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之吾兄大鉴:

赐教并转示谢扶雅先生函,均敬悉。关于谢先生函,弟意如下:

一、谢先生谓:「牟先生过去似在阐明儒家思想中亦有科学,亦有民主,谅系出自阿好比附之衷。」弟从未有此阐明,亦从不敢存阿好比附之心。诚如兄示所云:弟一向「只言中国有道统,无学统,有治道,无政道,似未言及儒家思想中有如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不但未言及儒家思想中有,即就整个中国文化言之,亦从未言中国文化在过去有如西方之科学与民主。此若稍读拙作《历史哲学》及其它关于此方面之论文者,尤其与兄<略论道统、学统、政统>之一文,皆可不至有此随意之猜想。

二、弟前在《人生》一六〇期曾与兄一长函<略论道统、学统、政统>,中言及「吾人不反对基督教,亦知信仰自由之可贵,但吾人不希望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真正替中国作主的炎黄子孙相信基督教。」弟知这几句话是有刺激性的,有伤中国基督徒之尊严。但弟以「不反对基督教」与「信仰自由之可贵」两端来限制,弟之真诚之意似已明白显出。这几句话成为反对者之口实。但依弟观之,反对者似皆不能就弟之真诚之意而反驳。弟觉似皆无充沛之衷气,与正大之理由。以前有人拿孙中山先生与蒋总统之信仰基督教来杜弟的口,弟亦只好无言。现在谢先生复以弟是山东人以为解,弟觉这也只是笑话。其实干脆说「信仰自由」就够了,不必多有曲折。依现在的政治思想,一个人有权利自由退出其国籍,而何况是信仰?弟以为,凡关于此类问题,是要诉诸个人之责任感的,是自由权利以外的话。故有「做主」、「希望」等字样。(宗教有普遍性,亦有特殊性,不能仅拿普世以为解。弟在<略论道统、学统、政统>一文中已详言之。人不思耳。)

三、谢先生说:「至于基督教之一神论及神人之亲切关系,以及大宇宙精神之呼召,我对神圣使命之献身,均比儒教为真挚而热烈」云云,此自是基督教以神为中心,以格位方式表现道之一特殊形态。儒教中心与重心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其真挚与热烈并不亚于基督教。关于此两形态,弟自信在第二二九期<作为宗教的儒教>一文中,已表示得很清楚。基督教自有其精采,弟一向极其欣赏而尊重。但愿双方各能虚心正视对方当体之本义及其特殊形态之何所是,以期[相即相融而不失其自性]。(<略论道统、学统、政统>文中屡说之语。)但一般人对于儒教,以其宗教之偏心,或因对于中国文化之憎恶,却常是浮皮搔痒,不中肯要,或故意贬视,轻描淡写,浅尝辄止,而不肯深入。弟自信<作为宗教的儒教>一文中,并无夸大比附处。弟常言,基督教重客观性,东方宗教重主观性,而于重主观性中,儒教中心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尤能达主观与客观性之统一。关于此点,该文中并未详讲。但虚心平心的读者自能鉴及。

四、「冲天劲不足」一语,是意引。经兄查出是「冲力不足」。这是弟对不起谢先生的地方。但「冲力」与「冲天劲」意不相违。依弟该文的解释,儒教的中心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横说层层扩大,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竖说以无限历程的尽心尽性上达天德。冲力或冲天劲正是十分充足的。故该文有「无限的庄严、严肃与紧张藏在里面」等语。何得以世俗一般人之「慢吞吞」与「马马虎虎」来牵连及儒教之本质?当年尼采骂基督教为奴隶的道德,却反引孟子的话以表示「天行昂扬」之德。尼采之骂固无是处,然其反引,却值得思量。此见张丕介先生所译德人某解析尼采思想一文,载于《学原》某期,已不记。又「宗教是以无限的热情欣趣道福」,正是契尔克伽德(Kierkgaard)的话。而契氏则是公认为真能体会宗教本质的基督教信仰者。因契氏明说:「不敢自居为基督徒,只想如何成为基督徒。」而「如何成为」的过程是无限的。因契氏重主观性(虽然尚不是儒教中正面的真实的主观性),故有此深刻之精义,有此无限的上升之辩证历程。若言冲劲或紧张,正当繋此而言之。此是「冲劲」之胜义。若一般基督徒只知祈祷与信仰,则其冲劲正是上下跌宕之激情。此是「冲劲」之劣义。基督教因以神为中心,重客观性,开不出正面的真实的主观性,(虽有契氏之重主观性,但他的主观性只是负面的、感受的、流逝的主观性,而不是正面的、实体的,因而亦尚不能至真实的主观性。)故在基督教下冲力不足,常不免落于激情。故弟以同情心,即言基督教,亦不愿以寡头无原则以冒之的「冲力」作为西方宗教之本质。基督教正是以灵魂得救与消除罪恶为其本质。此是传道者所天天讲说的。但因不重主观性,开不出正面的真实的主观性,并不真能照察出什么是罪恶(罪恶之具体意义),而期从根上消除之。(读者勿随便轻视慎独、诚意、明明德、致良知、涵养察识,这些如何体现天道上的工夫语。)所以基督教之表现上帝的意旨,常移向客观方面,在政治社会上,表现而为义道(正义公平),在阶级对抗方式下表现公平。此如谢先生所说「平等、自由、博爱三原则,实为基督教直接促成西方近代文明」。关此,弟无异词。此亦即弟该文中所说宗教在文化方面的作用。然在客观方面虽有成就,而在灵魂得救消除罪恶之主观方面,则常无真切的表现,因主观性原则不足故也。而此方面则为宗教当体之本质。至于谢先生所说「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合轨」,以亚历山大之「时空与神」及摩根之「突创进化论」为例,而认为可作基督教之新神学读,弟则以为宗教与科学离开一点倒好。不独亚历山大与摩根,即爱丁顿与怀悌海,这些科学的哲学家,都可有一套自然哲学的宇宙论。这不过是多方引合上帝,要与神学之本质无关。

中国文化自不能无病。故自三十八年来,弟等多于中西文化之疏导效其棉薄之力。所为文字已不少。大体环绕两中心而立言:一为科学与民主,二为宗教。看看中国文化何以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儒教的本质意义何在。看看西方文化的基本心灵何在,基督教的特质何在,其精采在那里,其缺陷在那里。虽不敢自谓必对,然力求客观而平情,不敢委曲任何一方面,却几为公平的读者所共许。人不应护短,然亦不应委曲古人。所望于时贤者在能顺中西之大流而深入。

四十六年六月《人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