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历元旦在上海访蒋百里(方震)先生,谈谈关于大局的情形。蒋先生曾在日本德国学陆军,其军事学在国内最知名。他大致说国内情势转变很快,不必轻易悲观;——自然也不必轻易乐观。他对东四省之失掉及华北问题,不视为什么大不了,说不定几年之后可以拿回来。不过虽因国际情势变化上,可从外面给我们以机会收复失地,但自己没有力量还是不行。所以就在我们自己力量的准备了。

他研究中国历史,看到这么几点:

(一)中国民族在武力上夙不优长,谈不上有武功;但每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能够战胜强敌。

(二)中国以整个国家为一个力量,而如何如何,似是很少的;亦就是国家常常没有力量。而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是从地方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无狭隘之见,只在文化上有信念,不肯放松。中国人为种族而斗争者少,为文化而抗争者多。中国被外族征服,非从种族而有亡国之感,乃是从文化上有亡天下之感,不甘心文化之灭亡。

他判断中国复兴,或是从地方自卫的力量起来,为文化而斗争。他又说全国形势以山东为最重要。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的时候,他曾向袁世凯说过,别的可以相当的让步,唯对山东必须设法保全。美国乌德将军也特别讲山东之重要及好处。所以他对山东特别抱希望,希望从山东发出刚才所说的力量,从这自卫的文化的战争力量,而得到一个中国的恢复的根基。我听了他的话后,有很多感动启发。

他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但可以归类为人的条件与物的条件。这人和物两面的关系都很大,都很要紧;但总以人为主为先。因为物总要靠人运用的。人的条件亦包含很多,例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和不和等都是。但战争大了,长久了,那还是多数士卒的关系重大。士卒优劣长短如何,自有许多点可论,例如体力技术等;但究不如心理精神关系重要。大概以士卒对于他们的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制胜基本条件。论到这里,那各不同社会的人,其作战心理就不同了。譬如游牧民族,或者工业社会,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农业社会就不然,而只在自卫性的作战,才发得出力量。中国人便是如此。前说三点,亦均系指出中国人在那些作战上才亲切有力。那就是对自卫亲切,对侵略不亲切;对地方亲切,对国家不亲切;对文化亲切,对种族不亲切。这很合乎我所观察的。我常说:中国不像国家,而只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文化体。同时因为理性发达的结果,所以种族之见少,而天下一家之意思多,从不与人作对,彼此间的疆化界限不严。对固有文化所含之理性很宝贵,如宋明之末,许多殉难的烈士,与乎未能殉难而作遗民的,他们对国亡固有很大的感慨,而他们心中还有更强烈的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战争不止一次,人家的优长点,在一次表现,在二次三次表现,但不能永远表现;我们的优长点,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以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以表现,他不能永远不表现。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最后的胜利。所以要紧的是现在要做训练民众的功夫,预先奠定文化自卫的心理基础,用不着预先存一种狭隘感情的仇恨心理。要培养其理性,使其头脑开发,问题来了,一指点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