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锦

自从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周礼》、《礼记》做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仪礼》记的是冠、婚、丧、祭、饮、射、燕、聘、觐的具体仪式;《周礼》是通过记述三百多种职官的职务,从而展开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设想;而《礼记》的内容则侧重于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西汉时只有《仪礼》取得了经的地位,而有关礼的一些“记”,仅是《仪礼》的从属性的资料。王莽执政,《周礼》列为官学,被视为经典,东汉时期虽排之于官学之外,而已传习于世。汉末《礼记》独立成书,此后讲习“礼记”的渐多,到了唐代,开始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从汉末到明、清,就“三礼”来说,《礼记》的地位起来越高。尽管《仪礼》、《周礼》两书的体例比较完整,而《礼记》是部没什么体例可言的儒学杂编,取得经典地位也最晚,但从对社会、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来说,《礼记》远比《仪礼》、《周礼》为大,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第一节 《礼记》的编定及其历史地位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这是传统的说法。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

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内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揖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着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藏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他的《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扎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第二节 《礼记》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由郑玄作注而能够传世的《礼记》,共收四十九篇文字。目录是:《曲礼上》第一,《曲礼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问》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礼运》第九,《礼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内则》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丧服小记》第十五,《大传》第十六,《少仪》第十七,《学记》第十八,《乐记》第十九,《杂记上》第二十,《杂记下》第二十一,《丧大记》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义》第二十四,《祭统》第二十五,《经解》第二十六,《哀公问》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闲居》第二十九,《坊记》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记》第三十二,《缁衣》第三十三,《奔丧》第三十四,《问丧》第三十五,《服问》第三十六,《间传》第三十七,《三年问》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壶》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学》第四十三,《冠义》第四十三,《昏义》第四十四,《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射义》第四十六,《燕义》第四十七,《聘义》第四十八,《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礼记》这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大体上可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有专记某项礼节的,体裁跟《仪礼》相近,如《奔丧》、《投壶》。

有专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它们是份别解释《仪礼》中《土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丧服》各篇的,跟《仪札》关系最为密切。

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

有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王制》、《礼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传》、《祭法》、《祭统》、《深衣》等篇。

有侧重记日常生活礼节和守则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就是。

有记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缁衣》、《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哀公问》、《儒行》等,这些篇大都是托名孔子的儒家言论。

有结构比较完整的儒家论文,如《礼运》、《学记》、《祭义》、《经解》、《大学》、《中庸》。

此外还有授时颁政的《月令》,意在为王子示范的《文王世子》。

以上所列并非科学分类,只不过想通过它粗略地反映各篇的性质。

《礼记》是部儒学杂编,里面包含儒家的思想史料相当丰富。研究早期儒家思想,需要读《论语》,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读《礼记》了。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

从《礼记》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儒家对人生的一系列的见解和态度。《王制》、《礼运》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礼运》展示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

《礼记》有不少篇章讲修身作人的,象《大学》、《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资料。专讲教育理论的《学记》,专讲音乐理论的《乐记》,其中精粹的言论,至今仍然有研读的价值。

《曲礼》、《少仪》、《内则》等篇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贵族家庭成员间彼此相处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些细节极为繁琐、迂腐、呆板、缺乏生气,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借鉴的。读了这些篇,我们可以知道,说中国是个文明礼义之邦,绝不是个空泛的赞语。

《礼记》关于丧祭之类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类文字有四大特点:琐碎、枯燥、难懂、远离今天的生活。可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宗法制度的人们来说,实是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对《仪礼·丧服》的补充和说明。

《礼记》中还有不少专篇是探讨制礼深义的。这类文章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举例来说,《昏义》是解释《昏礼》制定意义的专篇。一开始就解释为什么要重视婚礼,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长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礼节。从而得知,结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儒家并不着眼于当事男女的幸福,而是:一,密切两个家族的关系;二,男方死去的祖先,有人祭祀了;三,传宗接代。儒家认为,结婚只能是家族中的一件庄重的事,不是个人的美事。传宗接代意味着新陈代谢,这样,做人子的不能无所感伤,所以《郊特牲》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郑玄注说“序犹代也”。

此外,儒家对各种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等等,在《礼记》中也都有一套解释。显然,研究这些都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有对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起消极作用的部分,如全力维护等级制度,顽固宣扬男尊女卑等等。这些,在《礼记》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

总之,《礼记》是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第三节 《礼记》的读法及其参考书

读《礼记》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正文和郑注上。不要喧宾夺主,就是说,不要忽视正文、抛开郑注而花很大精力去看其它的注解书籍。

读《礼记》应该把四十九篇文字分成几大类去读。篇章性质相近,资料范围相同,就更容易索解。

读《礼记》应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按前面粗略的分类来说,可以先读那些文字比较通畅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其次读有关孔子言论的,如《坊记》、《表记》等篇;其次读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篇;其次读记述各种礼制的,如《礼器》、《郊特牲》等篇;其次读记载生活日常礼节的,如《曲礼》、《内则》、《少仪》等篇;最后读那一批有关丧事丧服的。

读《礼记》要孤立难点。比如每读一篇,凡看不懂的正文、郑注,或对郑的注解有所怀疑的地方,都一一标出。等读完一篇后,回过头来,再看《礼记正义》或其他注解书。《礼记》文字比《易经》、《尚书》、《仪礼》好懂些,每篇通过郑注仍看不懂的地方,一般说来不会很多。把一些难词难句集中起来,用有关注解书、工具书解决,这是比较省力省时的办法。

五十几年前,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一书中,对读《礼记》应该注意些什么,提出了很有指导意义的意见。现摘录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他说:

第一、记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辞,不可轻认为历史上实事。即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旧,大抵属于当时一部分社会通行者半,属于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极谨严的态度观之。

第二、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已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实皆附之于孔子,立言亦每托孔子以自重,此其-。“子”为弟子述师之通称,七十子后学者于其本师,亦可称“子”。例如《中庸》、《缁衣》……或言来自子思子,则篇中之“子”亦可认为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即使果为孔子之言,而展转相传,亦未必无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部《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须审择也。

他还强调指出:

当知此丛书并非一人一时代之作,其中各述所闻见、所主张,自然不免矛盾。故只宜随文研索,有异同者则并存之,不可强为会通,转生轇轕。

应该说,梁氏的这些意见,对《礼记》的读者确实是十分有益的提醒。

除郑玄的《礼记注》之外,注解《礼记》的著作还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杭世骏的《续卫氏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宋以下的这些注解书,卷帙浩繁,也不够精审,不必通读。十三经中唯《礼记》一种,清人没有作新疏,清人关于注释《礼记》的著作,从总的情况来看,还没有超过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所以说,读《礼记》的注解,还是应以郑玄的《礼记注》为主,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为辅。其他著作只能算是参考书籍,聊备翻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