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直录

黄直,字以方,全溪人。嘉靖二年进士,任漳州的推官,因抗疏论救而下狱。曾从学于阳明先生。见《明儒学案》卷二十七。

【原文】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

先生曰:“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见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见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为许多房子墙壁遮蔽,便不见天之全体,若撤去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是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

【译文】

黄直问:“先生格物致知的主张,是随时格物以致其知。那么,这个知就是部分的知,而非全体的知,又岂能达到‘溥博如天,渊泉如渊’的境界?”

先生说:“人心是天渊。心的本体无所不容,本来就是一个天。只是被私欲蒙蔽,天的本来面貌才失落了。心中的理没有止境。本来就是一个渊。只是被私欲窒塞,渊的本来面貌才失落了。如今,一念不忘致良知,把蒙蔽和窒塞统统荡涤干净,心的本体就能恢复,心就又是天渊了。”先生于是指着天说:“例如,现在所见的天是明朗的天,在四周所见的天也仍是这明朗的天。只因为有许多房子墙壁阻挡了,就看不到天的全貌。若将房子墙壁全部拆除,就总是一个天了。不能以为眼前的天是明朗的天,而外面的天就不是明朗的天了。从此处可以看出,部分的知也就是全体的知, 全体的知也就是部分的知。 知的本体始终是一个。”

〔评析〕

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体,天所包含的一切也同时是心所包含的一切。天的属性就是人心中的本质的内容。所以,心只有一个,天只有一个,知的本体——天也就只有一个。

【原文】

先生曰:“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著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

“‘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译文】

先生说:“圣贤不是没有功业和气节,只是他们能遵循这天理,这就是道。圣贤不是因为功业气节而闻名天下。”

“‘发愤忘食’,因为圣人的志向就是这样,从来就没有终止的时候。‘乐以忘忧’,因为圣人的道就是这样,从来就没有忧郁的时候。只怕不能用得与不得来阐释了。”

〔评析〕

圣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从发用上看,只是一种品行,从本体上看,这种品行并非作做,亦非勉强而为之,更非他人强令其而为之,这是圣人“良知”的表现,有良知即为有道,道在心中,忧可以转化为乐,苦可以转化为甘,祸可以转化为福。这就是圣人遵循天理的缘故。 孔子赞扬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的物质生活很匮乏,但是,由于他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了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能充分体会人生的乐趣而没有烦恼和忧愁。

【原文】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才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相倾上,便浸坏他了。”

【译文】

先生说:“我们这些人致知,也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尽力而为之。今天的良知仅到这样的程度,就只依据今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新的体悟,那就从明天所理解的延伸到底。如此方是精一的功夫。同别人探讨学问,也必须依据他的能力所及。这就如同树刚萌芽,用少量的水去浇灌。树芽稍长了一点,再多浇一点水。树从一把粗到双臂合抱,浇水的多少,都要根据树的大小来决定,刚萌生的嫩芽,如果用一桶水去浇灌它,就会把它泡坏了,又有何益?”

〔评析〕

这里阐释的是一个“致知”必须循序渐进的问题。《荀子·劝学》中说:“学习,从哪儿开始呢?到哪儿终结呢?答曰:依其顺序来说,就是从《尚书》开始,到读《礼经》终结;依其意义来说,就是从成为学士开始,到成为圣人终结。”又说:“诚心积累,功夫持久,就钻得进去;必须学到至死,这才算是尽头。”

【原文】

问知行合一。

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卜。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

【译文】

有人就知行合一的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这需要首先了解我立论的主旨。如今的人做学问,因为把知行当两回事看,所以当产生了一个恶念,虽未去做,也就不去禁止了。我主张知行合一,正是要人知道有念萌发,也就是行了。若产生了不善的念头,就把这不善的念头克去,并且需要完完全全地把它从胸中剔除。这方是我立论的主旨。”

“圣人无所不知,亦唯知一个天理罢了;无所不能,亦唯能一个天理罢了。圣人的本体晶莹亮洁,所以,对每件事他都知道天理所在,因而去穷尽其中的天理。并非等本体晶莹亮洁后,天下的事物才能知道,才能做到。天下的事物,比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计其数。圣人的本体虽晶莹亮洁,对所有这些事物又怎能全部知道?只是无需知道的,圣人就自然不想知道,那么应该知道的,圣人自然打听明白。例如,孔子入太庙,每事必问。而朱熹认为,孔子虽然全部知道,他还是要问,是一种恭敬谨慎的表现。这种观点不正确。礼乐、名物方面,圣人不必全知,他心里只要一个天理,这样,自然会有许多规章制度出来,不知就问,这也正是天理所要求的。”

〔评析〕

圣人心中唯有一个“天理”在,所以无所不知。君子的学问,进入耳、目,明通于心,融贯全身,表现于行。心体晶莹亮洁,说话端端庄庄,行动和和缓缓,时时、处处皆可作众人之表率。

【原文】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

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

直因闻先生之说, 则知程子所谓有 “善固性也, 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其说皆无可疑。

【译文】

黄直问:“先生曾认为善恶只是一个东西。善恶如同冰炭不相容,如何能说是一个东西呢?”

先生说:“至善,是心的本体。本体上稍有闪失就是恶了。并不是有了一个善,就有一个恶来与它相对立。所以说善恶只是一个东西。”

黄直由于听了先生的这番解释,也就明白了程颢所讲的话,它们是“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是过与不及之间耳”。黄直认为这些言论不可置疑。

〔评析〕

心之本体原无善恶,善与恶本不是客观本体的表现。违背本体,就产生憎嫌之情,于是有了恶;顺符本体,就产生仁爱,仁爱之心即为善。善与恶是人心性本体之外的两种对立的属性。世间上没有纯善之人,也没有净恶之徒。再善的人也有责己之心,再恶的动物也有舔子之情。所以,善与恶既是实在的,又是虚幻的。

【原文】

先生尝谓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直初闻之,觉甚易,后体验得来,此个功夫着实是难。如一念虽知好善恶恶,然不知不觉,又夹杂去了。才有夹杂,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的心。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译文】

先生曾这样说过,人只要好善如同喜爱美色,憎恶如同讨厌恶臭,他就是圣人了。

黄直开始听到这话时,认为很简单。后来经过亲身体会,觉得这个功夫原本很难。例如,一个念头虽明白应该好善憎恶,但在无知觉中又有别的掺杂进去。稍有掺杂,就不是好善如同喜爱美色、憎恶如同讨厌恶臭了。对善能切切实实的喜爱,就不会有不善的念头了。对恶能切切实实的憎恨,就不会有邪恶的念头了。如此,又怎能不是圣人?所以,圣人的学问也只是一个“诚”字罢了。

〔评析〕

阳明心学认为,心之本体就是一分“诚”,心诚则善生,诚失则恶生。心原本为一个纯净的本体,恶念生于邪念,邪念生于杂念,杂念不生,心之为净、为诚。所以,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个“诚”字罢了,“诚”不变,则善恶不生。

【原文】

问:“《修道说》言‘率性之谓道’属圣上分上事,‘修道之谓教’属贤人分上事。”

先生曰:“众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率性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又曰:“《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说君子,说颜渊、说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说小人,说贤、知、愚、不肖,说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诚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译文】

有人问:“先生,您的《修道说》中讲‘率性之谓道’为圣人之事,‘修道之谓教’为贤人之事。我心存疑惑,特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平常人也能‘率性’,只是‘率性’在圣人身上的分量多,因此说‘率性之谓道’是圣人的事。圣人也‘修道’,只是‘修道’在贤人身上的分量多,因此说‘修道之谓教’是贤人的事。”

先生又说:“关于《中庸》这本书,大部分是讲修道的事。所以,后面所讲的君子、颜回、子路等,都是能修道的;所讲的小人、贤者、智者、愚者、不肖者、平民百姓,都是不能修道的;另外所讲的舜、文王、周公、孔子等至诚至圣的人,则又是自然修道的圣人。”

〔评析〕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懂得了道,晚上就死去也能心满意足。他还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说人能宣扬真理,使真理发扬光大。而真理却未必能使人显赫一时。孔子这种志在闻道的思想意味着发现或认识真理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执着于实用的。阳明先生所说的“修道”,亦即孔子的“志于道”。

【原文】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译文】

有人问:“儒家学者在半夜三更时分,荡涤心中的思虑,空空寂寂的,这和佛教的静相同。静时,儒、佛都未应事接物,此时两者区别又在哪呢?”

先生说:“动静只是一个。三更时分的空空寂寂,只要是存天理,亦即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也是要遵循天理,也就是三更时分空空寂寂的心。因此动静只是一个,不能分开。理解了动静合一,佛教的纤细区别自然清楚明白了。”

〔评析〕

动静亦为事物发展的两种形式,气之聚散就构成了事物的动静运动。“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天下之动无穷也。”“动则终而复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顺继此道,则为善也;成之在人,则谓之性也。”

【原文】

门人在座,有动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过,终是有弊。”

曰:“矜得太过,如何有弊?”

曰:“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

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译文】

在座的众弟子中,有一个人的举止过于矜持。先生说:“人若过于矜持,最终存在弊端。”

问:“怎么说过于矜持存在弊端?”

先生说:“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若一味在客貌上用功,往往就不能照管到内心了。”

碰到过于直率的人,先生这样说:“如今讲良知学说,若在外表上完全没有约束,又是把心与事当成两回事看了。”

〔评析〕

意志整饬,就可以骄傲富贵;道又隆重,就可以轻贱王公。内心修省,就感到外物轻微,过分直率和矜持,最终流于弊端。所以古书上说:“君子役使外物,小人被外物所役使。”

【原文】

门人作文送友行,问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费思,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

曰:“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

【译文】

有一个弟子写文章为朋友送行。为此,他对先生说:“写文章难免费神,过后一两天总记挂在心。”

先生说:“写文章时思考并无害处。但写完了常记在心,这就是被文章所牵累,心中存有一个东西,反倒还不好了。”

〔评析〕

学问多的为渊博,学问少的是肤浅。见识多的为旷达,见识少的是鄙陋。融汇于心的为功底,容易忘记的是漏失。常存于心但无条理的是牵累,有牵累的杂念不能贯通于良知。

【原文】

又作诗送人。先生看诗毕,谓曰:“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

“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如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此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作一例看,是无轻重也。”

【译文】

又有一个人作诗送人。先生看完诗对他说道:“写诗作文固然好,但要根据自己力所能及,若说得太过,也就不是‘修辞立诚’了。”

“朱熹关于格物的主张,缺少一个主宰处。比如他讲的‘察之于念之微’这句话,就不应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等混为一谈,如此就无轻重之分了。”

〔评析〕

人的言辞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言辞之中内涵着思想。一首诗、一篇文章,都离不开言辞,生动、真实地表达了思想的言辞是“修辞立诚”,而那种没有表达思想,或者表达不深刻、不明确的言辞,则是“文过饰非”了。

【原文】

问“有所忿懥”一条。

先生曰:“忿懥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

【译文】

有人就《大学》中“有所忿懥”这一说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诸如忿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人心中怎会没有呢?只是不应该有罢了。一个人在忿怒时,较容易感情用事,有时会怒得过分,就失去了廓然大公的本体了。因此,有所忿怒,心就不能中正。如今,对于忿怒等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过分在意,心体自会廓然大公,从而实现本体的中正了。例如,出门看见有人斗架,对于错误的一方,我心中很恼火。虽恼火,但我心坦然,不生过多的气。现在,对别人有怒气时,也应该这样,如此才为中正。”

〔评析〕

圣人心怀大德(良知),不用行动,就通晓事物;不用说话,就令人感觉亲切;不发忿怒,就显得威严庄重。这是由于圣人顺从天理而能够戒慎于独处之中,能够戒慎独处,致知方为中正。

【原文】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请问。

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了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译文】

先生曾这样说道:“佛教对于‘相’不执著,其实却对‘相’执著;我们儒家对于‘相’执著,其实却对‘相’不执著。”

黄直就这个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佛教徒担心父子连累他,于是离开了父子;担心君臣连累他,于是离开了君臣;担心夫妻连累他,于是离开了夫妻。这些,均是执著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他才要逃避。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就给他仁爱;有个君臣,就会他忠义;有个夫妻,就给他礼节。什么时候执著于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

〔评析〕

离开家庭和世俗并不是一个“离相”的问题,其实仍是阳明先生自己反复强调的那个“戒慎独处”的问题。能够独处的人必须能“戒慎”,能够“戒慎”,就能常存真诚。父子是亲近的,不真诚,虽常相处而感情疏远;真诚,虽远离,而感情一致。这就是佛教真正不执著于“相”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