声音。

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角声代表民,微声代表事,羽声代表物。如果这五声不乱,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曲调。如果宫声混乱则其音散漫,象征着国君的骄悠;商声混乱则其音不正,象征着官员的腐败;角声混乱则其音忧伤,象征着百姓的不满;徽声混乱则其音悲哀,象征着百姓的摇役太重;羽声混乱则其音危急,象征着物资匾乏。如果五声皆乱,秩序荡然,那就会奏出所谓的慢音。到了这一地步,国家的灭亡也就不剩几天了。郑、卫之音,属于乱世之音,接近于慢音了。桑间蹼上之音,属于亡国之音,它反映了国家政治的极端混乱,老百姓的流离失所,统治者的欺上瞒下自私自利而不可救药。

凡音,都是出于人心。而比音高级的乐,则是与社会伦理相通的。所以懂得声而不懂得音为何物的,那是禽兽;懂得音而不懂得牙为何物的,那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君子才能从辨别声而进而懂得音,从辨别音而进而懂得乐,从辨别乐而进而懂得政事,于是就有了一整套的治国方法。所以,对于不懂得声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音;对于不懂得音的人,就没法和他再进一步谈乐。懂得乐的人也就近乎懂得礼了。礼乐都能够懂得,那就叫做有德。德,就是得到的意思。所以,无论多么隆重的乐,并不是为了极尽听觉上的享受;无论多么盛大的食飨之礼,并不是为了极尽味觉上的享受。举例来说,演奏((清庙》乐章所用的瑟,上面是朱色丝弦,下边是稀疏的孔,奏出的声音并不是多么悦耳,一个人领头唱,只有三个人应和,其目的显然不在于追求动听。又如大飨之礼,以水代酒而且放在前列,盘子里放的是生肉生鱼,肉汁也不加任何调料,其目的显然也不在于追求好吃。由此看来,古先圣王制礼作乐,其目的并不是要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享受,而是要教育人民辨别好坏,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

人生下来是好静的,这是先天赋于的本性。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变为好动,这是本性受到了引诱。人的认识和外界事物相交接,就会表现为两种态度:喜好或厌恶。喜好或厌恶的态度如果从人的自身得不到节制,再加上对于外界事物的引诱不能自我反省和正确对待,那么人的天性就会完全丧失。本来外界事物就在不断地影响着人,如果再加上人在主观上对自己的好恶反应不加限制,那就等于外界事物和人一接触就把人完全征服了。人被外界事物完全征服,就等于人的天性完全丧失,放纵人欲。人到了这一地步,就会产生犯上作乱欺诈虚伪之心,就会干出纵欲放荡胡作非为之事。以致于强者压迫弱者,人多的欺负人少的,聪明人欺骗老实人,勇猛者折磨怯懦者,有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独者也得不到关怀。这是天下大乱的办法,行不通的。有鉴于此,古代圣王就制礼作乐,为人们制定出节制的办法:有关丧服、哭泣的规定,这是用来节制丧事的;钟鼓干戚等乐器舞具,这是用来调节安乐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用来区别男女的;一射乡食飨,这是用来规范人们交往的。用礼来节制民心,用乐来调和民性,用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罚加以防范。礼、乐、刑、政,如果这四个方面都得到贯彻而不发生梗阻,也就具备王道政治了。

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上下协调就会互相亲近,贵贱区别就会互相尊重。过分强调乐会使人际关系随便,过分强调礼会使人际关系疏远。要使人际关系内心感情融洽外表互相尊重,这就是礼乐应尽的职能了。礼的制度建立了,贵贱的等级才有区别。乐的文采协调了,上下的关系才能和睦。善恶的标准明确了,好人与坏人也就容易区别了。用刑罚来禁止强暴,用爵位来推举贤能,政治也就公平了。用仁来爱护人民,用义来纠正邪恶。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治理得好了。

乐是从内心发出,礼是从外部表现。因为乐从内心发出,所以诚实无伪;因为礼从外部表现,所以文质彬彬。最高级的乐一定是平缓的,最隆重的礼一定是简朴的。乐深入民心,就会消除怨恨;礼得到贯彻,就会消除争斗。古代圣王之所以能以谦恭礼让就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正是由于礼乐在起作用。没有乱民闹事,诸侯归服,兵革不用,刑罚不用,百姓无所忧虑,天子无所不满,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乐已经深入民心了。四海之内,使父子关系密切,长幼之序分明,大家都敬爱天子,做到了这一步,就表明礼得到贯彻了。

最高尚的乐像天地那样的和谐,最隆重的礼又像天地那样的有别。由于和谐,所以万物各得其所;由于有别,所以要祭天祀地。人世间有礼乐,幽冥中有鬼神。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敬互爱了。礼,是通过不同的仪式而教人互敬;乐,是通过不同的声律而教人互爱。礼乐的社会功能相同,所以历代明王在继承之外也有所损益。所以,礼应具有时代特色,而乐的名称也要与天子的功劳一致。

所以说,钟鼓管磐,羽禽干戚,.是乐的器具;而屈伸俯仰的动作,一开一合忽慢忽快的变化,是乐的表现形式。置篡姐豆,制度文章,是行礼所用的器具;升降上下,周旋锡袭,是礼的表现形式。所以,凡是懂得礼乐社会功能的人就能创作新的礼乐,而只是记住礼乐表现形式的人却只能复述旧的礼乐。能创作的人叫做圣,能复述的人叫做明。所谓“明”和“圣”,指的就是复述和创作。

乐,体现了天地间的和谐;礼,体现了天地间的秩序。因其和谐,所以万物都能融洽共处;因其秩序,所以万物都又有其差别。乐是法天而作,礼是仿地而制。礼的制作破坏了秩序就会引起混乱,乐的制作破坏了和谐就会导致偏激。弄清楚礼乐与天地的关系,然后才能制礼作乐。歌辞与歌曲配合得体,是乐的实情。使人高兴喜欢,是乐的功能。中正无邪,是礼的本质。使人庄敬恭顺,是礼的功能。至于使礼乐借助钟馨等乐器发出声音,用于祭祀宗庙社樱,用于祭祀山川鬼神,在这方面,从天子到人民都.是一样的。

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在大功告成以后才制定乐,在社会安定以后才制定礼。他的功劳越大,他所制的乐也就越完备;他的政治越安定,他所制的礼也就越完善。只有手执干戚的武舞,不能算完备之乐;用熟肉来祭祀,不能算至敬之礼。五帝不同时,因而不互相照搬前代之乐;三王不同代,因而不互相抄袭前代之礼。极意于乐,则有沉迷忘返之忧;粗制之礼,或失中正无邪之质。至于能够做到爱好乐但没有沉迷忘返之忧,礼数完善但不失中正无邪之质的,大概只有伟大的圣人吧。

从现象看来,天在上,地在下,万物散处而各不相同,于是讲究差别的礼就应运而生了。从性质看来,这天地万物又都处于流动不止的状态,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影响,于是讲究和同的乐就应运而生了。春生夏长,体现着仁的精神;秋收冬藏,体现着义的精神。仁的精神接近于乐,义的精神接近于礼。乐强调的是和同,循神而法天;礼强调的是差别,循鬼而效地。所以圣人制乐以顺天,制礼以配地。礼乐如此显明完备,也就可以说夫地各尽其应尽的职分了。

天尊在上,地卑在下,君臣的关系也就依此确定了。高的是山,低的是泽,一贵贱的位置也就依此确立了、天动地静,有其常规,或大或小也就区别开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各自的察性就不会相同。在天上有日月星辰风雷等不同现象,在地上有山川草木鸟兽等不同的形态。圣人依此制礼,可知礼是体现天地之差别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互摩擦,天地互相激荡,雷霆来鼓动,风雨来滋润,四季交替循环,日月昼夜照耀,于是万物化生。圣人依此制乐,可知乐是体现天地之和同的。乐贵和同,但如果化不依时,物亦不生;礼贵区别,所以男女无别就会出乱子。这是天地的本性。

说到礼乐的功能,上达于天,下至于地,可以行乎阴阳,可以通于鬼神,无远弗届,无微不至。乐显示创始万物的天,礼体现形成万物的地。显示着不停运动的是天,显示着静止不动的是地。一动一静,就生成了天地间的一切。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言必称礼乐。

从前舜制作五弦之琴来演奏《南风》,夔开始制乐以赏赐诸侯。由此看来,天子的制乐,是用来赏赐有德的诸侯的。作为诸侯,如果德行隆盛,尊重教化,五谷丰登,做到了这几点才能够被赐以乐。所以,凡是治下人民劳困的,赏给他的舞队就人员稀少;凡是治下人民安乐的,赏给他的舞队就人员众多。所以,观察诸侯的舞队,就可以知道他的德行;这就好比听到某人的溢号,就可以知道他的生前行事一样。尧之乐叫《大章》,意思是尧的德行昭彰。黄帝之乐叫《咸池》,意思是黄帝之德普施天下。舜之乐叫《韶》,意思是舜能绍继尧之德行。禹之乐叫《夏》,意思是禹能发扬光大尧舜之德。以上都是以文德命名的,如果再加上以武功命名的殷周之乐,命名的方式也就全了。

按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该热不热该冷不冷人就会生病,风雨不调就会发生饥荒。乐教对于人民来说就好比是寒暑交替,乐教不及时就会损害世道人心。礼制对于人民来说就好比是风雨,.礼制没有节制办事就不会奏效。由此看来,先王的制乐,就是用它来作为治理人民的一种方法,用得好就能使人们的行为合乎道德。譬如养猪酿酒,本来不是为了制造祸端,但是打官司的却日益增多,这就是饮酒无度造成的。先王有鉴于此,就特地制定了饮酒之礼。就为一次敬酒,宾主之间就要行很多礼,这样一来,即令整天饮酒也不至于喝醉。这就是先王防备酗酒闹事的方法。所以喝酒吃饭,是为了皆大欢喜,增进友谊。乐是用来表现德行的,礼是用来制止越轨行为的。所以先王有了死丧之类大事,一定要用适当的礼表示悲哀;先王有了喜庆之类的大事,一定要用适当的礼表示欢乐。悲哀和欢乐的程度,都以礼的规定作为标准。乐是圣人所喜欢的,因其可以改善民心,感人至深,容易移风易俗,所以先王才注重乐的教化。

人都具有血气,又有知好歹的本性,但其喜怒哀乐的感情却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取决于外界是怎样的感动人的内心,人的内心也就表现出相应的感情。譬如说,在演奏细微急促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忧郁;在演奏宽和、平缓、含义丰富而节奏简明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舒畅;在演奏粗厉、发声有力而收声昂奋、充满激情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振奋;在演奏清明、正直、端庄、诚恳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肃然起敬;在演奏宽舒、圆润、流畅、柔和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慈爱;在演奏流荡、邪僻、轻桃、放纵的曲调时,人们就感到淫乱。所以先王在作乐时,必依据人的性情,参考音律的度数,使其清浊高下各得其宜。既合乎造化的平和,又依循五常的德行,使其阳气发扬而不至流散,阴气收敛而不至闭塞,含刚毅之气而不至发怒,有柔顺之气而不至胆怯,四者交融于中而表现在外,皆安于其位而不互相妨害。然后订立学习的进度,增益其节奏,审查其文采,以量度德的厚薄。同时比照音律度数的匀称,排列章节起讫的次序,以使五声各像其代表之物,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间的伦理关系都表现在乐中。所以古人说:“从乐当中可以观察到发人深省的东西。”

土地贫脊,草木就不生长;在搅混的水里,鱼鳖就长不大;阴阳之气衰弱,生物就长不成熟;世道混乱,礼就会废弛而乐就放纵无拘。因为放纵无拘,所以听起来其声悲哀却不庄重,快乐却不安详,散漫简易而节奏紊乱,流连缠绵而无所归宿,声一宽缓就包含着邪恶,声一急促就挑动情欲,感发出人们的跌宕情绪,消灭人们平和的德性。所以,君子是鄙视这种音乐的。

凡是邪恶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邪恶之气就与之呼应;邪恶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淫乐就产生了。凡是纯正之声影响于人,人身上的纯正之气就与之呼应;纯正之气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和乐就产生了。一唱一和,互相呼应。乖违与邪僻,弯曲与直正,各有各的朋类,这也就是说天下万物都贯穿着这么一条理:同类相应。所以君子就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效法好的榜样以成就自己的德行。邪恶的声不听,杂乱的色不看;淫荡之乐和非礼之礼,心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惰慢歪邪的习气,不让它沾染身体。使耳目、口鼻、心灵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沿着正道,以履行其职能。然后砚发为声音,用琴瑟来伴奏;跳武舞时手执干戚,跳文舞时手执羽旎,用箫管来伴奏。这祥的乐就能够展现至高道德的光辉,调动四气的协和,从而昭示万物之理。因此,这样的乐,其清澈明朗像天,其无所不载像地,其终而复始像四时,其周回旋转像风雨。虽然乐器的色彩五彩缤纷,但却井然有序。虽然八音杂奏,但也不互相干扰;乐舞虽富于变化,但也像百刻计时那样有一定之规。高音与低音相辅相成,十二律互相配合,或倡或和,或清或浊,轮番为主。所以,这样的乐流行就能使伦类向善,耳聪目明,心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所以说:乐这个东西,是让人快乐的。但是君子快乐的是得到了仁义,小人快乐的是满足了私欲。用仁义来约束私欲,其结果是得到快乐而不会迷乱;只顾私欲而忘掉仁义,就会陷入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推就所以前面说过,君子要摒弃淫溺之情以调和自己的心志,广乐教来完成教化,乐教推行则人民就归向仁义之道,至此,可以通过乐教看到君子之德了。所谓德,是人性的发端。所谓乐,则是由德开放出来的花朵。金石丝竹,是乐器。诗是抒发人的心志的,而歌则是拉长声调表达心志的声音,舞则是用种种姿态表达心志的动作。诗、歌、舞三者都是发自内心,然后用乐器为之伴奏。因此,乐所表达的心志,情感深厚而文采鲜明,气氛浓烈而使人潜移默化。和顺的品德积累于心,才能使乐的精华表现于外。有什么样的德,便有什么样的乐,只有乐是虚伪不了的。

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是乐的表现形式。文采节奏是对声的修饰。君子从内心的感动出发,喜爱其表现形式,然后还要讲究文采节奏。例如《大武》之舞,首先要击鼓让众人做好准备,然后踏三次步表示即将舞蹈;一曲既了,再从头开始,以表示第二次出兵才灭掉了商。舞到最后阶段又整齐地回到原来的舞位。舞者步伐迅疾,但不慌乱;表情深刻,但不隐晦。整个舞蹈表现了只有武王能够在其快意之时不忘仁义,完全地施行仁义以利天下,而不是为了私欲。因此,人们不但可以从中看到武王伐封之事,还可以看出武王伐封之义。《大武》曲终,武王的德尊地位也昭然显示。观看《大武》,君子会愈益增加其好善之心,小人也会借以反省自己的过错。所以说:“治民之道,乐是最重要的。”

乐是让人听和看的,只求施予,不求报答。礼则是有来有往,既讲施予,也讲报答。乐是欢乐其发自内心的心情,而礼则要追溯其所从来的起点。乐要表明内在之德,礼则要报答恩情饮水思源。所谓大格,乃是天子之车;所谓龙旅九旎,乃是天子的族旗;有青黑色边缘的龟甲,乃是天子的宝龟;再加上成群的牛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天子用来赠送来朝将去的诸侯的。

乐所表达的,是感情之不可变易者;礼所表达的,是道理之不可变易者。乐强调调和同一,礼强调区别差异。礼和乐的学说,贯通了全部人情。探索人们内心的本源,推知它的变化规律,这是乐的实质;发扬人们真诚的品德,除去那些虚伪的东西,这是礼的原则。礼和乐能够顺应天地的情意,通达鬼神的恩德,感动天神地抵降临,化育万物大小之体,调整君臣父子的关系。所以圣人推行礼乐,天地就会因此而变得光明起来。天地欣然交合,阴阳互相感应,万物莫不得到覆育。于是草木茂盛,作物萌芽,鸟儿展翅飞翔,兽类活蹦乱跳,蛰虫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鸟类孵卵育雏,兽类受孕育子,胎生的不至于流产,卵生的不至于蛋壳破裂。这一切都应归之于乐的功能。

所谓乐,并非是指黄钟大吕、弹琴唱歌、举盾而舞,这些只不过是乐的细微末节,所以让儿童们表演表演就够了。所谓礼,也并非是指铺设筵席、陈设酒食、陈列礼器,以及登堂下阶、上前退后等等,这些也只不过是礼的细微末节,所以让办事人员去办就可以了。乐师光懂得声律诗句,所以只能面北操弦;宗祝光懂得宗庙中的礼节,所以只能跟在尸的屁股后面赞助礼仪;商祝光懂得丧葬之礼,所以只能跟在孝子身后提醒礼仪。由此看来,凡是深明道理的应在上,只懂得技艺的应在下;深明道理的应在前,只懂得技艺的应在后。因为先王明白这种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的道理,所以才能为天下制礼作乐。

魏文侯向子夏问道:“我穿上礼服戴上礼帽神情恭敬地去听古乐,就唯恐打磕睡。要是听郑、卫之音,反倒不知疲倦。请问古乐让我产生那样的感觉是何原因,而新乐又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又怎样解释。”子夏回答道:“现在先说古乐:舞蹈时同进同退,整齐划一;唱歌时曲调平和中正而宽广。各种管弦乐器都在静候扮鼓的指挥,柑鼓一响,众乐并作。开始表演时击鼓,结束表演时击饶。用相来调节收场之歌曲,用雅来控制快速的节奏。表演完毕,君子还要发表一通议论,借古喻今,当然不外乎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就是古乐的演奏情形。再说新乐:舞蹈的动作参差不齐,唱歌的曲调邪恶放荡,使人沉酒其中而不能自拔。再加上徘优侏儒的逗趣,男女混杂,父子不分。表演完毕,让人无法给以评论,也谈不上借古喻今。这就是新乐的演奏情形。现在您问的是乐,而您所喜欢的是音。乐这个东西,与音相近而不相同。”

文侯说:“请问此话怎讲?”子夏答道:“古时候天地运行正常,四季风调雨顺,人民道德高尚而五谷丰登,疾病不生,也没有灾祸,这叫做太平盛世。然后圣人兴起,定下君臣父子的名分,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准则有了,于是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然后考正乐律,调和五声,演奏乐器来歌唱,创作诗篇来赞颂,这就叫做“德音”。德音才能称作乐。《诗经》上说:‘王季的美名传播四方,他的德行能够普照天下。既能普照天下,又能施惠于民,所以能够为人师表,能够成为国君,统治一方,能够顺应民心;能够择善而从。等到文王继位,他的道德高尚,连一点小毛病也没有,不但能得到上天的赐福,还能把福泽传给子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今您所喜好的,大概是叫做溺音的玩意儿吧!”

文侯又问道:“请问溺音从何而来呢?”子夏答道:“郑国之音多是男女偷情,使人心志淫荡,宋国之音留恋妻妾,使人意志消沉;卫国之音节奏急促,使人心情烦乱;齐国之音傲慢邪僻,使人志骄意满。这四国之音,都偏重于色情而有害于道德,所以是不用之于祭祀的。《诗经》上说:‘肃雍和鸣之音,祖先才喜欢听。所谓肃肃,就是肃敬之义;所谓雍雍,就是和谐之义。如果能做到既肃敬又和谐,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当国君的,能对自己的好恶采取谨慎态度就好了。因为国君喜欢什么,臣下也就跟着喜欢什么;君长做什么,百姓也就跟着做什么。《诗经》上说:‘诱导民众是很容易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才有圣人出来,制成靴、鼓、控、褐、壤、挽,这六种乐器,是能够发出德音的乐器。然后再用钟、馨、竿、笙来伴奏,使文质相杂,再加上手执午、戚、旎、翟的舞蹈。这样的乐就可以用来祭祀先王之庙了,就可以用来设宴接待宾客了,就可以用来排列官爵高低,身份贵贱而无不得当了,就可以启示后人,使他们懂得有尊卑长幼的次序了。钟声洪亮,洪亮就可以用来发号施令,有了号令就会使人充满勇气,充满勇气则战无不胜。因此,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武将。磐声坚定有力,坚定有力的声音使人明辨是非,明辨是非就会为真理献身。因此,君子听到磐声,就会想到那些为保卫国家而捐躯之臣。琴瑟之声悲哀,悲哀的声音使人清廉刚正,清廉刚正就会守志不阿。因此,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会想到刚正不阿之臣。管乐器的声音宽广,宽广的声音使人会合,会合就能聚众。因此,君子听到管乐器的声音,就会想到善于安抚百姓之臣。鼓擎之声喧闹,喧闹的声音让人激动,激动就会率众前进。因此,君子听到鼓覃之声,就会想到将帅之臣。由此看来,君子听音乐,并不是只听那铿锵悦耳的声音,而是要从乐声中听出某种会心的东西来。”

宾牟贾在孔子身边陪坐,孔子和他谈话。当话题涉及乐时,孔子问道:“《大武》表演开始前长时间的击鼓警众,你说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象征武王开始伐封时担心得不到众诸侯的支持。”孔子又问:“《武》乐的曲调曼长,绵延不绝,这又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象征武王担心诸侯率兵迟到,赶不上参加战斗。”孔子又问:“舞蹈一开始就威武雄壮地举手顿足,这又象征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这象征及时抓住战机,速战速决。”孔子又问:“《武》舞的跪姿是右膝着地,左膝抬起,这象征什么呢?”宾牢贾答道:“您所说的跪姿不是《武》舞的跪法。”孔子又问:“有人说《武》乐之歌有贪图商朝政权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宾牟贾答道:“这根本就不是《武》乐之音。”孔子又问:“如果不是《武》乐之音,那又是什么音呢?”宾牟贾答道:“这恐怕是乐官传授有差错。如果不是乐官传授有差错,那就是武王一时胡涂了。”孔子说:“是的。我从袋弘那儿听来的,和您所讲的一模一样。”

宾牟贾闻言站起,离开席位,恭恭敬敬地问道:“关于《武》乐表演开始前为什么要长时间击鼓警众等问题,已经领教了。而舞者每舞完一节都要亮相好大一会儿,请问这是象征什么呢?”孔子说:“请坐下,听我慢慢给你讲。首先要明白,乐这种东西,它是象征已经完成之事的。从《武》的细节上讲,舞者手持盾牌,稳立如山,这象征武王的威重之容。舞者举手顿足,威武雄壮,这象征太公的必胜决心。《武》舞表演到最后演员都跪了下来,这象征周公、召公的以文治替代武功。再从《武》乐的表演过程来讲,第一节象征武王北出孟津等待诸侯会合,第二节象征武王灭商,第三节象征回师向南,第四节象征南国归入版图,第五节时舞者分为两列,这象征周公和召公一左一右地辅佐天子,第六节时舞者回到表演开始的位置,这象征诸侯凯旋,尊崇武王为天子。在表演过程中,有时在舞队的两侧各有一人摇动铎铃,而舞者以戈矛四度击刺,这象征军威雄壮,威振中国;有时舞者象将帅部署士卒,又摇动铎铃夹队而进,这象征要早一点渡河伐封。至于舞者站在舞位上久立不动,这象征武王在等待各路诸侯的到来。再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对《武》乐的评论吗?武王战胜了殷封王,来到了殷都,未等下车,就把黄帝的后代封于蓟,把帝尧的后代封‘于祝,把帝舜的后代封于陈。下车以后又封夏禹的后代于祀,把商汤的后代安置于宋,整修了王子比干的墓,把箕子从牢中释放出来,让他去寻访商代的礼乐之官并且官复原位。为民众废除了殷封的苛捐杂税,为一般士人成倍地增加棒禄。然后渡过黄河向西,把驾车的马放牧于华山南面,表示不再用它们拉战车;把牛放牧于桃林的原野,表示不再役使它们;把兵车恺甲盖好包好以后收藏到府库里,表示不再使用它们。把干戈等武器倒放,用虎皮包裹起来,这叫做‘把干戈束之高阁’。把带兵的将帅封为诸侯。这样一来,普天之下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打仗了。解散了军队,在郊外的学宫举行射箭比赛。诸侯在东郊习射时,奏《狸首》之曲;天子在西郊习射时,奏《验虞》之曲。战场上那种穿透恺甲的射箭停止了。大家都穿上了礼服,戴着礼帽,腰插笛板,而勇士也不身带佩剑了。天子在明堂祭祀祖先,而民众也就懂得孝道了。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然后诸侯就懂得如何做臣下了。天子亲自耕种藉田,然后诸侯就懂得如何敬祖了。这五件事,是对天下进行教化的重大举措。在太学中宴请三老、五更,天子袒开衣襟亲自切割牲肉,捧着酱请他们吃,端起酒请他们漱口,还头戴礼帽,手执盾牌,为他们起舞。这是示范诸侯怎样敬老养老。像这样,周代的教化就普及四海,礼乐都得到贯彻,而这又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看来,舞者每舞完一节都要亮相好大一会儿,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君子说:礼乐不可片刻离身。深刻体会乐的作用并用以陶冶内.心,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有了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自然感到快乐,感到快乐就会心神安宁,心神安宁就会生命长久,久而久之就会被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这就有如天虽不言,而四季的交替从不失信;神虽不怒,而人人敬畏其威。这就是深刻体会乐的作用从而陶冶内心的结果。深刻体会礼的作用并用来整伤自身的外貌,就会给人以庄重恭敬之感,这种庄重恭敬之感又会使人感到威严。如果内心有片刻的不和不乐,鄙卑诈伪的念头就会乘隙而入;如果外貌有片刻的不庄不敬,轻易怠慢的心志就会乘隙而入。所以说,乐这个东西,是影响人的内心的;礼这个东西,是影响人的外貌的。乐追求的目标在于和,礼追求的自标在于顺。内心和悦而外貌恭顺,那么民众只要看到他的脸色就不会与他相争了,只要望见他的容貌就不敢有轻慢的念头了。由此可见,面色和善发自内心而民众莫不乐于听从,动作中规展现于外而民众莫不乐于顺从。所以说:深刻的体会礼乐之道,并将它用来治理天下,就没有什么难办的事情了。

乐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内心的;礼这个东西,是影响到人的外貌的。所以礼注重谦逊退让,乐注重丰满充实。礼虽注重谦让,但也要自我勉励,以自我勉励为美;乐虽注重丰满充实,但也要自我抑制,以自我抑制为美。礼注重谦让,如不自我勉励,就会由于谦让过分而导致礼数有缺。乐注重充实,如不自我抑制,就会由于充实过头而导致放纵。所以礼讲究自我勉励而乐讲究自我抑制。礼做到了讲究自我勉励就会感到快乐,乐做到了讲究自我抑制就会感到安宁。礼的自我勉励,乐的自我抑制,都是为了做到恰到好处,所以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

音乐和舞蹈,是让人快乐的,这是人之常情,不可或缺。人有了快乐的事,一定要通过声音来表示,一定要表现于动作,这也是人之常情。声音和动作,作为表达人的心情变化的手段,也不外乎就这两点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快乐,快乐又不能不通过声音和动作表现出来,对这种表现如果不给以引导,就不能不出乱子。先王认为出乱子是件丢人的事,所以特地制定《雅》《颂》之声加以引导;使声的曲调足以让人感到快乐而不放荡,使其文辞足以讲求义理而不塞窒,使其声调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单、刚强与柔和、急促与缓慢足以感动人的善心就可以了,不要使放荡之心与邪恶之念影响人心。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所以这样的乐,如果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道来听,就无不和谐肃敬;在地方上演奏,长幼一道来听,就无不和洽顺从;在家门内演奏,父子兄弟一道来听,就无不和睦相亲。所以,这样的乐,是审定一个基调以定调和之音,再配上各种乐器表现其节奏,使节奏合成为乐章,就可以用来使父子、君臣各安其位,和谐相处,使普天之下的百姓亲附。这就是先王制乐的原则。这样的乐,听其《雅》《颂今之声,纯正的思想就会占据脑海;手执盾斧一类的舞具,练习舞蹈的俯仰屈伸姿态,容貌就会变得庄严。按照固定的舞位舞域行进,与乐曲的节奏取得一致,行列就很规矩,进退就很整齐。所以,乐_可以说是天地之间最能合同的东西,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是人情不可缺少的东西。

乐这个东西,是先王用来表示喜悦的;军队和刑罚这一套,是先王用来表示愤怒的。由此看来,先王的喜悦和愤怒,都找到了相应的表达手段:先王喜悦,则百姓们也跟着喜悦;先王愤怒,则暴乱之徒就害怕。先王的治国之道,礼乐可是起了重大的作用啊。

子贡去拜访师乙而向他请教,说:“我听说唱歌要适合各人的性格。像我这样性格的人适合唱什么歌?”师乙答道:“我是一个卑贱的乐工,哪里配得上回答您的问题。我只能告诉您一点我知道的情况,听了以后,由您自己作出判断。宽厚安静、柔和正直的人,适合唱《颂》。志意宏大而安静,疏朗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合唱《大雅》。恭慎而好礼的人,适合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约而谦让的人,适合唱《国风》。坦率而慈爱的人,适合唱《商》。温良而果断的人,适合唱《齐》。唱歌这件事,就是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情,展示‘自己的品德。自己唱了起来以后,会觉得天地也在响应,阴阳和顺,星辰按序运行,万物各得其所。《商》是五帝遗留下来的歌曲,因为商代人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叫做《商》。《齐》是三王遗留下来的歌曲,因为齐国人把它记了下来,所以叫做《齐》。明白《商》曲真谛的人,遇事总能果断。明白《齐》曲真谛的人,能够见利而让。遇事总能果断,这是勇;能够见利而让,这是义。这种有勇有义的人,如果不是通过歌声表达出来谁能知道?所以就歌者的旋律变化来说,或上仰而高亢,或下降而低沉,或拐弯如物之折断那般干脆,或停顿如枯树那般沉寂,平直之音合乎曲尺,回环之音合乎圆规,连绵不断之音恰似一串珍珠。所以唱歌也是说话,只不过是拉长声调的说话罢了。心里高兴,就想说话;说话还不足以表达这种高兴,就拖长声调来说;拖长声调还不足以表达,那就加上咏叹吁磋;咏叹吁磋还不足以表达,那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子贡问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