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引义》六卷，国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书稗疏》，已著录。此复推阐其说，多取后世之事，纠以经义。如论《尧典》“钦明”，则以辟王氏良知；论《舜典》“玄德”，则以辟老氏“玄旨”。论“依永和声”，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宫填郊庙乐章之陋；论“象以典刑”，攻钟繇、陈群等言复肉刑之非。论“人心道心”，证释氏“明心见性”之误。论“聪明明威”，破吕不韦《月令》，刘向等《五行传》之论。论“甲胄起戎”，见秦、汉以后制置之失。论“知之非艰，行之为艰”，诋朱、陆学术之短。论《洪范》“九畴”，薄蔡氏数学，目为无稽。论“周公居东”，鄙季友避难为无据。议论驰骋，颇根理要。至于“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无逸”等词，从孔传而非吕、蔡，亦有依据。惟《文侯之命》，以为与《诗》录《小弁》之意同，为孔子有取于平王；谓高宗“谅阴”与“丰昵”，同为不惠于义，则其论大创。又谓黄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绍位。古之命相，犹后世之建嗣。又谓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则六卿各率其属，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创之词。他若论微子去纣，恐文王有易置之谋。周公营洛，亦以安商民反侧之心。则益涉于权术作用，不可训矣。
此书就《尚书》每篇之义引而申之，其体裁近于《韩诗外传》《春秋繁露》，虽不尽与经义比附，而多于明事有关。就中显揭其指，人所共知者：如论伊尹弗狎弗顺，而惜韩忠定黜于刘瑾；论高宗丰昵，而责张璁、桂萼赖宠逢君；论平王东迁，而罪光时亨陷君误国：固维世之深心也。即其事未经显揭，然其意可揣测而知者：如论微子去之，谓恐殷之臣民推戴易置，则以咎苏观生拥立唐王之弟监国广州；论周初官制，谓文王不置相，致周室中衰难振，则以比明代自太祖废丞相不设，数传后权移于寺人；论周公营建洛都，谓欲安商民反侧，则以讽永明王不宜专居肇庆，惮赴桂林：此亦忧时之夙抱也。虽立说不无驳杂，而秉心则甚纯矣。其尤有功于名教大防者：则论《多方》之殷士，谓顽民既迎周而复叛周者，以匪忱不典，自速其辜，不得附托于忠孝，援《春秋》之例，贬反复者为凶德狂愚。义正词严，森如斧钺。盖借是斥吴三桂之进退无据，始为贰臣，终为逆臣。此船山所以避伪使之招，自全其贞士逸民之德。其卓识定力具见于斯，所当表微阐幽以彰其志节者矣。若夫持论好立异同，前哲名儒，自刘子政以下，皆肆意攻击，此诚识有所偏。然其所著各书，大率类此，且有较甚于此者。只须鉴其失，不必删其书也。至于《古文尚书》，不知其为赝本，则自明以前，知者本少，未可独议船山。况《古文》虽伪书而不可废，阎潜邱亦尝言之，阮文达公引《书说》云《古文尚书》出于东晋，其中名言法语，以为出自古圣贤，则闻者尊之。唐宋以后，引经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讲筵之益者，更不可枚举，学者所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为古人所愚”，真不易之论也。然则观船山此书者，宜重其触类旁通，可为陈善沃心之助。拟诸倪鸿宝之《儿易》、黄石斋之《月令明义》，其在伯仲之间欤！同治三年二月，后学仪征刘毓崧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