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漠,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推移而无故,在内而合乎道,出外而调于义,发动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顺情,其心愉而不伪,其事素而不饰。是以不择时日,不占卦兆,不谋所始,不议所终;安则止,激则行;通体于天地,同精干阴阳;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元至汤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

逮至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消钢铁,而万物不滋。刳胎杀夭,麒麟不游:覆巢毁卵,凤皇不翔;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人械不足,畜藏有余,而万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处之太半矣。积壤而丘处,粪田而种谷;掘地而井饮,疏川而为利;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霰降虐;氛雾霜雪不霁,而万物燋夭。菑榛秽,聚埒亩;芟野菼,长苗秀;草木之句萌衔华戴实而死者,不可胜数。乃至夏屋宫驾,县联房植;橑檐榱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修掞曲校,夭矫曾挠,芒繁纷挐,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剞劂削锯,然犹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夷羊在牧,飞蛩满野;天旱地坼,凤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兽,于是鸷矣。民之专室蓬庐,无所归宿,冻饿饥寒,死者相枕席也。及到分山川豁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阴阳储与,呼吸浸潭,包裹风俗,斟酌殊,薄众宜,以相呕咐酝酿,而成育群生。是故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由此观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是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圣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

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也,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淫于声,坐俳而歌谣,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说也,掉羽、武象,不知乐也,淫泆无别不生焉。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识也;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诗云: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一,莫知其他。”此之谓也。

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覆露照导,普汜无私;蠉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赢缩卷舒,沦于不测;终始虚满,转于无原。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六律者,生之与杀也,赏之与罚也,予之与夺也,非此无道也。故谨于权衡准绳,审乎轻重,足以治其境内矣。

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名声传于后世。法阴阳者,德与天地参,明与日月并,精与鬼神总;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则四时者,柔而不脆,刚而不鞼;宽而不肆,肃而不悖;优柔委从,以养群类;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爱。用六律者,伐乱禁暴,进贤而退不肖;扶拨以为正,坏险以为平,矫枉以为直;明于禁舍开闭之道,乘时因势,以服役人心也。帝者体阴阳则侵,王者法四时则削,霸者节六律则辱,君者失准绳则废。故小而行大,则滔窕而不亲;大而行小,则狭隘而不容;贵贱不失其体,而天下治矣。

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故闭四关,止五遁,则与道沦,是故神明藏于无形,精神反于至真,则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心条达而不以思虑;委而弗为,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杂焉。精泄于目,则其视明;在于耳,则其听聪;留于口,则其言当;集于心,则其虑通。故闭四关则身无患,百节莫苑,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

凡乱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鸡栖井干;标株欂栌,以相支持;木巧之饰,盘纤刻俨;赢镂雕琢,诡文回波;尚游瀷淢,菱抒紾抱;芒繁乱泽,巧伪纷挐,以相摧错,此遁于木也。凿汗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来谿谷之流,饰曲崖之际,积牒旋石,以纯修碕,抑淢怒濑,以扬激波,曲拂邅迥,以像湡浯,益树莲菱,以食鳖鱼,鸿鹄粱鹔鷞,稻粱饶徐,龙舟鹢首,浮吹以娱,此遁于世也。高筑城郭,设树险阻;崇台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穷要妙之望;魏阙之高,上际青云;大厦曾加,拟于昆仑;修为墙垣,甬道相连;残高增下,积土为山;接径历远,直道夷险,终日驰鹜而无蹟蹈之患,此遁于土也。大钟鼎,美重器,华虫疏镂,以相缪紾;寝兕伏虎,蟠龙连组;焜昱锗眩,照耀辉煌;偃蹇寥纠、曲成文章;雕琢之饰,锻锡文铙;乍晦乍明,抑微灭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缠锦经宂,似数而疏,此遁于金也。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靡流坚锻,无猒足目;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珍地财,此遁于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润湿弗能及,上之雾露弗能入,四方之风弗能袭;土事不文,木工不斵,金器不镂;衣无隅差之削,冠无觚蠃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静洁足以享上帝、礼鬼神,以示民知俭节。

夫声色五味,远国珍怪,瑰异奇物,足以变心易志,摇荡精神,感动血气者,不可胜计也。夫天地之生财也,本不过五。圣人节五行,则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

古者圣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愿。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泽梁毕禁;网署无所布,来耜无所设;民力竭于谣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乃使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

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给,君施其德,臣尽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爱,而无憾恨其间。夫三年之丧,非强而致之;听乐不乐,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绝也。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尽亡,被衰戴经,戏笑其中,虽致之三年,失丧之本也。

古者天子一畿,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诲之不变,乃举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党,封其墓,类其社,卜其子孙以代之。晚世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不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之牛马,傒人之子女;毁人之宗庙,迁人之重宝;血流千里,暴骸满野,以澹贪主之欲,非兵之所为生也。

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丧者所以尽哀,非所以为伪也。故事亲有道矣,而爱为务;朝廷有容矣,而敬为上;处丧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译文】

远古时代圣人治理天下,平和随顺事物本性、寂静无为,保持它们的质性纯真而不加雕饰;他闲静而不浮躁,任凭事物自然发展而不以规矩去限制;他内在精神与道体相符,外在行为与德行协调;他行为举动成顺法度,处事快捷便利事物;他的言论扼要简略而合循事理,行为洒脱简易而随顺常情;他心胸开阔愉悦而不伪作,行事朴实简约而不巧饰。因此,那时候干任何事情都用不着选择良时吉日,不必占卦问卜,不必慎重考虑如何开头,也不必仔细计划结果如何;事物安静不动则随之安然停止,事物激发变化则随之行动变化。他形体和天地自然相通,精神和阴阳二气同融,中和之气和一年四季相和谐,神明和日月相辉映,整个地和自然造化相伴随,交融合和。正因为这样,所以苍天将道德恩泽施予万物,大地将承载乐土养育众生;四时将不失其次序,风雨将不逞暴虐;日月清朗放射光芒,五星循轨不偏方向。在这样的社会盛世下,天道光辉浩荡普照,凤凰麒麟也会翔临门庭,占蓍卜龟也显示吉兆,甘露降临,竹实饱满,流黄宝玉露显,朱草生于庭院,而机巧伪诈没法潜入人的通体透明之心体。

到了道德衰败的时代,统治者开凿山石采刻金石,雕刻金玉做饰品,挑开蚌蛤采取珍珠,熔铸铜铁制造器具,这样就使自然资源大量消耗而不得繁衍。剖开兽胎、扼杀幼兽,吓得麒麟不敢露面遨游;掀翻鸟巢、毁坏鸟卵,使得凤凰不愿出来飞翔;钻石取火,伐木造楼;焚火树林猎死禽兽,放尽池水捕捞鱼虾;人民使用的器械工具缺乏,而统治者国库内的物资储存却聚积有余;各种物类都不能繁衍,草木萌芽、鸟雀下蛋、兽类怀胎,在新生命将诞生时却遭到扼杀,中途夭折的情况占了大半。人们同时积土造山而住在山上高处,往田里施肥来播种谷物,往地下深处掘井取水,疏通河川以求水利,修筑城墙以求安全,捕捉野兽以求驯养成家畜,诸如此类便造成自然界阴阳错乱,四季气候失去次序,雷霆毁坏万物,雹霰降落造成灾害,大雾霜雪不散不停,万物因此枯萎夭折。铲除丛木开扩耕种田地,割除丛草以栽种禾苗,正处萌芽、绽花和结果的草木因此被毁掉的不计其数。以后发展到修建高楼大厦重叠耸立,门户连绵相连,屋檐、椽头处处雕琢刻镂,绘刻着草木花纹图案,其枝条舒展修长、其枝节盘曲婉转,绘有的荷花菱角五彩争艳、绚丽斑斓;各种建筑装饰参差错落、屈伸叠曲、姿态万千、交相倚立。就是像公输、王尔那样的能工巧匠,面对这样的绝作也会不知道如何再去加上一凿一锯。然而这样还是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贪欲。因此原本长青不衰的松柏竹子竟在植物繁盛的夏季枯死,原本川流不息的大河大江也竟会干涸断流。神兽夷羊出现在牧野之地,蝗虫遮天盖地,天旱地裂;凤凰不再翔临,生有勾爪、尖牙、长角、距趾的凶猛禽兽却到处肆虐,捕杀生灵。百姓则拥挤在狭窄的茅房里,无家可归,受冻挨饿,以致饿死冻死者互相枕藉。而后又划分山川谿谷以区别国界,计算人口多少,修建城池,设置机关险隘以作防备,整治官吏制度,制订服饰等级,分别贵贱贤愚,定出善恶,实施赏罚,于是矛盾兴起、战祸迭起,人民百姓遭受冤屈隐痛,而统治者狂杀无辜、惩治无罪之人的情况也就发生了。

天地混合之气融汇而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陶冶化育万物,之所以这样,全凭这纯一之气。因此,上位和下位如离心离德,这邪气就会上升;君臣不和,五谷也不能生长。从立冬到冬至四十六天,天含有的阳气还未下降,地怀有的阴气还未上扬;此时阴阳二气尚未融合,各自在空间游荡徜徉,逐渐互相吸收并浸润扩散成中和之气,包裹着极大范围,准备化育生成万物,遍及芸芸众生使之各得其宜,和气抚养着酝酿着,最终将会化育众多生命。因此,如果春天像秋天那样肃杀,秋天像春天那样繁茂,冬天响雷,夏天降霜,这些反常气候都是由阴阳之气失调之后产生出的有害邪气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宇宙天地的构成原理与运动变化法则,和人体结构与生命运动变化法则是相同的;所以也可说,明白天性道体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变异产生恐惧感;明察天象徵兆人事符验的人,不会对天地自然的怪异产生迷惑感。所以圣明的人能从身边的事推知遥远的事,将万物视为一、千差万别视为无差别,他正气通天地,与整个宇宙世界一起悠闲遨游。在这样一个圣人神明治理的年代,既没有庆功奖赏的诱惑,也没有刑法惩处的威逼,更不必设置礼义廉耻,也无诽恶誉善的事情,百姓们互不侵犯欺凌残害,就像生活在混沌社会之中。而到了社会道德衰败的时代,人多物少,人们付出的多、获得的少,于是心生怨恨,为生活而你争我夺,这时便要借助于“仁”这道德来制止纷争。同时,社会中有人仁厚,有人则不仁,不仁之人还结党营私、心怀机巧奸诈,失去原纯朴天性,这时便要借助“义”来制止这种情况。还有社会中男女都有情欲,且异性相吸引起情感冲动,这样男女混杂不加分隔就会引起淫乱,这时便要借助“礼”来限制男女交往。以及人的性情如果过分放纵宣泄就会威胁生命,心性不得平和之时,就必须借助“乐”来加以调节疏通,所以这时就产生了“礼”。所以,由此看来,仁、义、礼、乐这些东西,均是用来防范、制止某些方面的道德品行的衰败的,但不能说是修身养性的最佳方法。

这样,社会提倡“仁”,是用来防范纷争的;提倡“义”,是用来纠正狡诈不讲信用的;提倡“礼”,是用来规范淫乱的;提倡“乐”,是用来疏通忧愁的。依靠道体神明来安宁天下,这样人心就会返回到人类初始的那种清静无欲的质朴境界;人心一旦返回到这种境界,社会民性就会变善;民性善良就会和天地自然阴阳融会一致,这样四时阴阳和谐有序、万物繁茂、财物充裕,百姓需求一旦满足,贪婪鄙陋、怨恨争斗也就不易滋生。由此看来,以“道体”治理天下,这“仁义”就无须实施。用“道”、用“德”来安定天下,百姓就会纯真朴实,这样百姓眼睛就不易受美色迷惑、耳朵就不会沉溺于淫声;人们就有可能安闲地坐着歌唱,或悠闲地走着吟唱,或飘散着长发而游荡,眼前即使有毛嫱、西施这样的美女,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演奏《掉羽》、《武象》这样动人的乐曲,也引不起他们的快乐,这样,荒淫放荡、男女混杂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在这当中发生。由此看来,用“道”、用“德”安定天下,净化人心,这“礼乐”就无需实施。所以可以这样说,“德”衰以后才有“仁”产生,品行败坏后才有“义”出现,性情失去平和才会用音乐来调节,淫荡风气盛行才会有法度的整治。因此,知道用“道体”来治理天下,这“德”就不值得提倡,明白“德”能净化人心,这“仁义”就不值得实施,懂得“仁义”有救败的作用,这“礼乐”就不值得修订。但如今却是相反:背弃了“道体”根本而去追求仁义礼乐这些末枝,放弃了简要的东西而去用繁琐的东西,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的。

天地之大,可以用矩尺和圭表来测量;星球月亮的运行,可以用历法来推算;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仿;风雨的变化,可以按音律来了解。因此,庞大而能看见的东西,总是能够测量的;明亮而能看清的东西,也总是能够观察的;声音能听到的,也总是能够调节把握的;颜色能看到的,也总是能够区别分辨的。但是,那种大到没有极限的东西,天地也就包容不下了;细到不能再细微的东西,神明也就领略不了了。等到制定律历、区分五色、五音清浊、辨别甘苦以后,这至大至微的纯朴之道就散逸了,也就所谓的“朴散为器”;而到提出仁义、制定礼乐以后,这“德”也被遗弃而成为虚伪了。当虚伪产生,就有以智谋来愚弄人、以诈术来蒙骗君王的事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有人能占有天下,却未能治理好天下。以前苍颉创造文字,上天担心从此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作而务锥刀、天下缺粮,于是降粟雨;鬼恐怕被书文所揭发,故夜哭。伯益发明掘井,龙担心水源干枯而登空离去,山川百神也迁移昆仑栖身。这正是智能越多,德行越薄。所以周朝制造的鼎上铸着巧匠倕的图像,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以说明过分的智巧是不可取的。

所以,至人对天下的治理,心与神相依处,形与性相谐调;静处时依照“德”,行动时合附“理”;顺随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自身规律;他浑然无为,而天下却自然和顺;他恬澹无欲,而百姓纯朴无华;他不用求神祈福,百姓生命不会夭折;人们间不必怨恨纷争而给养充足;他的德泽遍及海内外,并延及后世,但人们却不知道施予恩德的是谁。所以,这样的至人活着没有名号,死后没有谥号;他不聚敛财物,也不追求名誉,施恩的人不自以为有恩德而求报答,受恩惠者也不故作姿态而谦让;美德聚集归附于他身上,却不显出盈满。所以,德行聚集的人,说三道四是伤害不了他的;智慧所不能明了的事,能说会道也无法解释清楚的。不说话的辩才、不能具体规定的“道”,如若有人能通达这种境界,那就叫做进入到天府,这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法知道它产生的缘由,这就是瑶光。所谓瑶光就是养育万物的意思。

赈济生活贫困的人,补助食用不足的人,这样名声就会树立起来;兴办利民之事,消除社会弊病,讨伐叛乱,禁止凶暴,这样功业就会成功。如果世上没有灾害,那么即使是神也无处表现他的德泽;如果上下和睦团结,那么即使是贤人也无法建树他的功业。以前古帝容成氏的时代,人们像大雁一样有序地在大道上行走,干农活时将婴儿放在巢里也没危险,余粮放在田头也不会丢失;可以尾随虎豹、可以脚踩毒蛇而不受其害,人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太平。而到了尧帝的时代,十个太阳一起出来,烤焦了庄稼禾苗,晒死了树木花草,使百姓没有可吃的食物。猰 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这些凶猛禽兽一起出来残害百姓。于是尧帝让羿在畴华这地方杀死凿齿,在凶水这地方杀死九婴,在青丘泽射死了大风,又往天射落九个太阳,在地下杀死猰貐,在洞庭斩断修蛇,在桑林擒获了封豨。这样,百姓都高高兴兴,推举尧为天子。于是天下不管是广阔的地方还是险峻的地方、不管是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都有了道路和村落。舜帝的时代,共工兴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这时龙门尚未凿开,吕梁还没挖通,长江、淮河合流泛滥,天下四海一片汪洋,百姓都逃往山上,爬上大树。于是舜便让禹疏通三江五湖,开辟伊阙,疏导廛水和涧水,整治疏通大小沟渠,使水流入东海。洪水排泄了,九州大地平静了,百姓们都能各安其生。所以他们都称尧舜为圣人。近代的时候,出了桀、纣两个暴君,夏桀修建了琁室、瑶台、象廊、玉床;商纣设置了肉圃、酒池,并耗尽了天下财物,使百姓精疲力尽;纣王还挖出比干的心脏,剖开孕妇的胎腹,正是天下受到骚扰,百姓受到残害。于是商汤率三百兵车在南巢讨伐夏桀,最终将夏桀放逐囚禁在夏台;周武王率三千甲卒在牧野征伐纣王,在宣室杀死了纣王。这样天下才得以安定,百姓得以和乐。因此他们都称商汤、武王为贤人。由此可见,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逢过乱世的祸患。

现在至人生活在乱世之中,胸怀道德,藏匿着无数的智慧,闭口不说,一直到死,所以这世上没有将智慧表露出来而死去的人多着呢!然而天下却没有人懂得珍重这种不喜言说的行为。所以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常“道”,可以用文字叙述的“名”并非常“名”;而那些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可传后人的文字内容,都是粗糙简单不完整的。五帝三王,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但宗旨是相同的,所走的道路不一样,但归宿却是一致的。近代求学问的人,不懂得混元一体之“道”、总括精要之“德”,而只是拿取一些已经成功了的事迹,相聚在一起,正襟危坐而津津乐道,奏着鼓乐、跳着古舞,彼此歌功颂德。所以他们自称博学多闻,但却不能免于糊涂和困惑。《诗经》说:“不敢徒手打虎,不敢无舟渡河。人只知道这一类事(危险),却不知道其他的(危险)事还多着呢!”这正是说的那些所谓的博学多闻之徒。

称帝者应遵循天道,无为而治;称王者应效法阴阳,实施仁义;称霸者应以四季为准则,依法治理;而那些小国君则应以刑律法制管理国家。所谓天道,它以纯朴元气包裹牢笼天地,控制山川,含蕴阴阳二气,调和四季,经纪八极,管理六合,覆盖润滋,昭示引导万物,广泛无私而遍施物类,各种生物无不仰承它的德泽而生长发展。所谓阴阳二气,承受着天地自然中和之气,形成万物千差万别的形体,含蕴着的和气能化育万物;它伸缩舒卷,深入到无法测度的境域,开始时虚空、终至于盈满,周转于没有终始的时空中。所谓四时,春主生育、夏主成长,秋主收敛、冬主藏纳;予取有节,出入有时;它开张合闭不失次序,喜怒刚柔不违原理。所谓六律,是指“生与杀、赏与罚、予与夺”这六种;除此之外,别无他道。所以,谨慎地持守这些权衡准绳、审察这些法度的轻重,就足以治理好所管辖的国家了。

因此遵循天道、无为而治天下的人,则能明白天地之性情,通晓道德之条理;他的聪明能照耀日月,精神与万物相通;动静与阴阳协调,喜怒与四时和谐;他的德泽施及四方以外的区域,名声流传到子孙后代。效法阴阳的人,他的德行和天地相配,英明与日月同辉,精气与鬼神相合;他头顶天穹、脚踏大地,手握圭表墨绳等法度,内能修养心性,外能获得人心,发号施令,天下百姓无不闻风而动。效仿四季的人,柔顺而不脆弱,刚强而不折断;宽缓而不放纵,急速而不紊乱;优柔宽容,以养育各种物类。他的德行可以容纳愚昧不贤之人,没有私心和偏爱。使用六律的人,则能讨伐叛乱、禁止强暴,进用贤才而贬斥不贤者,扶拨以为正,除险以持平,矫枉以成直;懂得禁止、赦免、开启、关闭的道理,顺应时势以驾驭人心。假如称帝者效法阴阳,就会受到诸侯的侵侮;称王者依循四季,就会被削弱国力;称霸者使用六律,就会受到凌辱;那些小国君如失去准绳法度,就会被废黜。所以,由此得出,小国国君实施大国方略,就会显得空疏失体而百姓不会亲附。大国国君实行小国方略,就会显得狭隘紧迫而无法包容天地社会。应当是贵贱都不失自己的体统,这样天下就容易治理了。

天爱惜它的精气,地爱惜它的平静,人爱惜他的性情。天之精是指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地之平是指水火金木土;人之情是指思虑、聪明、喜怒等。所以闭目塞耳、缄口静心,防止精神因物欲而散逸,这样就和“道”融合了。因此,将神明保存于一种静穆虚无的状态中,精气就会返回到至真纯朴的本性内,就可以做到眼睛尽管明亮却什么也不去看,耳朵尽管聪敏却什么也不去听,心体透亮而什么也不去想;委顺事物而不作为,保持平和而不骄矜,冥性命之精,不思虑、不喜怒,不运用聪明,保持心体平静,这样智巧就难以混杂在其中了。人之精通于眼睛,这视觉就明亮;通于耳朵,这听觉就聪敏;滞于口中,这言词就恰当;聚集在内心,这思虑就通达。所以,闭塞目、耳、心、口这四道关口,人体就无忧虑,周身经络畅通不会萎缩。这不死不生、不虚不实,叫做真人。

大凡祸乱产生的原因,都在于国君的放荡淫逸。放纵淫逸的地方表现在五个方面:大兴上木,兴建宫室亭阁,群楼并起,栈道相通;层层如鸡栖,方正如并栏,梁上短柱相互支撑,木头上雕有奇巧的装饰。有弯曲的盘龙,以及浮首虎头之类。雕绘精巧,文饰奇特。有象水纹波涛,荡漾起伏;菱花芋草,互相纠缠在一起。着色细密巧妙,可以扰乱真正的色泽。构思奇巧,互相牵持,而交错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在“木”的方面的淫逸。挖掘深深的沟池,水面宽阔,无边无际。接通溪谷的水源,装饰起曲曲弯弯的堤岸,层层堆砌璇玉之石,沿着蜿蜒的渠道铺成。控制住急流,激起怒涛.而扬起高高的波澜。水流有时曲折,有时相背,有时徘徊不前,就象江河环绕的番禺和苍梧地区一洋。水中大量种植莲藕和菱角,用来供给鱼鳖的食粮。天鹅、鹔鷞、栖息水滨。水稻,高梁,年年有余。乘着豪华的龙舟,扬起高高的鹢首,浮行水面,鼓乐齐鸣。这就是淫逸在“水”的方面。筑起高高的城郭,设立重重险阻,建起雄伟的台榭,圈起巨大的苑囿,用来满足自己观赏的奢望。宫阙高耸,向上和青云相接;高楼层层,可以和昆仑比高。修起墙垣,建筑物之间有飞阁复道相通。掘平高邱,填高洼地,累积土石成为山峦。奔驰在大道上,通达到很远的地方。使危道变为平直,使险阻化为坦途。终日急驰,而没有绊倒的威胁。这就是淫逸在“土”的方面。铸起大的钟鼎,修造待美的重器,在金钢器上雕饰花草鸟虫,互相交织在一起。犀牛在酣睡,老虎在俯伏,苍龙在盘旋,这些动物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光彩焕发,互相交错,使人迷乱不清;金光四射,灿烂夺目。回环往复,缠绕交织,弯弯曲曲地组成华美的纹饰。锻炼锡铁,使之文理光滑细腻,而使人不能直视.因而有忽明忽暗的感觉。宝剑之美,消除了微小的斑点,闪着白光,犹如寒箱,浸进剑体之中。斜纹如同席纹,排列有致。缠绵冗长,象织锦的经线一样。寒光耀眼,使人看起来细密,又好象疏松。这就是淫逸在“金”的方面。煎熬烧烤美味佳肴,调剂合适的口味,吃尽楚国、吴因的各种不同的风味。焚烧树林而去围猎。烧掉巨大的木头,拉起风箱,用来冶炼铜铁。铁水涌流,打成坚固的器用,还不满足……整天从事这样的工作。山上没有了高大的树木,林中没有柘树、梓树。烧掉木材来作炭,焚毁野草来作灰,原野草木被烧得光秃秃的,草木不能按照天时来生长。火光炎炎,上面掩蔽了太阳的光辉,下面耗尽了大地的资财。这就是淫逸在‘火”的方面。这五个方面,在其中一个方面大肆淫逸,完全可以使天下灭亡。

古时候有建立明堂的制度。在明堂的下部,潮湿之气不能达到;在它的上面,浓雾寒露不能进入,四方之风不能侵袭。土建墙壁不加粉饰,木梁也不作雕凿,使用的金器也不用刻画,穿衣用全幅,边角不加剪裁:冠用平直,不加修饰。明堂广大,能够在里面集会、行礼、发表政事文告。安静、洁净,完全可以用来祭祀天帝,礼敬鬼神,实行明堂的制度,告诉人们要知道节俭。

追求那些五声、五味、五色及远方国家的奇异之物,完全能够用来改变人的心志,动荡人的精神,感动人的血气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来计算的。天地之间生出的财物,根本的东西不过五种。圣人能够善于调节五行,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致荒废。大凡人的性情,不喜不怒不违背性情就能感到快乐,快乐就要冲动,冲动就要顿足动手,顿足就要全身动荡,动荡就要唱歌,唱歌就要舞蹈,有歌有舞符合节拍就全使禽兽跳跃起来。大凡人的性情,心中有忧虑、懊丧就要悲痛,悲痛就要伤心,伤心就要悲愤,悲愤就要发怒,发怒就要发生动作,动作就使手脚不得安宁。大凡人的性情,被人侵凌冒犯就会动怒,动怒则血液上充,上充则脾气激动,脾气激动则有怒火,怒火爆发愤恨就消释了。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是用来文饰喜悦之情的;衰旸、苴杖,丧礼的仪节,是用来文饰悲哀之情的;兵革、斧钺,是用来文饰愤怒之情的。只有他的朴实之性存在,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文饰。

古时候圣人在位,政治教化清平,对天下人民广施仁爱,上下同心协力,君臣之间和睦共事,衣食丰足,家有饶余,父亲慈爱,儿子孝敬,兄长善良,幼弟和顺,生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也没有遗憾,天下和谐,人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众人心中快乐,但不会产生有人恩赐之情。因此圣人替他们制订乐律来加以协调节制。末世的政治,种田打渔的人被取以重税,关卡集市紧急征收赋税,水泽、山粱全部禁止捕捉和采摘,鱼网没有办法撤下,农具没有办法放置,百姓的力量消耗在繁重的徭役上,财富被赋税征收干净,居家的人没有食粮,奔走在外的人饿着肚子,年老的人无力奉养,死去的人无法安葬,抵押妻子,卖掉儿子,用来供给国君的需求,还不能够满足。即使是愚蠢至极的男女,都有离散的痛苦和悲感的心情,却竟然给他们击起大钟、敲起鸣鼓,吹奏竽笙,弹起琴瑟,已经失去了作乐的根本了。

古时候国君需求少,而百姓给用充足。国君施行他的德泽,而臣下尽献他的忠心,父亲施予他的仁慈之爱,儿子竭尽他的孝道,各人表达自己的爱抚之情,而没有怨恨、遗憾在其中了。那种实行的三年之丧,不是强迫致使别人去做。三年服丧之时,听音乐不感到快乐,吃美味不觉得甘甜,是因为思慕悲哀之心,没有断绝。晚世风气习俗败坏,食欲无有止禁,礼义遭到废除,君臣之间互相欺骗,父子之间互相怀疑,怨恨充满胸中,父子之间的思慕之心,全部丧失。披涕戴旸,却在其中戏耍玩笑。即使让他们服丧三年,也失去了服丧的根本目的了。

古时候天子封地方圆干里,诸侯方圆百里,各自守护自己的边界,不能相互侵扰。有不推行天子政令,残害万民,争夺土地,触犯破坏禁令的,召见他不来到,命令他不实行,禁令他不停止,教诲他不改过的人,便举兵来讨伐他,杀掉它的国君,更换他们的党羽,祭祀他的社神,经占卜选择他们子孙中有贤德者来取代他。晚世务求侵占他国,扩张土地,兼并不能停止。发动不正义的战争,讨伐没有罪过的国家,杀死无辜的人民,绝灭先圣的后代。大的国家出兵对抗,小的国家保守城池。驱逐别人的牛马,拘系他人的子女,毁坏别国的宗庙,搬走它国的珍宝,以致流血干里,横尸遍野。以此来满足贪婪的国君的欲望。这不是发动战争的目的。

因此军队是用来讨平暴乱的,不是用来进行暴力活动的;行乐是用来陶冶情性的,不是用来进行淫乱活动的;服丧是用来表达悲哀之情的,不是用来作假的。所以奉事亲人是有规定的,而要把“爱”作为致力的目的;君臣朝见是有固定礼容的,而要以恭敬为要求;处理丧事是有礼节的,而要以悲哀为主要目的;用兵是有战略规定的,要以讲求道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了,而大道就可以行得通,根本破坏了,而大道就会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