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似乎于礼敬上不大好,适之先生是诸位同学的师长,是我们敬爱的朋友,似乎不应该批评到他的人,而且近许多年来社会上很不注重礼敬,我常觉得不好,今天这个讲题,自然也难免此弊。如果我是适之先生,一定心里也要想,我的人生态度何必要你批评呢?但是这有一个特别缘故。近几年来社会上仿佛有一种与从前不同的人生态度上的风气。这种风气如果有一个很有思想很有价值的人替他做中坚,把他的道理说得圆融通妙,便可以像是很站得住,于此便有一个极大的毛病,即是使人很难发觉他的缺点和流弊,倒还不如没有人替他做中坚的好。我们因为反对这种风气,当然须对于能使此种风气立得住脚的先生们下批评,适之先生可以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要对于他下批评,实际上就是批评这种风气,并不是无端的向适之先生麻烦。这是我先要声明的。

但是我怎么能知道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呢?老实讲,其实无论谁也不能知道谁的人生态度,就是自己也不能知道自己的,因为现在大家所有的都仅仅是一片话。我对于适之先生的知道,当然也不过是他那一片话。适之先生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不朽》。《不朽》的题目底下有“我的宗教”四个小字;文章后面有三行附注:“这一篇和本志四卷二号陈独秀先生的《人生真义》,陶孟和先生的《新青年之新道德》,四卷四号李守常先生的《今》大旨都相同,这四篇差不多可算是代表《新青年》的人生观的文字,读者可以参看。”这四篇文章意思都差不多,而以此篇为最能代表,文章做得真好,说理也很圆到。兹先叙其大意,然后批评。

他说社会是有机的;又引来勃尼慈“世间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的话,说是有机的世界观。他说从这有机的社会观和有机的世界观上面,生出他的“社会的不朽论的大旨是:

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种种从前的因,种种现在无数“小我”和无数他种势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这个“小我”的一部分。我这个“小我”,加上了种种从前的因,又加上了种种现在的因,传递下去,又要造成无数将来的“小我”。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谥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点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说完了“小我”的关系,在末了他又提出他那“我的宗教”。他说:

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孤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这一篇话,说得的确很好。假如我不是以前本来站在别的一个立足点上,一定也要很受他的感化。况且这些话也实在可以于大家有许多益处,我也并非说有机的社会观是不对;我只是说这种人生态度是把重心放在外面的。本来社会上就容易如此:总要替他的生活“找”一个价值,“找”

一个意义,总是怀抱着许多的意思向外去“找”,怎么可以有成就,怎么可以不失败。适之先生这一派的说法就恰好给这“向外找的态度”以一种圆融通妙的道理,使他居然像是站得住。陈仲甫先生和李守常先生的意思,大致也差不多,大意是我们应该对于社会负责任,应该努力创造许多幸福,大家享受,益且使后人也可享受。

我们批评这种人生态度,先说其浅薄无能力,然后稍稍指出他的错误。

像这样的一片话,在情志没甚不安的人可以听得入耳,如果在情志大动摇的人,如因失恋而几至自杀者,那就完全不相干。不但如此,就是对于深感人生的空虚和烦闷及对于人生十分疲乏的人,也是完全无效。因为那种造福负责任的话,太同他的问题没有关系。拿这样浅薄的道理来对付生活,必是未曾深深的尝过人生的滋味。大约失恋的痛苦,人生空虚疲乏之感,他都不曾领略过。真正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的,一定晓得这片道理是无济于事的。他没有替青年解决烦闷的能力。

再进一步,这片道理不但没有救药的能力,实在恐怕还要更增加人的烦闷。因为人家本来很烦闷,听说有一片好道理可以替他解决,当然高兴,等到看见所谓顶好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岂不使他更失望更烦闷。所谓造福,不过是衣食男女;所谓负责任,不过是把衣食男女的功夫做得更好一点;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要替社会造福呢?我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任呢?愈问愈不得其解,即愈增其烦闷。

但是这种烦闷就没有法子解决吗?有的。原来这种烦闷的病源就是一个“找”。他本来在那里找,你更引他去找,结果愈找愈找不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是不能找的;你去找,一定不能得。“人生意义与价值在何处”

这个问题根本是不该当解答的,因为人生本无意义与价值。人生无所谓有意义与有价值,也无所[谓无]意义与无价值。所谓人生的意义,就是问“我为什么生活?”当他问的时候,就是想要“找”一个意思。可是我们平常所谓意义,所谓价值,都只是日常的片段的零碎生活偶然应用的一个名目。比如问“我现在为什么来讲演?”或者说是为的使大家可以多了解一点我的意思。当人作如是分别时,实已先有一个大标的在,这大标的虽不必是人有意去建立,但无意中实已存在。所谓意义,都只有对待此大标的而后可言。比如说话者是为什么的,即是先已有“我要活着”的大标的。

合于这种大标的,通常叫做有意义;不合的就叫无意义,甚或还要加以屏斥。这样的虽然比较的算大,但还是生活中的小段,不是绝对的,还是有所为的。真正完全的整个的生活则不然;他不是关系于其他种种的。整个的意思,就是绝对的,非片段的。所有平常用的评算衡量,只能施于片段的生活而不能施于整个的生活。平常因为把生活看成片段惯了,把找意义的态度养成了习惯,便不觉的也去施用于整个的生活。其实整个的生活并不与其他种种有关系,根本说不到意义与价值。我还可以说,假使(实际上不会有的)你经过种种的研究商酌,确定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其实还不是你的真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因为你无论如何是一个后来的追加。根本上“找”的态度就很可怜。你生活便生活好了,“找”什么呢?根本的救济方法,便是放下你“找”的态度。我只要一放下,便什么都有了:标的也有了,意义也有了,价值也有了。所谓责任,只能对自己,不对其他;我的责任只有当下的责之于己者。我觉得大家总是不重己的一面,总要向外拼命的去找,无论谁都是这样。那种种情形,如贼入室,如鼠出洞,东张西望,总想着手一点而去,实在真正可怜。我从前有一篇文章里曾有一段话也是这个意思,现在略述于下。

我们看着社会上一般人陷溺在不合理的生活中真是痛苦,真是可怜,不能不说几句话。《东方杂志》译载罗素所作《中国国民性的几特点》说中国人不好一面的特点头一件就是贪婪。这话在今日社会上贪风炽盛的时候,是无法否认的。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由于他们人生态度的谬误。他们把生活的美满全放在物质的享乐上,如饮食男女起居服用等一切感觉上的受用。总之,他以为乐在外边而总要向外有所取得,两眼东觅西求,如贼如鼠。其实如此是得不到快乐的;他们把他们的乐已经丧失净尽,再也得不着真实甜美的乐趣。他们真是痛苦极了,可怜极了。在我想这种情形似乎是西洋风气进来之后才有这样厉害。几十年前中国人还是守着他们自来耻言利的态度,这是看过当时社会情形的人所耳熟能详的。中国国民性原来的特点恐怕还是比别的民族好讲清高,不见得比别的民族贪婪。近来社会上贪风所以特别炽盛,是西洋人着重物质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观念所启发出来的。贪婪在个人是他的错谬和苦痛,在社会是种种罪恶的病原菌,例如最大的政治紊乱问题即出于此。如果今日这种贪婪的风气不改,中国民族的前途就无复希望,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要改贪风,必须根本掉换过这种人生态度。我们看见近来论人生观的文章,如陈仲甫先生的《人生真义》,李守常先生的《今》,胡适之先生的《不朽》,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使我们满意。他们那些话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虽然不应与贪婪的风气混为一说,但实在都是那一条路子,就是说同样的是向外找而不在自身上体认人生的价值。在这条路上无论话说得怎样的好,也不能让人免于流入贪婪或转移贪婪的风气,至于解决烦闷,奠定人生,更说不到了。

照我说: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可指,如其寻问,那就只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义,人生没有什么价值可评,如其寻问,那么不论何人当下都已圆满具足,无缺无欠(不待什么事业功德学问名誉或什么其他好的成就而后才有价值):人生没有什么责任可负,如其寻问,那么只有当下自己所责之于自己的。尤其要切着大家错误点而说的,就是人生快乐即在生活本身上,即在活动上,而不在有所享受于外。所以应该改换过那求生活美满于外边享受的路子,而回头认取自身活动上的乐趣,各自就其适宜的地方去活动。人类的天性是爱活动的,就在活动上而有其乐趣。比如儿童的好动即其天性,他连几分钟的静坐都办不到。大人也是如此,乐的时候必想动,动的时候必然乐。因为活动就使他生机畅发,那就是他的快乐,并不要另向外面找快乐。大约一个人都蕴藏着一团力量在内里,要借着一种活动发挥出来,而后他的人生[才]是舒发的,快乐的,同时也就是合理的。我以为凡人都应当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相当的地方去活动:喜欢那一种科学就弄那种科学,喜欢那一种艺术就弄那种艺术,喜欢那一种事业就去从事做那种事业。总而言之,找个地方把自家的力气用在里头让他发挥尽致。这样便是人生的美满;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价值;这样就有了人生的乐趣。

讲了这一大片,说话虽然没有什么修理,但是我同他们两边不同的态度已经可以见得出来。最后我还要声明:根本上我们大家所讲的都只是一片话,都是想拿一片话指导自己的生活,其实实际上的生活不一定能够如此。心里的意思时时仅仅是一个意思,并不能使实际生活全与符合。我现在虽然并不能将“找”的态度完全放下,但很想往那边做,因为我确实知道“只要一放下‘找’的念头,里边的乐趣便立刻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