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时，儒生如叔孙通之流颇得信用。儒家重“辨上下，定民志”，故叔孙通所定朝仪使汉高祖叹赏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那时的儒生眼见叔孙通“得君行道”，都以为“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叔孙通不但制定朝仪，还制定了汉朝的“宗庙仪法”及“汉诸仪法”，在儒家发达史上，要算第一个大功臣，理该配享孔子！
但是那时的儒生，在政治上虽占势力，在思想界却比不上“道家”。汉初的功臣如张良的“学道，欲轻举”，“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又造出“圯下受书”，“谷城黄石”等等邪说，便隐隐的种下了汉代的“道士的宗教”。同时的曹参尊重“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行“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道。文帝实行薄葬短丧，也不是一个儒教信徒。文帝的窦皇后，最好“黄帝老子言”，故“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安招致方术之士，著书二十一篇，为道家最完备的书。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本传》）。当时的学者如司马谈之流，极崇拜道家，以为兼有诸家的长处。所以我们可说汉初的一百年（高帝至武帝），是道家发达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元年，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诏可。五年，置五经博士。后来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竟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此事不知在何年）从此儒学成为“国教”了！但无论何种学说，无论何种宗教，一到了“一尊”的地位，便是死期已到，更无进化的希望。所以罗马的君士但丁大帝认天主教为国教，而基督教死；汉武帝认儒术为国教，而儒学死。况且当时汉武帝名为尊重儒术，其实他年年求神仙，任方士，祠五畤，想天赐祥瑞！所行所为，全是当日的方士迷信。所以那时的儒者如董仲舒一流人，也不能跳出这种方士的迷信。于是有阴阳五行灾异图纬的儒学。所以汉代自武帝到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是“道士的儒学”时代。
这种“道士的儒学”，在东汉时，并不曾消灭。后来道家的道士派，和道士派的儒家，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到了汉末，遂发生张道陵的道教。但是东汉思想界，却出了几个人物，极力攻击“道士派”的道家和“道士派”的儒家。这班人物的第一个先锋是王充。王充的《论衡》抱定“疾虚妄”的宗旨，建立一种“评判的哲学”。这种“评判”的精神，起于王充。张衡继起，也攻击图谶的虚妄。汉末的“人伦”“月旦”的风气，也只是这种“评判精神”的表示。后来评判的风气，变成了政治的评判，遂造成十八年的党锢大祸。献帝建安年间，思想家如孔融、祢衡、仲长统诸人，一方面代表这种评判的精神，一方面遂开魏晋人自由旷达的风气。所以汉代思想的第三时期，自王充到仲长统，可以叫作“评判的时代”，这是汉代思想变迁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