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写怀乡,我是无从写起的。这不是说我的故乡无可怀。乃是我自己主观方面无有足以起怀的情傃。我爱山东,我也讨厌现时的山东,我爱中国,我也讨厌现时的中国。我爱人类,我也讨厌现时的人类。

试看,我这种爱憎,完全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也可以说是客观的情绪。(寡头的客观情绪。)

我讨厌现时的人类,但我的内心不能冷到完全是厌离的境地。可是我对于人类有内在的爱恋,因为是「人」,所以我爱他。这还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意识。但这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说。

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个「人」,同时就要真正地把人当人看。因此,我反对一切不把人当人看的理论与行动,此如共党之类。「人是人」这一句重复的语句,这一句不把人下定义,不还原为另一种动物,或另一种概念的语句,是多么庄严而警策。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人,这含有多么崇高而丰富的意义。这点,我深深地起敬畏系念。

可是,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系念。落在具体上,无论是山东人,中国人,以及现时风气中的人类,我都有点木然。我当然有我所敬爱的知交师友。但是一个人只能说有几个知交师友,那也就太孤零,太寡淡而乏陪衬了。虽说人生得一知己而可以无憾,但是若有陪衬,则以无知己为憾;若无陪衬,而徒有少数知交,则反以无陪衬为憾。在此,我可以说,我的情感似乎是受了伤。所谓受伤,不是所受了什么挫折或打击,乃是说先天上根本缺乏了培养,也就是缺乏了陪衬。

对于乡、国、人类,不应当只是抽象的爱,还要有具体的爱。这便需要有陪衬。怀乡,也须要有陪衬。否则,是无可怀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方面无足以起怀乡之情傃。

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这点,一般说来,人人都剥掉了我所说的陪衬。人人都在游离中。可是,惟有游离,才能怀乡。而要怀乡,也必是其生活范围内,尚有足以起怀乡的情傃。自己方面先有起怀乡的情傃,则可以时时与客观方面相感通,相粘贴,而客观方面始有可怀处。虽一草一木,亦足同情。君不见,小品文中常有「此吾幼时之所游处,之所憩处,」等类的话头吗?不幸,就是这点足以起怀的引子,我也没有。我幼时当然有我的游戏之所,当然有我的生活痕迹,但是在主观方面无有足以使我津津有味地去说之情傃。所以我是这个时代大家都拔根之中的拔根,都挂空之中的挂空。这是很悲惨的。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本是很少枝叶的。兄弟姐妹多了,父母对子女的娇爱就减少。穷困则无暇多顾念。因此,我自幼就是一个于具体生活方面很木然生疏的混沌。惟一使我怀念的还是那种暮色苍然中几匹大骡子急急奔野店的情景,但这太苍茫了。又使我常常想起的,则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个马戏班子骑在马上跑的那个小女孩。我当时莫名其妙地非想去看她不可,这也许就是所谓爱情了。我一生只有那么一点罗曼斯的爱苗。但从此以后,也就斩断了。就是对那个马戏班子的小女孩起爱怜,其情景也未免太流动,太飘忽了。及至在北平读大学了,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还是常常睡在村庄的野外,或打麦的广场上。到上学了,也无人过问,说走就走了。只是先父偶尔嘱咐几句就完了。我现在想想,那还是生命的健旺。各人忙各人的,很少有离别之情。只是抗战那一年,我离家时便不同了。先父那时已年老了。(先母已先去世。)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神色。

我这么一个在苍茫气氛中混沌流荡的人,在生活上,实在太孤峭乏润泽了。直到现在,我是一个几乎无生活的人。譬如对于一般人的来来往往,若有若无,似乎皆不在心上。凡足以成礼饰情的事,我皆未寄以任何注意。我不往,你因而不来,亦无所谓。普通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凡不可以谈的,我不愿谈。我也未故示谦虚,也未有意傲慢。凡可以谈的,我就尽量地谈,不分昼夜地谈。普通说,爱情无条件,无贵贱。性情之交谈,真理之交悟,亦是如此。然须知这不是日常的具体生活。虽不是傲慢,然这里的孤峭,亦不是人生之幸福。

我愈孤峭,愈离现实,我平常写的哪些文章,发的那些议论,只是兴趣之不容己,只是内在的「是非之追求」。我之写文章,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品之铸造。铸造成了,交付出去就算完了。我没有必期人懂之意念。我把道理说出来,置诸天壤间。悟者自悟,迷者自迷。我也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好像是我创造出来,我就不管了。我也没有期人称赞的要求。我当然不能说完全无好名心。但这方面实在并不强烈。

这种倾向,是我常常感到的。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倾向。但是近来我写文章的意识有稍有转进。这与文本的说怀乡有关系。我由艺术性的兴趣之不容己,转到道德性的担负之不容己。我感觉到现在的人太苦了,连我自己也在内。实在有使其置根落实的必要。置根是对前面所说的拔了根说。落实是对前面所说的挂了空说。我近年来很意识到:我所发的那些思想,完全是想从崩解堕落的时代,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要作这步工作,其心思必须是综合的,上提的。因为在这塌下来一切都落了空的时代,要想从新涌现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必须是翻上来而从根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这里面含有三事:一是疏导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政治生活方面的常轨。二是疏导出科学的基本精神,以建立知识方面的学问统绪。三是疏导出道德宗教之转为文制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日常生活方面的常轨。凡是说到基本精神处,都是说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而此思想系统的涌现,又必须从贯通中西文化发展的脉络途径与夫其程度处着眼,始能真实不谬,确定不疑。这是我个人以及几位朋友所努力从事的。

我现在已无现实上的乡国人类之具体的怀念。我只有这么一个孤峭的,挂了空的生命,来从事一般的,抽象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之厘清。这只是抽象的怀念,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怀念。以前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了了数语,真是王道之大端。现在不但是老者少者须要安怀,一切人都须要安怀。这就必须从新来一个文化的反省,思想系统的厘定。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在这里真有其切实的意义,并非是空洞的大话。我们往常不解。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了。试想在这个拔了根,落了空的时代,人类真是没有命了。这如何能不须要「为生民立命」呢?天地以生物为心。人类没有命了,天地的心在那里?所以「为生民立命」,也就是一个仁心之不容己,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了。往圣千言万语,所念念不忘者,总在此事,这不是科学所能担负的。所以在科学以外,必须承认有道德宗教的圣贤学问。所以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大业,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我以前有诗云:「上苍有眼痛生民,留取丹心争剥复。」我现在也只有这一点丹心,尚未泯灭。

人类有了生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离别,有黯然消魂之苦;团聚,有游子归根之乐。乔居有怀念之思,家居有天年之养。这时,人易有具体的怀念,而民德亦归厚。

吾友唐君毅先生曾云:人自觉地要有担负,无论是那一面,总是痛苦的。此言甚善。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以道为己任,其生命中总不免有破裂。即偏倾在某一面,而有了个沉重的担负。若是生在太平盛世,则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岂不是好?否则,若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则亦随时可以起,随时可以止。此亦是充实饱满之自娱。再不然,上上者「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可无不可」。此是大圣人之圆盈浑化,若没有先天的根器,很难至此。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当然。我以孤峭乏润泽之生命,只能一往偏倾,求其生命于抽象之域,指出时代症结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统以再造。甘愿受此痛苦而不辞,则亦安之若命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中受痛苦,让他们下一代在具体中过生活。

四十二年二月(人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