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一般人,有的以共产党为洪水猛兽,有的以军阀为贪鄙糊涂,其实这都是因为隔膜的缘故。人与人彼此之间,都相差不多,距离是很近的;如果有距离,只是到末流时才大,开头是很小的。社会间的人,需要彼此了解;否则彼此隔阂,将会增加社会的不安,是社会扰乱冲突的主要因素。

再则此人作军阀,彼人作共产党,其责任均不在他自己。过分责备与过分看着这一个人,同样是很错误的事。我们应当看重社会关系与其历史的演变。个人在社会中的分量真是太小了,社会环境之力真是太大啊!昔时有人批评曹孟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为能臣,为奸雄,其权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治世乱世的社会环境,在此种社会中则如此,在彼种社会中则又将如彼,这真是最确实的话。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工夫,要紧的就在转移社会之大势,把每一个人放在一个合适的场合中,使他们得以尽量发展其天才,各得其所用。我的用心与认识就是如此。乡村建设运动,必能如此转移社会大势,才有其意义。

至如何转移社会大势的话,我在《乡村建设理论》中都曾述及,现在不再细说。但都必须先认清中国社会的形势才好讲。中国社会的形势与其他社会的形势是颇相反的。尤其是在想藉着这形势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将走入不同的路径。照一般的例说,每一个国度内,都有几种样、几部分、几方面不同的势力,在他们彼此间,一面是相互依存,一面又是互相矛盾,如果互相依存的一面多有发挥的可能时,那么,这社会就平顺地向上进步;如果进步到满了那可能的限度时,则其矛盾的一面就严重化、尖锐化,而免不了要爆发革命。所有其政治构造都是依于此形势而建立;所有其社会内各样的政治运动,亦无非本着其为某种样、某部分、某方面势力的背景和立场而向前竞争或斗争。在竞争斗争中,也有走调和联合路的,但没有单纯走调和联合路的;因为其间常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而无法言调和联合。中国今日恰是落到一个散而且乱的情形,其社会内部没有清楚的分野,一切人的背景立场可以说都不同,又都差不多,其间的矛盾都不重大、不坚强;因此几乎无法形成一种政治构造。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尽着力量抛开各自特殊的背景、立场,而单纯地求调和、联合,以谋其社会内部的调整统一,以应付国际环境。

我深刻相信;人当初的动机都是好的,没有谁安心去害人。不单共产党当初动意原无不善,就是军阀也未尝不想要好。我们在这时切不可把人家看得都不好,把自己看得都太好;应当深切认识人都是差不多的——人情大抵不相远。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来,打破一切成见,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了解,才可以沟通一切而联合一切,才可以转移社会关系,才可以挽救这垂危的民族!唯有这条道路可以走。现在所要的是要合不要分,要通不要隔。谁能联合一切,打通一切,谁就是能转移社会关系而让民族复活的。民族的生命就维系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心胸态度,并以此相信、相谅、相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