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

我在火车上寄你的长信(由眉转)收到了没有?我在London住了十几天,委员会的人都四散了,没有事可做,所以来巴黎住几天。还想到瑞士去玩玩。

我这回去国,独自旅行,颇多反省的时间。我很感觉一种心理上的反动,于自己的精神上,一方面感觉depression,一方面却又不少新的兴奋。究竟我回国九年来,干了一些什么!成绩在何处?眼看见国家政治一天糟似一天,心里着实难过。去国时的政治,比起我九年前回国时,真如同隔世了。我们固然可以自己卸责,说这都是前人种的恶因,于我们无关,话虽如此,我们种的新因却在何处?满地是“新文艺”的定期刊,满地是浅薄无聊的文艺与政谈,这就是种新因了吗?几个朋友办了一年多的《努力》,又几个朋友谈了几个月的反赤化,这又是种新因了吗?

这一类的思想使我很感觉烦恼。

但我又感觉一种刺激。我们这几年在北京实在太舒服了,太懒惰了,太不认真了。前年叔永说我们在北京的生活有点frivolous,那时我们也许以此自豪。今年春间你们写信给我,叫我赶紧离开上海,因为你们以为我在上海的生活太frivolous。但我现在想起来,我们在北京的生活也正是十分frivolous。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想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

我们应当学Mussolini的“危险地过日子”,——至少至少,也应该学他实行延长工作的时间。

英国不足学;英国一切敷衍,苟且过日子,从没有一件先见的计划;名为evolutionary,实则得过且过,直到雨临头时方才做补漏的工夫。此次矿工罢业事件最足表现此民族心理。

我们应当学德国;至少应该学日本。至少我们要想法子养成一点整齐严肃的气象。这是我的新的兴奋。

你们也许笑我变成道学先生了。但是这是我一个月来的心理,不是一时偶然的冲动。我希望北京的几个朋友也认真想想这点子老生常谈

傅孟真几天之内可以到Paris。我在此等他来谈谈就走。

见着Waley,我很爱他。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昨天在Bibliotheque Nationale里看见敦煌卷子,很高兴。今天去游凡赛野,到傍晚方归。

庚款会大概要到10月初才续开。我10月底到Frankport A. M. 去演讲一次。11月须回到英国,到各大学讲演,约有十处,由British and Irish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布置。以后的行止,尚不可知。如身体尚不甚健壮,拟往瑞士可过冬处去住一个冬天。以后便要作归计了。

我预备回国后即积极作工。很想带点“外国脾气”回来耍耍。带些什么还不能知道。大概不会是跳舞。

适之 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注34 1926年8月和10月给徐志摩的两封信之一,原载1926年12月8日《晨报副镌》,原题为“新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