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议论。语,是答述。这书是记孔子平日与门弟子论学论治相问答的言语,故名《论语》。分上下两篇。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是仿效。凡致知力行,皆仿效圣贤之所为,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是温习。说,是喜悦。

孔子说道:“人之为学,常苦其难而不悦者,以其学之不熟,而未见意趣也。若既学矣,又能时时温习而不间断其功,则所学者熟,义理浃洽,中心喜好,而其进自不能已矣,所以说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是朋友。乐,是欢乐。

“夫学既有得,人自信从,将见那同类的朋友皆自远方而来,以求吾之教诲。夫然则吾德不孤,斯道有传,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畅可乐,莫大乎此也。所以说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

“夫以善及人,固为可乐,苟以人或不见知,而遂有不乐焉,则犹有近名之累,其德未完,未足以为君子也。是以虽名誉不著而人不知我,亦惟处之泰然,略无一毫含怒之意。如此,则其心纯乎为己,而不求人知,其学诚在于内,而不愿乎外,识趣广大,志向高明,盖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说不亦君子乎!”夫学由说以进于乐,而至于能为君子,则希贤希圣,学之能事毕矣!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作孝;善事兄长,叫作弟。犯,是干犯。鲜,是少。作乱,是悖逆争斗的事。

有子说:“天下的人莫不有父母兄长,则莫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则其心不和不顺,小而犯上,大而作乱,无所不至矣。若使他平昔为人,于父母则能孝,尽得为子的道理;于兄长则能弟,尽得卑幼的道理,则心里常是和顺,而所为自然循礼,若说他敢去干犯那在上的人,这样事断然少矣。”夫犯上是不顺之小者,且不肯为,却乃好为悖逆争斗大不顺的事,天下岂有是理哉!夫人能孝弟而自不为非如此,可以见孝弟之当务矣。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务,是专力。本,是根本。为仁,是行仁。

有子又说:“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徒务其末,则博而寡要,劳而无功。所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切要处专用其力。根本既立,则事事物物处之各当,道理自然发生。譬如树木一般,根本牢固,则枝叶未有不茂盛者。本之当务如此。则吾所谓孝弟也者,乃是行仁之本与。盖仁具于心,只是恻怛慈爱的道理,施之爱亲敬长,固是此心;推之仁民爱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则亲吾之亲,可以及人之亲;长吾之长,可以及人之长。至于抚安万民,养育万物,都从此充拓出来,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则行仁之本,岂有外于孝弟乎!”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经》孔子说:“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有若之言,其有得于孔子之训欤?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是好。令,是善。鲜字,解作少字。仁,是心之德。

孔子说:“辞气容色,皆心之符,最可以观人。那有德的人,辞色自无不正。若乃善为甘美之辞,迁就是非,便佞阿谀,而使听之者喜,这便是巧言;务为卑谄之色,柔顺侧媚,迎合人意,而使见之者悦,这便是令色。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盖仁乃本心之德,心存,则仁存也。今徒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心驰于外,而天理之斫丧者多矣,岂不鲜仁矣乎!然孔子所谓鲜仁,特言其丧德于己耳。若究其害,则又足以丧人之德。盖人之常情,莫不喜于顺己,彼巧言令色之人,最能逢迎取悦,阿徇取容,人之听其言,见其貌者,未有不喜而近之者也。既喜之而不觉其奸,由是变乱是非,中伤善类,以至覆人之邦家者,往往有之矣!夫以尧舜至圣,尚畏夫巧言令色之孔壬,况其他乎!用人者不可不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参。省,是省察。忠,是尽心的意思。信,是诚实。传,是传授。习,是习熟。

曾子说:“我于一日之间,常以三件事省察己身。三者维何?凡人自己谋事,未有不尽其心者,至于为他人谋,便苟且粗略,而不肯尽心,是不忠也。我尝自省,为人谋事,或亦有不尽其心者乎?交友之道,贵于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实心相与,是不信也。我尝自省,与朋友交,或亦有虚情假意,而不信于人者乎?受业于师,便当习熟于己,若徒面听,而不肯着实学习,是负师之教也。我尝自省,受之于师者,或亦有因循怠惰,而不加学习者乎?以此三者,自省察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盖未尝敢以一日而少懈者也。”盖曾子之学,随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用功之密如此。然古之帝王,若尧之兢兢,舜之业业,成汤之日新又新,检身不及,亦此心也,此学也。故《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事于圣学者,可不知所务哉!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道,是治。乘,是兵车。四马驾一车,叫作一乘。千乘之国,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车千乘的大国。时,是农功间暇之时。

孔子说:“千乘的大国,事务繁难,人民众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敬事。盖人君日有万几,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时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须兢兢业业,事无大小,皆极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则所处皆当,而自无有于败事矣。其一要信。盖信者,人君之大宝。若赏罚不信,则人不服从;号令不信,则人难遵守。必须诚实不贰,凡一言一动都要内外相孚,始终一致,而足以取信于人,则人皆用情,而自不至于欺罔矣。其一要节用。盖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用若不节,岂能常盈?必须量入为出,加意樽节,凡奢侈的用度,冗滥的廪禄,不急的兴作,无名的赏赐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当用,则财常有余,而不至于匮乏矣。其一要爱人。盖君者,民之父母,不能爱人,何以使众?必须视之如伤,保之如子,凡鳏寡孤独、穷苦无依的,水旱灾伤、饥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则人心爱戴,而仰上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时。盖国家有造作营建,兴师动众的事,固不免于使民,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妨民之业,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农事已毕之后,才役使他,不误他的耕种,不碍他的收成,则务本之民,皆得以尽力于田亩,而五谷不可胜食矣。”这五者都是治国的要道,若能体而行之,则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治之无难,岂特千乘之国而已哉!为人君者,所当深念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弟子,是指凡为弟为子的说。谨,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实。泛字,解作广字。众,是众人。亲,是亲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余力,是余剩的工夫。文,是《诗》《书》六艺之文。

孔子教人说:“但凡为人弟为人子的,入在家庭之内,要善事父母以尽其孝;出在宗族乡党之间,要善事兄长以尽其弟。凡行一件事,必慎始慎终,而行之有常。凡说一句话,必由中达外,而发之信实。于那寻常的众人都一体爱之,不要有憎嫌忌刻之心。于那有德的仁人却更加亲厚,务资其熏陶切磋之益。这六件是身心切要的工夫,学者须要着实用力,而不可少有一时之懈。若六事之外尚有余力,则学夫《诗》《书》六艺之文。”盖《诗》《书》所载,皆圣贤教人为人之道,而礼、乐、射、御、书、数亦日用之不可阙者。未有余力,固不暇为此;既有余工,则又不可不博求广览,以为修德之助也。先德行而后文艺,弟子之职当如此矣。然孔子此言,虽泛为弟子者说,要之上下皆通。古之帝王,自为世子时,而问安视膳,入学让齿,以至前后左右,莫非正人,礼乐诗书,皆有正业,亦不过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与夫学文之事也。至其习与性成,而元良之德具,万邦之贞由此出矣。孔子之言,岂非万世之明训哉!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个贤字,解作好字;下一个贤字,是有德的贤人。易,是移易。竭,是尽。致其身,是委弃其身,不肯爱惜的意思。

子夏说:“人之为学,只在纲常伦理上见得明白,才是根本切要的工夫。如人之见贤,谁不知好,但不能着实去好他。若使贤人之贤,而能移易其好色之心,大贤则事之为师,次贤则亲之为友,真知笃信,就如好好色的一般,则好善极其诚矣。人于父母,谁无孝心,但未能着实去尽孝。若使委曲承顺,尽那为子的道理,凡力量到得的去处,都竭尽而无遗,则事亲极其诚矣。事君不可以不忠,但人都自爱其身,则其忠必不尽。若能实心任事,把自家的身子,委弃于君,虽烦剧也不辞,虽患难也不避,一心只是要忠君报国,而不肯求便其身图,则事君极其诚矣。交友不可以不信,但轻诺者多,全信者少。若能诚心相与,但与朋友说的都是着实的言语,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虽久远而不至于失信,则交友极其诚矣。这四件都是人伦之大者,而行之皆尽其诚,这就是见道分明,践履笃实的去处,学问之道不过如此。人虽说他未曾为学,我必谓之已学矣。”若使未尝学问,而但出于资性之聪明,则不过一事之偶合,一时之袭取而已,岂能事事尽美,而厚于人伦如是乎?此可见古人之为学,皆用力于根本切要之地,而不专在于言语文字之末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是厚重。威,是威严。固,是坚固。忠信,是诚实。无字、勿字,都是禁止之辞。惮,是畏难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为学,必养成个深厚凝重的气质,然后外貌威严,而所学的道理自然坚固。若是轻浮浅露,不能厚重,则见于外者,无威之可畏,而其所学者亦不能实有诸己,虽得之,必失之矣。岂能以坚固乎!然立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何以为学?故又当以诚实不欺为主,而无有一毫之虚伪,然后可以进德也。所交的朋友必胜过我的人,方为有益。若是不如我的,或便佞善柔之类,这样的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切不可与之为友也。人不能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而惮改则过将日甚矣。所以但遇有过,或闻人谏正,或自家知觉,便当急急改之,不可畏其难改而苟且以自安也。以厚重为质,以忠信为主,又辅之以胜己之人,行之以改过之勇,则内外人己交养互发,而自修之功全矣。学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是谨慎。终,是亲之既没。追,是追思。

曾子说:“人伦以亲为重。人之事生,或有能孝者,至于送终,则以亲为既死也,而丧葬之事不能尽礼者多矣。初丧之时,或有能思念者,至于岁时既远,则其心遂忘,而祭祀之礼不能尽诚者多矣。此皆民心之薄,由在上之人无以倡之也。若为上者能致谨于亲终之时,不徒哀而已,而每事尽礼,不使少有后日之悔;又能追思于久远之后,不徒祭而已,而致其诚敬,不敢少有玩怠之心,则己之德厚矣。由是百姓每自然感化,皆兴仁孝之心。丧也,尽其礼;祭也,尽其诚,而其德亦归于厚矣。此可见孝者,人心之所同。君者,下民之表率。欲化民成俗者,可不知所以自尽也哉!”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语词。与,是疑词。

子禽问于子贡说:“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国必然就知这一国的政事,果是夫子访求于人,然后得而闻之与?或是各国的君自以其政事说与夫子而知之与?”子禽之问,盖亦不善观圣人者矣!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其诸,是语词。

子贡答子禽说:“夫子所以得闻国政,不是夫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时君无故而与。盖夫子盛德充积于中,而光辉自发于外,故其容貌词气之间,但见其温而和厚,无一些粗暴;良而易直,无一些矫饰;恭而庄敬,无一些惰慢;俭而节制,无一些纵弛;让而谦逊,无一些骄傲。有这五者德容之盛,感动于人,所以各国的君自然敬之而不忽,信之而不疑,都把他国中的政事,可因可革的,来访问于夫子,故夫子因而闻之耳。就汝所谓求者而论之,这等样求,岂不异于他人之求之者与?盖他人之求,必待访问于人而后得;夫子之闻政,则以盛德感人而自致,岂可以一概论哉!”子贡之言,不惟足以破子禽之疑,而使万世之下,犹可以想见圣人之气象,此所以为善言德行也。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志,是志向。行,是行事。三年,是言其久。

孔子说:“人子事亲,有承受而无专擅,有巽顺而无违拂。故当其父在之日,凡事都禀命而行,不敢自专,即欲知其人,亦但观其志向何如耳,其行事不可概见也。至于父没之后,则分得以自专,然后其行事昭然可见,得就其行而观之焉。然父没之后,虽凡事得以自专,而其所行犹如父在之时,至于三年之久,亦不敢有所改易。斯则思亲之念,不渝于始终;顺亲之心,无间于存殁,如是而后可谓之为孝也。否则虽能致敬于亲在之时,而不能不变于亲终之后,岂所谓终身而慕者乎?”抑孔子所谓无改于父之道,亦自其合于道而可以未改者言之耳。若于道有未合焉,则虽速改可也,何待三年!故善述其事孝也,克盖前愆亦孝也。观圣人之言者,不可以执一求之。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礼,是尊卑上下的礼节。和,是从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作此字,指和说。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行。

有子说:“礼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级隆杀,一定而不可易。其体固是至严,然其为用必和顺从容,无勉强乖戾之意,乃为可贵。如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情意也要流通;父坐子立,固有常规,然欢爱也要浃洽。这才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而为礼之所贵者也。古先圣王之制礼,惟其皆出于和,此所以尽善尽美,万事无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动静食息之间,大而纲常伦理之际,都率而行之,无所阻滞,礼之贵于和如此。”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说,礼贵于和,则宜无不可行者。然也有行不得的,这是为何?盖所谓和者,是在品节限制之中,有从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率意任情,侈然自肆,全不把那礼体来节制他,则是流荡忘返,而尊卑上下皆失其伦矣。如何可以行之哉?此可见礼之体虽严,而不至于拘迫;其用虽和,而亦不至于放纵。古之圣王,能以礼治身,而又能推之以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信,是约信。义,是事理之宜。复,是践言。恭,是恭敬。礼,是礼节。因,是依倚人的意思。亲,是有道义可亲近的人。宗,是主。

有子说:“天下之事,必须谨之于初,而后可善其后。如与人以言语相约,本是要践行其言,但其所言者,若不合于义理之宜,将来行不将去,则必至爽约失信矣!故起初与人相约之时,就要思量,必其所言者皆合乎天理之宜,而与义相近,则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见之于行,而自不至于失信矣。所以说‘言可复也’。待人之礼,固当恭敬,然亦自有当然之节。若恭不中礼,则为足恭,而反以致人之轻贱矣。故凡施敬于人之时,就要斟酌,务合乎礼之节文,而不过其则,则内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于卑贱而取羞辱矣。所以说‘远耻辱也’。与人相依,本图交久,但所依的不是好人,则始虽暂合,终必乖离。故当其结交之初,就要审择,不可失了那有道义可亲近的人,则不但一时相依,自后亦倚靠得着,可以为宗而主之矣。所以说‘亦可宗也’。”此可见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循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敏,是急速的意思。就,是亲近。有道,是有德的贤人。正,是考正。

孔子说:“凡人之为学,厌怠者多,笃好者少,所以不能成就。惟君子之于学,专心致志,无一毫外慕之私。就是食以养生,也不去求饱;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盖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行事常患其不足,则勉力自强,汲汲然见之于行,不敢有一些怠缓。言语常患其有余,则谨慎收敛,讷讷然如不出口,不敢有一些放肆。这等样着实用功,必然有所得了。然犹不敢自以为是,又必亲近那有道德的贤人,以考正吾之是非,凡一言一行都要讲究得道理明白,不至于差谬而后已焉。夫志向已是精专,功夫已是切实,而又加以谦抑之心,常存不足之虑,盖真见夫义理之无穷,学问之有趣,其心欣慕爱乐,有不能自已者,这才是好学的人,所以说‘可谓好学也已’。”学而至于能好,则聪明日开,闻见日广,进而为贤为圣,何难之有哉!《商书•说命篇》:“惟学逊志,务时敏。”《周颂》说:“学有缉熙于光明。”皆是此意。可见“好学”二字,不但学者之所当知,为人君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谄,是卑屈。骄,是矜肆。可,是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乐,是安乐。好礼,是喜好礼节,自然循理的意思。

子贡问于孔子说:“凡人贫者易至于卑谄,富者易至于矜骄,此人情之常也。若能处贫而无卑屈之意,处富而无矜肆之心,这等的人其所得为何如?”孔子答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多不能有以自守,故必有谄骄之病。今日无谄无骄,则能自守,而于学亦有得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盖贫而无谄,虽不为贫所困,然犹知有贫也。不如那贫而乐的人,心广体胖,欣然自忘其贫,是身虽处乎贫之中,而心已超于贫之外也。此岂无谄者之可及乎!富而无骄,虽不为富所溺,然犹知有富也。不如那富而好礼的人,乐善循理,初不自知其富,是身虽处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也。此岂无骄者之可及乎?”夫子答子贡之问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诗》,是《卫风•淇澳》之篇。

孔子既教子贡以贫而无谄者之不如贫而乐,富而无骄者之不如好礼。子贡闻言而悟,遂引《诗》以证之,说道:“《卫风•淇澳》之诗有言,君子之学,就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锯,又磋以铴,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又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凿,又磨以沙石,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诗人之言如此,其即夫子所言之谓与?盖贫而无谄,我固自以为至矣,岂知无谄之外,更有所谓乐乎;富而无骄,我亦自以为足矣,岂知无骄之外,更有所谓好礼乎!可见道理本无终穷,学问不可自足,必如治骨角玉石者,求到至精至密之地而后可。《诗》言、圣教何以异乎!”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如此,真可谓善悟者矣。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赐,是子贡的名。往,是已曾说过的。来,是未曾言及的。

孔子因子贡引《诗》证学,遂称许之说:“《诗》有三百篇之多,其言词微婉,意味深长,非有颖悟之资者,不足以语此也。如赐也才可与言《诗》也已矣。盖处贫处富的道理,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的意思,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我未言的意思,这等样聪明的人,与之论《诗》,必能触类旁通,而不至于以词害意矣!岂不可与言《诗》矣乎?”然子贡悟性虽高,而学力未至,犹不得闻性与天道之妙,此可见美质之难恃,而学问之当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忧患。

孔子说:“君子之学,专务为己,而不求人知。如上不见知于君,而爵位不显;下不见知于友,而名誉不彰。此务外好名者之所忧患也。君子则以为学问在己,知与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则贤否混淆,是非颠倒。在上而用人,则不能辨其孰为可进,孰为可退;在下而交友,则不能辨其孰为有损,孰为有益。这是理有不明,心有所蔽,岂非人之所当深患者乎?”然人才固未易知,知人最为难事,必居敬穷理,使此心至公至明,然后如镜之照物,好丑毕呈;如秤之称物,低昂自定。欲知人者,尤当以清心为本也。

为政第二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政,是法令,所以正人之不正者。德,是躬行心得的道理。北辰,是天上的北极。共,是向。

孔子说:“人君居万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都归于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统治之。这叫作政。然使不务修德以为行政之本,则己身不正,安能正人?虽令而不从矣。所以人君为政,惟要躬行实践,以身先之。如纲常伦理,先自家体备于身,然后敷教以化导天下;纪纲法度,先自家持守于上,然后立法以整齐天下。这才是以德而为政。如此,则出治有本,感化有机。由是身不出乎九重,而天下的百姓,自然心悦诚服,率从其教化。譬如北极,居天下之中,凝然不动,只见那天上许多星宿,四面旋绕,都拱向他。是人君修德于上,而恭己南面,就如北辰之居所一般;万民之观感于下,而倾心向化,就如那众星之拱极一般。”此古之帝王所以笃恭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图治者可不务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

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是《诗经》。蔽字,解作盖字。思,是心思。无邪,是心思之正。

孔子说:“《诗》之为经,凡三百篇。一篇自为一事,一事自有一义,可谓多矣。然就中一句言语,足以尽盖其义而无余。《鲁颂•》篇之词有曰‘思无邪’,是说人之思念皆出于天理之正,而无人欲之邪曲也。只这一言就足以尽盖三百篇之义。盖诗人之言有美有刺,善者美之,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刺之,所以惩创人之恶念。只是要人为善去恶,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人之心若能念念皆正,而无邪曲之私,则其所为,自然有善而无恶,有可美而无可刺,而诗人之所为以劝以惩者,包括而无遗矣。然则思无邪之一言,岂不可以尽盖三百篇之义乎?”此可见学者必务知要,而其功莫切于慎思也。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是率先引导的意思。政,是法制禁令。齐,是齐一。刑,是刑罚。

孔子说:“人君之治天下,不过是要人为善,禁人为恶而已。但出之有本,而致之有机。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禁令去开导他,如事亲则禁约他不孝,事长则禁约他不弟,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从教令的,便加之以刑罚,使一齐都归于孝弟,无有违犯。这等样治民,虽则能使民不敢为恶,然只是惧怕刑罚,苟免于一时,而其中不知愧耻,为恶的心依旧还在,岂能久而不犯乎!所以说‘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德,是行道而有得。礼,是制度品节。耻,是愧耻。格字,解作至字。

孔子说:“治以政刑,民固苟免而无耻矣。若使君之导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于躬行之实,如欲民兴孝,必先自尽孝道以事亲;欲民兴弟,必先自尽弟道以事长,如此则民既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间所得,有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则又有礼以齐之。亲疏上下,都有个节文;日用云为,都有个仪则,使贤者不得以太过,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协于一焉。这等样治民,将见那百姓每良心自然感发,不但知恶之可耻,而绝不肯为;又且知善之当为,而皆力行以至于善矣。岂特求免刑罚而已乎!所以说‘有耻且格’。”盖德礼政刑,固皆所以适于治之路,而出之有本末,获效有浅深,故孔子第而言之。欲为人君者,审其本末轻重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字,解作随字。逾,是过。矩,是为方的器具。

孔子自叙其从少至老进学的次第,说道:“我从十五岁的时节,就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凡致知力行之事,修己治人之方,都着实用功,至忘寝食,盖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到三十的时节,学既有得,自家把捉得定,世间外物都动摇我不得,盖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进而至于四十,则于事物当然之理,表里精粗,了然明白,无所疑惑,盖见之明,而无所事守矣。进而至于五十,则于天所赋的性命之理,有以充其精微,探其本原,而知乎所以然之故矣。又进而至于六十,则涵养愈久,而智能通微,闻人之言方入于耳,而所言之理即契于心,随感随悟,无有违逆而不通者矣。又进而至于七十,则工夫愈熟而行能入妙,凡有所为,随其心之所欲,不待检点,无所持循而自然不越于规矩法度之外,盖庶几乎浑化而无迹者矣。是吾自少至老,无一念而不在于学,无一时而不在于学,故其所得与年而俱进,过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夫圣人生知安行,本无积累之渐,犹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然则希圣希天者,岂可少懈于日新之功哉!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违,是违悖。

孟懿子尝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叫作孝?”孔子答说:“孝亲之道,只在无违而已。”孔子所谓无违,是说人子事亲,有个当然不易的道理,不可有一些违悖;不是说从亲之令,便谓之孝也。只因懿子不能再问,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耳。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车。孟孙,即是懿子。

孔子因懿子不能再问,怕他错认作‘从亲之令,便是无违’,故因樊迟御车,乃告他说:“孟孙曾问孝于我,我对说‘孝在无违’。”盖欲启樊迟之问,以发明所言之意也。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是天理之节文。

樊迟闻孔子之言,就问说,如何叫作无违?孔子答说:“所谓无违,只是不违乎礼而已。”盖人子事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随其尊卑上下,各有一定的礼节。如父母在生之时,凡朝夕定省,左右奉养,都依着这礼。亲殁之时,凡殡葬之具,必诚必信,也都依着这礼。到祭祀之时,外则备物,内则尽志,又都依着这礼。自始至终,无一毫苟且之意,这才是无违,才叫作孝。若礼所当为而不肯为,则谓之简,而不敬其亲;礼不当为而必欲为,则谓之僭,而陷亲于有过。是岂得谓之孝哉!当时鲁国大夫僭用君上之礼,故孔子以是警之。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以孝为本,以礼为节,不可有太过、不及之弊也。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名彘。

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是孝?”孔子说:“欲知人子事亲之理,当观父母爱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爱其子者,惟爱之也切,故忧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时,或饮食之不节,或风寒暑湿之见侵,与夫少之未戒于色,壮之未戒于斗之类。凡足以致疾者,皆切切然以为忧。若为子者能体父母之心,慎起居,节饮食,戒色戒斗,兢兢焉不至于疾,以贻父母之忧,则自然身体康宁,而有以慰亲之心矣。岂不可谓之孝乎!”孔子之意,盖以武伯生于富贵之家,长于逸乐之地,易以致疾而忧其亲,故因问而警之如此。至若天子以一身而为天地神人之主,其所以培养寿命而昌延国祚者,又当万倍于此矣。孔子之言,岂特为孟武伯告哉!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养,是饮食供奉。别,是分别。

子游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叫作孝?”孔子答说:“子之事亲,固要饮食供奉,以养其口体。然必内有尊敬的诚心,外有恭敬的礼节,然后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谓孝者,只是说能以饮食供奉父母便了。殊不知饮食供奉,岂但父母为然,虽至于犬马之贱,一般与他饮食,都能有以养之。若事亲者,不能尽尊敬奉承的道理,而徒以饮食供奉为事,则与那养犬马的何所分别乎?”然则世俗之所谓孝者,不足以为孝也。夫子游圣门高弟,何至以犬马待其亲,而孔子犹告戒之如此者?盖凡父母之于子,怜悯姑息之情常胜,故子之于父母狎恩恃爱之意常多,其始虽无轻慢之心,其后渐成骄傲之习,遂至于无所忌惮,不顾父母者有之。孔子之言,实以深究人情之偏,而预防其渐也。若推其极,则必如帝舜之以天下养而夔夔齐栗,文王之问安视膳而翼翼小心,然后谓之能养能敬,而为天下之大孝欤!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是容。先生,是父兄之称。

子夏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叫作孝?”孔子答说:“事亲之际,惟是有那愉悦和婉的容色,最为难能。盖人之色,生于心者也。子于父母,必有深爱笃孝之心根于中,而后有愉悦和婉之色著于外。是凡事皆可以勉强,而色不可以伪为,所以为最难。事亲有此,而后可谓之真孝也。若夫父兄有事,为子弟的替他代劳;子弟有酒饭,将来与父兄饮馔,此则力之所可勉,而事之无难为者,曾是而可以为孝乎?”前章子游问孝,夫子教以敬亲。此章子夏问孝,夫子教以爱亲。盖子游、子夏都是圣门高弟,其于服劳供奉之礼,不患其不尽,但恐其爱敬之心未能真切恳挚耳,故皆言此以警之。使知事亲之道不在于文,而在于实;不当求之于外,而当求之于心也。凡为人子者,宜深思焉。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回,是孔子弟子颜回。不违,是意不相背。愚,是昏愚。退,是退去。省,是察。私,是私居。发,是发明。

孔门弟子,惟颜回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扬其词,以称之说:“世间有上等聪明的人,凡事无所疑惑,不须问难也。有昏愚的人,心里不会疑惑,不知问难。这两等人,其心虽异,其迹则同。今我与颜回,终日间讲论道理,不止一端。他只是默然听受,不曾有一些相背,也未尝有一语问难。看他气象,却似那昏愚无知的一般。及其退去之时,我省察他闲居独处的去处,但见他一动一静、一语一默,都是我所言的道理,躬行实践,件件都发挥出来。乃知回之不违者,是其心领神会,见道分明,无所疑而不必问,非不能疑而不知问也。”然则回也岂真昏愚者哉!然颜子既是上智,又能好学,故其悟道之妙,至于如此。若未及颜子者,必须能疑而知问,然后可以讲明义理,开发聪明,而进于圣贤之域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字,解作为字。由,是意所从来。安,是心所喜乐。廋,是藏匿。

v孔子说:“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难,然亦自有个法则。盖人之所为,非善则恶,必须先看他所为的何如。为善的便是君子,若为恶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所以说‘视其所以’。夫所为之不善者,固不必言,而所为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诚实否也。故又当观其意之所从来者如何。果真心实意而为己者欤?抑饰貌伪言以欺人者欤?果出于心之真实则善矣,不然则亦伪耳,岂得为君子哉!夫所由之不善者,固不足言,而所谓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自然否也。故又当察其心之所乐者如何。果中心好之而无所矫强者欤?抑或畏威怀利而有不得不然者欤?果出于心之所乐则善矣,不然则亦暂为之耳,岂能久而不变哉!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从外而深探其内;自视而观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渐致其详。虽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然能饰所以而逃吾之视,必不能饰所由而逃吾之观;能饰所由而逃吾之观,必不能饰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见其必不能隐也。孔子观人之法如此。人君明此以观察臣下之行事心术,则凡为正为邪,为忠为佞皆莫逃于坐照之下矣。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是温习。故,是旧所闻。新,是今所得。师,是师范。

孔子说:“天下之义理无穷,而人之闻见有限。若专靠记问,则胸中所得,能有几何?若能于旧日所闻的时时温习,如读过的《诗》《书》,听过的讲论,都要反复玩味,而不使遗忘,又能触类旁通,每有新得,就是未曾知道的,也都渐渐理会过来。将见义理日益贯通,学问日益充足。人有来问的,便能与之应答而不竭;有疑惑的,便能与之剖析而无遗矣。岂不可以为人之师矣乎?”此可见君子之学,不以记诵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闻见为博,而在于善反诸心。学者不可以不勉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器皿。

孔子说:“人有一材一艺的,非无可用,然或宜于小,不宜于大;能于此,不能于彼。譬如器皿一般,虽各有用处,终是不能相通,非全才也。惟是君子的人,识见高明,涵养深邃,其体既无所不具,故其用自无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经纶匡济之业,小之可以理钱谷甲兵之事,守常达变,无往不宜,岂若器之各适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所以说‘君子不器’。”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当大任;至于一材一艺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过于求备也。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于孔子说:“君子是成德之人。学者如何用功才到得这个地位?”孔子答说:“凡人言常有余,行常不足。若未行而先言,则言行不相照顾,如何成得君子?惟君子的人,凡事务躬行实践,如子臣弟友之道、仁义礼智之德,凡是口所欲言的,一一先见之于行,无一毫亏欠,然后举其所行者从而言之,议论所发,件件都实有诸己,而不为空言也。是行常在于言前,言常在于行后,岂不为笃实之君子乎!”孔子因子贡多言,故警之以此。其实躬行君子常少,言不顾行者常多。学者之省身固当敏于行而慎于言,人君之用人亦当听其言而观其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遍。比,是偏党。

孔子说:“君子、小人,固皆有所亲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所亲厚亦异。盖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视天下犹一家,视众人犹一身,理所当爱的,皆有以爱之,而不必其附于己;恩所当施的,即有以施之,而不待其求于己。是其与人亲厚周遍广阔,而不为偏党之私,此所以为君子也。至于小人则不然。盖小人之心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势者则附之,有利者则趋之,或喜其意见之偶同,而任情以为好;或乐其同恶之相济,而交结以为援。是其与人亲厚偏党私昵,而无有乎普遍之公,此所以为小人也。”夫周与比其迹相似,而其实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间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可不慎察于此哉!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是昏而无得。殆,是危而不安。

孔子教人说:“天下的道理,散在万事,而统会于吾心。惟其散于万事,故必加致知格物、躬行实践的工夫,而后能实有诸己,这叫作学。惟其会于一心,故必加沉潜反复、研究求索的工夫,而后能穷其精微,这叫作思。这两件阙一不可。若徒知务学,而不思索其义,则理不明于心,其所学者,不过卤莽之粗迹,终于昏昧而已,所以说‘学而不思则罔’。若徒知思索,而不用力于学,则功不究其实,其所思者不过想象之虚见,终于危殆而已,所以说‘思而不学则殆’。”可见学必要思,学了又能思,则所学的方才透彻;思必要学,思了又能学,则所思的方才着实。二者偏废,则各有其弊矣。求道者可不知所务哉!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攻,是专治。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叫作异端,如杨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类皆是。害,是伤害。

孔子说:“自古圣人继往开来,只是一个平正通达的道理,其伦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其德则仁、义、礼、智、信,其民则士、农、工、商,其事则礼、乐、刑、政。可以修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太平,人心所以归正,都由于此。舍此之外,便是异端,便与圣人之道相悖。人若惑于其术,专治而欲精之,造出一种议论要高过于人,别立一个教门要大行于世,将见其心既已陷溺,其说必然偏邪。以之修己,便坏了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坏了天下的风俗:世道必不太平,人心必不归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所以说‘斯害也已’。”当时杨、墨之道,犹未盛行,然孔子深恶而预绝之如此。至于后世道家之说,全似杨朱;佛家之说,全似墨翟,尤足以眩惑人心而伤害世道。深信而笃好,如宋徽宗梁武帝者,不免丧身亡国,为后世之所非笑。则异端之为害,岂非万世之所当深戒哉!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诲,是教诲。

子路好勇,凡事只要胜人,盖有强不知以为知者。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说:“由也有志于知,我今教汝,以求知之道乎。盖人于天下之义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里本是明白,有不可得而自昧者。若但以有所不知为耻,而遮护隐讳,不论知不知,都强以为知,这便是欺了自家的心,而知有所蔽矣。汝但于所知的,即认以为已知;于所不知的,即说是我尚未知,则虽不能尽知天下之理,而此心不敢自欺,于真知的本体不曾昏昧,这就是知的道理了。何必无所不知而后谓之知乎?所以说‘是知也’。”此可见天下之道理无穷,虽圣人亦有不能尽知者,但圣人之心至虚至明,固不以不知者自强,亦不以已知者自是,故稽众从人,好问好察,此尧、舜之知所以为大也。

子张学干禄。

子张,是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干,是求。昔子张从学于圣门,以干求俸禄为意。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过。殆,是所未安者。悔,是懊悔。

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辞。孔子教子张说道:“君子学以为己,不可有干禄之心,且学自有得禄之理,亦不必容心以求之也。若能多闻天下之理,以为所言之资,而于多闻之中,有疑惑而未信的,姑阙之而不敢言,其余已信的,又慎言而不敢轻忽,则所言皆当,而人无厌恶,外来的罪过自然少了,岂不寡尤?多见天下之事,以为所行之资,而于多见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姑阙之而不敢行,其余已安的,又慎行而不敢怠肆,则所行皆当,而己无愧怍,心里的懊悔自然少了,岂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贤人。名誉昭彰,必有举而用之者,虽不去干求那俸禄,而俸禄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尝观古之学者,修其言行,而禄自从之,是以世多敬事后食之臣;后之学者,言行不修,而庸心干禄,是以世少先劳后禄之士,然则学术之所系,诚非细故矣。做民君师者,可不以正士习为先务乎!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之君。举,是举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错,是舍置而不用。诸字,解作众字。枉,是邪枉的小人。

鲁哀公问于孔子说:“人君以一身而居乎群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为才能使众人每个个都心服。”孔子对说:“人君若要服民,不是严刑可以驱之、小惠可以结之者,只要顺民好恶之公心而已。大凡臣下有心术光明、行事端慎的,便是正直君子,必然人人爱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地奸险、行事乖张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恶他,怕他误国害民。这是好善恶恶的良心,人之所同有也。人君若能举用那正直的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的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参于其间,则用舍各当,正合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自然欢欣爱戴,无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举用了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却舍置之,不能有所简拔,则用舍颠倒,便拂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议,虽欲强其服从而不可得矣!”夫民之服与不服,只在用舍之公与不公,然则人君于用人之际,可不慎哉?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尽心不欺的意思。劝,是劝勉。

季康子问于孔子说:“为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事于我而不敢慢,尽忠于我而不敢欺,相劝于为善而不敢为恶,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答说:“为民上者,不可要诸在人,只当尽其在我。诚能于临民之时,容貌端庄,而无有惰慢,则有威可畏,有仪可象,民之得于瞻仰者,自然敬畏而不敢怠慢矣。孝以事亲,而无有悖违;慈以使众,而无有残刻,则其德既足以为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结民之心。民之得观感者,自能尽忠于我,而不敢欺悖矣。于那为善的,举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的,教诲他,使之为善,不要轻弃绝之。如此,则善者益进于善,而不怠、不能者亦将勉强企及,而无有不劝者矣。”是则季康子之问,专求诸民;孔子之答,专求诸己。盖人同此理,吾能自尽其理,而人岂有不感化者哉?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奚字,解作何字。为政,是出仕而理国政。

鲁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问于孔子说:“夫子有这等抱负,正当乘时有为,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国政乎?”盖当时季氏擅权,阳货作乱,不能尊信孔子,故孔子不肯轻于求仕,而或人不知也。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书》,是《周书•君陈》篇。友,相亲爱的意思。

孔子不仕之意有难以告或人者,故只托词以答之,说:“汝疑我之不肯为政,岂不闻《周书》所言之孝乎?他说‘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为一家之政,使长幼尊卑都欢然和睦,肃然整齐,无有不归于正者。《书》之所言如此。这等看来,人处家庭之间,能帅人以正,就是为政了。何必居官任职,乃谓之为政乎?盖所谓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从教化,固是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为政。”这虽是孔子托词,其实道理不过如此。所以《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亦是此意。然则人君之为政,若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则治国平天下之道,岂外是哉!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诚实。大车,是平地任载的车。,是辕前的横木,缚轭以驾牛者。小车,是田车、兵车、乘车。,是辕上的曲木,钩衡以驾马者。

孔子说:“立心诚实,乃万事的根本。人若无了信实,便事事都是虚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后可行,譬如车必有,而后可行也。若大车无,则无以驾牛;小车无,则无以驾马。轮辕虽具,一步也运动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诚,言语无实,则人皆贱恶之,在家则不可行于家,在国则不可行于国,盖无所往而不见阻矣。与车无者,何以异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顾,事事着实,不可少有虚妄的意思。然信之一字,尤为人君之大宝。是以为治者,必使政教号令之出,皆信如四时,无或朝更而夕改,然后民信从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岂非万世之明训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凡朝代更换,叫作一世。子张问于孔子说:“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的事迹。但已往者易见,将来者难知,不知自今以后,朝代兴亡至于十世之远,其事迹亦可得而前知否乎?”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因,是相袭而不改。礼,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这其中都有节文,故叫作礼。损,是减损。益,是增益。

孔子答子张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要知将来,但观既往便可知矣。比先夏有天下四百余年,而殷汤继之。殷家所行之礼,如修人纪以正万邦,都只是因袭夏家的,不曾改易。至于制度文为,有余不足的,则或损或益,稍有不同。如殷道尚质,殷正建丑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可考而知也。殷有天下六百余年,而周文武继之。周家所行之礼,如建皇极以锡庶民,也只是依着殷家的,不曾变更。至于制度文为,太过不及的,则或损或益,也有不同。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亦可考而知也。此可见纲常伦理,是立国的根本,万世不可改易;制度文为,是为治的节目,随时可以变通。自今以后,或有继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与所损益,不过如此。虽百世之远,无不可知,岂但十世而已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非其鬼,是所不当祭的鬼神。谄,是求媚的意思。义,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当行的便是。勇,是勇敢。

孔子说:“人之祭享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是乃当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当祭的鬼神也去祭他,这便是谄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孝享的正礼,所以谓之谄也。人于道理上当为的事,便着实做将去,这才是有勇。若真见得这事是道理所当为的,却乃因循退缩,不能毅然为之,这是委靡不振,无勇往直前之气,怯懦甚矣,所以谓之无勇也。”夫此二者,一则不当为而为,一则当为而不为。孔子并举而言之者,盖欲人不惑于鬼神之难知,而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