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美国的一位哲学家及心理学家詹姆士尝自述他在一个名胜地方消夏时的心境：他说，那里的风景是那样优美，同在一处消夏的人们，是那样文雅，生活是那样平安舒适，可以说是再好没有了。然而他住不到几天就感得不耐烦了。他说，那里毫无刺激，没有恶可作斗争的对象，生活太无波澜，如果再让他那样平安舒适地住下去，他非苦闷得发狂不可。所以他只得离开那名胜的风景区了。他称这种心境为“轻视平安，厌恶舒适”的心理。这不仅是詹姆士个人特有的乖僻心情，也不仅是代表西方近代文化的美国人所常有的心情。这代表人类有雄心、有壮志、有生命力的青年的正常心理。只有老弱者和懦夫，才想长过舒适平安的日子，而视冒险犯难战争为畏途。以马革裹尸为荣幸，以髀里肉生为悲哀，和闻鸡起舞的壮心，在中国历史上亦何尝不羡称为可以代表民族精神的美谈。不过照这样说来，则类似战争的行为，似乎就有了根于人生的心理基础，且亦有其光明的、壮美的、含有道德意义的一面了。所以肯说老实话，用以激励国人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便明言：“战争不可视为绝对的恶。战争中亦有一道德成分。战争的深远意义，在于足以保持国家的伦理健康，而扫除个人的自私目的。一如流水可以不腐，战争亦可以防止老沉滞于平安无事的民族趋于腐败”。孟子不是也说过一句长足以使国人警惕的话吗？“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足见孟子亦承认敌国外患，或对外作战，亦有其防腐作用。不过孟子的话，尚须略加以补充。如果有敌国外患，而国人不能奋起抗战，则国亦恒亡。
战争的破坏力量是很大的。战争之来，如风卷残云，如山洪暴发。它固然可以扫除一些陈腐的污秽，但亦冲坏淹没了不少的无辜的房屋、牲畜和苗稼，且亦带来了多量的泥沙。真正细究起来，它的防腐作用在哪里？它的道德成分又在哪里呢？大概在承平时候，一般人苟安、懒惰、享乐的心理容易滋长。同时由苟安、懒惰、享乐而产生的罪恶和弊病，当然也在滋长。在承平时候，国家无事，大局安定，人民的心理容易忘记了国族，而只知道个人的利益，而从政的人，亦往往党派地域之见发达，缺乏为全国着想的远见。所以自私自利心的发达，党派意见的分歧，同情心的淡薄，都以承平时代为最盛。一旦到了危急存亡的战时，同根生、同种、同族、同胞、同生死祸福的感觉自更锐敏，而同情心自更为浓厚。分意见，分畛域，分利害，分彼我的界限，亦自易打破。故精诚团结，自较容易。而且危难的局势，也不容许继续苟安偷惰，享受平时的安富尊荣。紧张奋发、警惕策励的情绪，亦自易伸张，除非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根本斫丧无余，民族文化亦扫地以尽，则对外的战争，总多少可以唤醒其民族精神，促进其人民的团结和文化的复兴。因而由艰苦患难，生死挣扎中，磨练出国人的道德，促进了腐旧势力的铲除，新兴分子的崛起。这或许多少可以说明何以在某意义下，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有其防腐作用和保持道德健康的好处。
不过谈到战争对于道德方面的好影响，我尚须提出两点补充，第一战争应分为“义战”及“不义之战”两种，（当然这种分别也是比较的，有相对性的。）凡参加义战的国家，则这次战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道德，必有增进提高的好影响。而从事不义的战争，以侵略人，剥夺人的生存，毁灭人道，破坏人类共存的文明为目的的战争，则这国的战争行为陷于不义，既不易保持从事不义之战的军队的“士气”，亦足以败坏那从事不义之战的国家中人民的道德。譬如，即以德国而论，当十九世纪初年，日耳曼民族反抗拿破仑的侵略时，士气旺盛，民族精神发扬，文化蔚然，对于国民的道德生活确有良好的影响。但当它发动这两次世界大战，便只看见日耳曼民族自毁其前途，谁也看不出这两次大战，对于德国有什么防腐作用和增加道德健康的好处。日本也是一样，它这次侵略中国、偷袭英美的战争，成为国际道德的罪犯，其兵士的奸淫掳掠和残杀的暴行，已经把人类残忍的兽性和战争的罪恶发挥到了极点，而同时也就丧尽了他们固有的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了。所以我们可以得这样一条结论：参加合理的义战，对于道德有良好影响，参加不义之战，必致道德堕落，决不能收防腐作用及道德健康之效。
还有一点须得补充的，在某意义下，战争是一个试金石，是国家兴衰存亡、个人升沉好坏的试金石。有的国家经过战争，赢得胜利，因而兴盛。有的国家，感受战争的风浪，被淘汰而趋于衰亡。就个人言，好人经过战争的锻炼，成为一个新人，道德才能品格学问均得提高发展。坏人则由于遇到战争的危机更趋于穷凶极恶，真相毕露，只有自己揭穿其平时的假面具，而自厕于汉奸卖国贼之列了。换言之，战争可以使好人愈好，使坏人愈坏，足以磨练好人的品格，唤醒好人的潜伏道德意识，使之愈放光明。亦足使潜伏着的病菌显著暴发，而增加机体的危殆。也就因为这种情势，战争可以去掉承平时的掩饰、姑息养痈之遗患，而有冒一次危险，以收到割痈去瘤之效果。
由于战争有合理的建筑在道义基础上的义战与不合理不合道义的不义之战的分别，由于“义战”可以增加从事义战者的道德健康，而不义之战足以败坏从事不义之战者的精神和士气，所以历史上每经过一次坚苦大战，就又增加了世人对于义战终将胜过“不义之战”、公理终将战胜强权的信心。不过我们要知道，足以战胜强权的公理并不只是口头的说词或思想中的意念，而乃是有武力，同时有人类的正义感作后盾的公理。公理战胜强权应解释为公理与强权的结合体战胜了只恃强权而无公理的恶势力，或人类全体基于道义的力量战胜了少数违反道义缺乏理性的力量。战争并不会使人成为盲目强权或武力的崇拜者。战争使人愈益感觉到武德与勇士之可贵，以及武力强权之不可少。但尤其使人更深切感觉到建筑在正义和道德感上面的武力和强权之可贵，因而使人重新认识潜伏在或活跃于人类心灵中的正义感和公理观念之真实无妄，之强而有力。
英国有一伦理学家莱基，于其《欧洲伦理生活史》一书中，将道德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严肃的道德，如庄敬、刚正、虔诚、贞操等有宗教意味的德性；第二类为壮烈的道德，如勇敢、牺牲、忠烈、义侠、热忱等，是作战时所必需的德性；第三类为温和的道德，如仁慈、谦虚、礼貌、宽和等，是使人与人和睦相处的德性；第四类为实用的道德，如勤劳、节俭、信用、坚忍、谦和等足以使事业成功的德性。莱基认为古代重宗教，多战争，尚义侠，故特别注重严肃的和壮烈的诸种德性。但近代文明进步，崇尚和平，尊重人道，故温和的和实用的诸种德性将愈趋于发达。固然，近代的战争是全体性的，需要理智和科学的运用较多，已不全似古代战争之需要少数英雄的壮烈勇敢了，而且要想战争得到胜利，还须动员人类所有的美德，严肃的、温和的、实用的种种德性，皆大有助于作战的胜利。然而在战争中，武德之特被重视，壮烈的道德将大为发扬，为人类历史上增加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义烈的记载，乃是极自然的趋势。在太平的时候，人类的武德或壮烈的本性，只是潜伏着蕴藏着，很少得发扬的机会；在战争时期此种德性便提到前面，而得到高度的发展。
在六、七年来的抗战期中，我全国人民已得到艰苦的磨练，已于困心衡思，动心忍性中，而增益其所不能了。现在战争已接近胜利，我民族精神已相当发扬，我国际地位已大为提高，我们用不着只是消极地诅咒战争（当然也用不着讴歌战争）。我们要设法尽量动员我们的精神力量，发扬我们的民族的固有美德，以从事抗战，使我们在这长期战争中转恶为善，转不幸为幸，转祸为福，将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起来。战争不用讳言的是恶，是灾殃，是不幸之事，但我们要明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恶、灾殃、不幸，善于运用之，也可以“玉汝于成”。
（1944年写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