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略述朱子论格物,亦可谓乃是朱子言心学工夫之画龙点睛,最后结穴之所在。此下当略述朱子与象山两人之意见相异。

后人言朱陆异同,率谓朱子乃理学,象山乃心学,其说之误,已辨在前。其实两人异见,亦正在心学上。

言朱陆异同,必首及于鹅湖之会。象山兄九龄《复斋》一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

象山和之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此两诗,可见当时二陆要旨。然象山谓《复斋》诗第二句微有未妥。因《复斋》言古圣相传只此心,则欲传圣人之心,仍须读圣人之书,自不免要留情传注,寖及支离。象山改为斯人千古不磨心,则今日之我心,便是往日圣人之心。所谓此心同,此理同,直从己心契入,岂不易简。传心之说,朱子实已早发在前。朱子又曰:

心与理,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人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

凡学先要明得一个心。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此诸语,亦可谓乃是当时理学家共同信守语,朱陆异见,并不在此。

朱子又曰:

施之君臣则君臣义,施之父子则父子亲,施之兄弟则兄弟和,施之夫妇则夫妇别,都只由这个心。

人只要存得这些在这里,则事君必会忠,事亲必会孝,见孺子则怵惕之心便发,见穿窬之类则羞恶之心便发。合恭敬处自会恭敬,合辞逊处自会辞逊。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谓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谓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赞化育,亦只此心也。

人只是此心,以至千载之前,千载之后,与天地相为终始,只此一心。

若尽从此等处看,朱子与象山并无异见。然朱子又谓:

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方见得尽。今陆氏只要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外。所以指文义而求之者皆不为内。只是专主生知安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

简策之言,皆古先圣贤所以加惠后学,垂教无穷,所谓先得我心之同然。凡我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脱有一字不同,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当之归。

此处乃是朱陆两家意见分歧处。朱子言人心之体,从大处说来,无内外,无古今,古圣贤所说,乃先得吾心之同然。此则同是一心,不须分别,若只把现前当下来看己心,则不免规模窄狭,不复能取人之善。

又曰:

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是乃所谓传心。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其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

此较前说更深一层。就圣人言,则圣人之道固一本于圣人之心。就后之学者言,则必学圣人之道而后乃能知圣人之心。此一曲折,便会转入二陆所谓支离与精微的路上去。而且又说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则更似转到外重内轻,把圣人心来作己心准则,与象山意见似更相远。

朱子又曰:

如孝弟等事,数件容先做底,也易晓。若是后面许多合理会处,须是从讲学中来。不然,为一乡善士则可,若欲理会得为人许多事则难。

盖孝弟等事,质美者亦可以生知安行。其他许多人事,则无不从讲学中来,然亦不得摈之在己心之外。故朱子谓陆子静杨敬仲有为己工夫。若肯穷理,当甚有可观,惜其不改。穷理则即是讲学中事。朱子又曰:

孝悌忠信,若浅言之,则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间更无立脚处。故圣人之教,未尝不以为先。若极言之,则所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圣人一贯之妙者,亦不过如此。故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然后因吾日用之间,常行之道,省察践履,笃志力行,而所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贯之者,乃可言耳。盖其所谓孝悌忠恕,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检柙而已。何足道哉。

此处即是《大学格物补传》之所主。在朱子意,孝弟忠信,只属小学事。只是人之常行,日用之间一立脚处。圣人之教亦以是为先。但若极言之,孝弟可以通神明,忠恕可以达一贯,但其间必经过大学一番格物之教,讲学穷理,大有事在。否则

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若不博学,气质纯底,将来只成一个无见识底呆人。若是意思高广底,将来遏不下,便都颠了。

所以又说:

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令之所谓识心者,乃将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礼益卑。今人则议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

此等话,在朱子,亦并不一一针对象山而发。当时理学家风气,过分看重了心,看轻了事。又谓理在心,不在事。又因是而看轻了向外面去求知识。故朱子要说:

根本枝叶,本是一贯。身心内外,原无间隔。

此处所提本末内外,似乎是当时一般理学家所共同认为的一项重要区别。即如二程,向不提及濂溪之《太极图》,又不和康节谈数学。伊川于横渠《正蒙》,则谓其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明睿之照本于内,考索所至则在外。伊川又谓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本之内,见闻之知求之外。此在二程,亦显见有重视内本轻忽外末之倾向。程门诸儒,此一倾向益显。朱子虽宗二程,然言下竭力要泯此内外本末之隔阂。其为《六先生赞》,于二程外又增入周张邵马四人。又在二程中,自谓较近伊川。若从此方面推扩,则理学风气,将为丕变。然在一般理学家眼光中,则朱子似终不免有在枝叶上用力,近乎有驰外之嫌。象山兄弟,实亦以此意见看朱子。象山极重明道,而于伊川则颇致不满。朱子之言象山,则曰:

看子静书,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

又曰:

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底物事,只被私欲遮了。若识得一个心,万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

在朱子意,亦同样主张一切须自我胸中流出,亦主张万法都从心中流出,但又另开一面,主张从外面流入,来广大己心,发明己心。此一面,象山则谓之是支离。朱子又谓自明道转出谢上蔡,自上蔡转出张旡垢,又自旡垢转出了陆象山。象山自谓得之孟子,但朱子则指其亦从程门来。后人袒护象山,谓象山之学亦源自明道,其实朱子已早发此意。

朱子又曰:

抚学有首无尾,浙学有尾无首。

抚学即指象山,浙学则导自朱子老友吕祖谦东莱。但若要在二者间择取其一,朱子则宁取抚学。若不先有内本,则失却了理学传统精神。但朱子则更要由本及末,由内向外,有了首还要有尾。至若有尾无首,则将更遭朱子之呵斥。

由上所述,可见在朱子心目中,象山地位极高,朱子极欲与象山密切讲论以归一是,并时欲对彼我两家异见得一调和。故曰:

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

此处朱子辞极谦退,然亦仍是牢守平日讲学宗旨,总是要本末内外一贯交尽。惟此项工夫,却甚难到达一恰好恰中之境界。往往不偏在这边,便易偏到那边。即朱子于北宋理学诸家中,亦只是要去短集长,求得一恰中恰好。而朱子对于自己工夫,亦时时有反省自谴之辞。在主意上则要不堕一边,而在工夫上,则每觉不遽是恰中恰好。若不明白到朱子这一番心境,则见朱子说话,往往忽彼忽此,像是没有定见。而象山听到朱子这一番说话,却云: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此一说,在朱子看来,亦并非不是。朱子所争,乃在知了尊德性以后,还须得道问学,不要尽靠在一边。不要尽把一边话来开导他人。此处恐是朱陆两家异见之症结所在。后人或有谓象山实是承接明道,伊川与朱子则走入歧途。从极严格之理学传统言,此亦不得谓之全不是。但朱子在理学传统中,意欲恢宏疆宇,廓开道路,把求知精神与博学精神充分加入,则此两家异见,自难调和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