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学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地;无论思想学问做事行为,都像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或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国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艺儿,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也是他能容纳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整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地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这样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兄弟,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儿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没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怪我。可是先父半句责怪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的意思为主。民国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