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我国历史里永被纪念着的一个人。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相传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竞渡据说原来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来是祭他的。现在定五月五日为诗人节,也是为了纪念的缘故。他是个忠臣,而且是个缠绵悱恻的忠臣;他是个节士,而且是个浮游尘外、清白不污的节士。“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1],他的身世是一出悲剧。可是他永生在我们的敬意尤其是我们的同情里。“原”是他的号,“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国的贵族,怀王时候,作“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现在的秘书。他很有学问,熟悉历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参赞国事,一方面给怀王见客,办外交,头头是道。怀王很信任他。

当时楚国有亲秦、亲齐两派;屈原是亲齐派。秦国看见屈原得势,便派张仪买通了楚国的贵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怀王面前说他的坏话。怀王果然被他们所惑,将屈原放逐到汉北去。张仪便劝怀王和齐国绝交,说秦国答应割地六百里。楚和齐绝了交,张仪却说答应的是六里。怀王大怒,便举兵伐秦,不料大败而归。这时候想起屈原来了,将他召回,教他出使齐国。亲齐派暂时抬头。但是亲秦派不久又得势。怀王终于让秦国骗了去,拘留着,就死在那里。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屈原更不用说了。可是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却还是听亲秦派的话,将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国的侵略一天紧似一天;他不忍亲见亡国的惨象,又想以一死来感悟顷襄王,便自沉在汨罗江里。

楚辞》中《离骚》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时候所作。《离骚》尤其是千古流传的杰构。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时作的。他感念怀王的信任,却恨他糊涂,让一群小人蒙蔽着,播弄着。而顷襄王又不能觉悟;以致国土日削,国势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见疑,忠而被谤”[2],简直走投无路;满腔委屈,千端万绪的,没人可以诉说。终于只能告诉自己的一支笔,《离骚》便是这样写成的。“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3]。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4],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呐!”一样;心里乱极了,闷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什么组织的。

篇中陈说唐、虞、三代的治,桀、纣、羿、浇的乱,善恶因果,历历分明;用来讽刺当世,感悟君王。他又用了许多神话里的譬喻和动植物的譬喻,委曲的表达出他对于怀王的忠爱,对于贤人君子的向往,对于群小的深恶痛疾。他将怀王比作美人,他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情辞凄切,缠绵不已。他又将贤臣比作香草。“美人香草”从此便成为政治的譬喻,影响后来解诗、作诗的人很大。汉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5]“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人香草用作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诽而不乱”是怨而不怒的意思。虽然我们相信《国风》的男女之辞并非政治的譬喻,但断章取义,淮南王的话却是《离骚》的确切评语。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约汉人才合在一起,给了“九章”的名字。这里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时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时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6];引史事,用譬喻,也和《离骚》一样。《离骚》里记着屈原的世系和生辰,这几篇里也记着他放逐的时期和地域;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自叙传。他还作了《九歌》、《天问》、《远游》、《招魂》等,却不能算自叙传,也“不皆是怨君”[7];后世都说成怨君,便埋没了他的别一面的出世观了。他其实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学。这可以说是神仙家,出于巫。《离骚》里说到周游上下四方,驾车的动物,驱使的役夫,都是神话里的。《远游》更全是说的周游上下四方的乐处。这种游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远游》开篇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篇中又说“临不死之旧乡”。人间世太狭窄了,也太短促了,人是太不自由自在了。神仙家要无穷大的空间,所以要周行无碍;要无穷久的时间,所以要长生不老。他们要打破现实的、有限的世界,用幻想创出一个无限的世界来。在这无限的世界里,所有的都是神话里的人物;有些是美丽的,也有些是丑怪的。《九歌》里的神大都可爱;《招魂》里一半是上下四方的怪物,说得顶怕人的,可是一方面也奇诡可喜。因为注意空间的扩大,所以对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在在都有兴味。《天问》里许多关于天文地理的疑问,便是这样来的。一面惊奇天地之广大,一面也惊奇人事之诡异——善恶因果,往往有不相应的;《天问》里许多关于历史的疑问,便从这里着眼。这却又是他的入世观了。

要达到游仙的境界,须要“虚静以恬愉”、“无为而自得”,还须导引养生的修炼工夫,这在《远游》里都说了。屈原受庄学的影响极大。这些都是庄学;周行无碍,长生不老,以及神话里的人物,也都是庄学。但庄学只到“我”与自然打成一片而止,并不想创造一个无限的世界;神仙家似乎比庄学更进了一步。神仙家也受阴阳家的影响;阴阳家原也讲天地广大,讲禽兽异物的。阴阳家是齐学。齐国滨海,多有怪诞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到那里,所以也沾了齐气。还有齐人好“隐”。“隐”是“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8],是用一种滑稽的态度来讽谏。淳于髡可为代表。楚人也好“隐”。屈原是楚人,而他的思想又受齐国的影响,他爱用种种政治的譬喻,大约也不免沾点齐气。但是他不取滑稽的态度,他是用一副悲剧面孔说话的。《诗大序》所谓“谲谏”,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倒是合式的说明。至于像《招魂》里的铺张排比,也许是纵横家的风气。

《离骚》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参差不齐为主。“兮”字足句,三百篇中已经不少;句逗参差,也许是“南音”的发展。“南”本是南乐的名称;三百篇中的二《南》,本该与《风》、《雅》、《颂》分立为四。二《南》是楚诗,乐调虽已不能知道,但和《风》、《雅》、《颂》必有异处。从二《南》到《离骚》,现在只能看出句逗由短而长、由齐而畸的一个趋势;这中间变迁的轨迹,我们还能找到一些,总之,决不是突如其来的。这句逗的发展,大概多少有音乐的影响。从《汉书·王褒传》可以知道楚辞的诵读是有特别的调子的[9],这正是音乐的影响。屈原诸作奠定了这种体制,模拟的日见其多。就中最出色的是宋玉,他作了《九辩》。宋玉传说是屈原的弟子;《九辩》的题材和体制都模拟《离骚》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说话,不过没有屈原那样激切罢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个描写“悲秋”的人。还有个景差,据说是《大招》的作者;《大招》是模拟《招魂》的。

到了汉代,模拟《离骚》的更多,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都走着宋玉的路。大概武帝时候最盛,以后就渐渐的差了。汉人称这种体制为“辞”,又称为“楚辞”。刘向将这些东西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东汉王逸给作注,并加进自己的拟作,叫作《楚辞章句》。北宋洪兴祖又作《楚辞补注》。《章句》和《补注》合为《楚辞》标准的注本。但汉人又称《离骚》等为“赋”。《史记·屈原传》说他“作《怀沙》之赋”;《怀沙》是《九章》之一,本无“赋”名。《传》尾又说:“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列“屈原赋二十五篇”,就是《离骚》等。大概“辞”是后来的名字,专指屈、宋一类作品;赋虽从辞出,却是先起的名字,在未采用“辞”的名字以前,本包括“辞”而言。所以浑言称“赋”,称“辞赋”,分言称“辞”和“赋”。后世引述屈、宋诸家,只通称“楚辞”,没有单称“辞”的。但却有称“骚”、“骚体”、“骚赋”的,这自然是“离骚”的影响。

荀子的《赋篇》最早称“赋”。篇中分咏“礼”、“知”、“云”、“蚕”、“箴”(针)五件事物,像是谜语;其中颇有讽世的话,可以说是“隐”的支流余裔。荀子久居齐国的稷下,又在楚国作过县令,死在那里。他的好“隐”,也是自然的。《赋篇》总题分咏,自然和后来的赋不同,但是安排客主,问答成篇,却开了后来赋家的风气。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这两体的合一,也许是在贾谊手里。贾谊是荀卿的再传弟子,他的境遇却近于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乡;很可能的,他模拟屈原的体制,却袭用了荀卿的“赋”的名字。这种赋日渐发展,屈原诸作也便被称为“赋”;“辞”的名字许是后来因为拟作多了,才分化出来,作为此体的专称的。辞本是“辩解的言语”的意思,用来称屈、宋诸家所作,倒也并无不合之处。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分赋为四类。“杂赋”十二家是总集,可以不论。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于纵横家言。就中“陆贾赋三篇”,在贾谊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见,是他自题为赋,还是后人追题,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这三类里,贾谊以后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第一类中的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托为屈原作的《卜居》、《渔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几处用韵,似乎是《庄子》和荀赋的混合体制,又当别论。——散文化更容易铺张些。“赋”本是“铺”的意思,铺张倒是本来面目。可是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所谓“劝百而讽一”[10]。当时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所以致此。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1];“诗人之赋”便是前者,“辞人之赋”便是后者。甚至有诙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

东汉以来,班固作《两都赋》,“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12];张衡仿他作《二京赋》。晋左思又仿作《三都赋》。这种赋铺叙历史地理,近于后世的类书;是陆贾、荀卿两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进一步。这和屈、贾言情之作,却迥不相同了。此后赋体渐渐缩短,字句却整炼起来。那时期一般诗文都趋向排偶化,赋先是领着走,后来是跟着走;作赋专重写景述情,务求精巧,不再用来讽谏。这种赋发展到齐、梁、唐初为极盛,称为“俳体”的赋[13]。“俳”是游戏的意思,对讽谏而言;其实这种作品倒也并非滑稽嫚戏之作。唐代古文运动起来,宋代加以发挥光大,诗文不再重排偶而趋向散文化,赋体也变了。像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虽然有韵而全篇散行,排偶极少,比《卜居》、《渔父》更其散文的。这称为“文体”的赋[14]。唐、宋两代,以诗赋取士,规定程式。那种赋定为八韵,调平仄,讲对仗;制题新巧,限韵险难。这只是一种技艺罢了。这称为“律赋”。对“律赋”而言,“俳体”和“文体”的赋都是“古赋”;这“古赋”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真正“古”的如屈、宋的辞,汉人的赋,倒是不包括在内的。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


[1]《楚辞·渔父》。

[2]《史记·屈原传》。

[3]王逸《离骚经序》,班固《离骚赞序》。

[4]刘熙载《艺概》中《赋概》。

[5]《史记·屈原传》。

[6]王逸《楚辞章句序》。

[7]《朱子语类》一四〇。

[8]《文心雕龙·谐隐篇》。

[9]《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徵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10]《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语。

[11]《法言·吾子篇》。

[12]《两都赋序》。

[13]“俳体”,“文体”的名称,见元祝尧古赋辨体》。

[14]“俳体”,“文体”的名称,见元祝尧《古赋辨体》。

【参考资料】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