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报上有一个消息,是王光祈先生最近在法国死了,在我心里很为悼惜,因这个人是有其相当的价值的,我觉得他或者是一个在音乐上有成功希望的人。民国八九年时,他在北大是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人(此会发起人初为三人,后为八人,他仿佛还在三人之列)。这个学会当时曾很包容收罗了一些优秀青年,教授学生都有多人参加,如曾琦、李大钊先生等都是这个学会的分子。后来这个学会因其在思想上初无一定的方向路子,乃随大局的分歧而分化为共产党与国家主义派等。王先生后来自费去欧洲留学,到现在差不多已十年光景。他最初并不是研究音乐的,其归趋于音乐,乃是后来的事。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虽都曾出版了几种关于研究音乐的书,但俱非大著。他最近十余年来的生活,大都寝馈于音乐上。我同他虽不熟,但很能了解他。

在国内对音乐有研究有创造的人真是太少;这种东西,必有真的天才才能有深厚的造诣。我对于音乐历来是看得很重的,因为它可以变化人的心理,激励人的人格。我觉得中国之复兴,必有待于礼乐之复兴。依我理想的社会组织,其中若没有礼乐,必至成为死的东西,所以我盼望有音乐人才的产生,没有音乐人才产生,真是没有办法!我的朋友卫西琴(他自名卫中)先生曾说:“人的感觉如视、听、味、触、嗅等,以触觉为最低等,以听觉为最高等。所谓最高等者,即言其花样最复杂,而与心最近,与智慧相通,影响变化人之人格者亦最快而有力。”确有见地。

 我没有经验过一次好的音乐。卫先生本是专门研究音乐的,他在太原时,曾经用中国《诗经》中之几章谱成乐,乐谱不是他独创的,是自《永乐大典》中传出来的。他特别训练了一班学生,用中乐将它表演出来。民国九十年间,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太原开会,卫先生遂领着他的学生,演奏《诗经》谱成的乐曲,参加教育会的陈主素先生归来说:“这种乐,真是可以代表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乐,平生未尝听过,但听过一次,一生也不会忘记。”可惜后来卫先生的学生很难凑合,我未得一聆雅奏。不过,卫先生演奏的西乐,我却听过。他演奏时的精神,颇值得教人赞叹。他用一架大钢琴,奏贝多芬的乐曲,在未演奏前,他有种种安排:先把我们听众安置在没有光或光线微弱的地方,不让人看,意思是要避免光的刺激,然后才能专心静听。其次他拿幔子把自己遮起,不让人看,因为他需要全身脱光,避去衣服的束缚和他种刺激。再次告诉我们说:“在演奏时不得咳嗽,否则我就要很厉害地发怒。”意思是说,他在演奏时便是整个生命的进行,倘遇到阻碍、刺激,自然非发怒不可。最后待他演奏完毕时,竟浑身流汗,非立刻洗澡不可。当演奏时,声调是非常强烈、勇猛,似是最能代表西洋精神的作品。但也许因我是中国人——和平而软缓的心境,对这最能代表西方精神的乐曲,总觉得有些跟不上,不能接头,不能充分地得到一种满足。我深知音乐的价值,无奈我对它用不上心去,而在别人处也不曾得到一个满足。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能从我认识的人中,发现一个伟大的音乐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