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尔斯泰(今译托尔斯泰,1828—1910) 伯爵,俄国之大文学家,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尝就嘉本达氏之《近世科学论》,为文以批评之。谓今日之科学,若持此不变,则无益而有害。盖伯爵之意,欲世人知注意于道德,而勿徒醉心于物质的文明也。立论新奇,足令小儒咋舌。兹节译之,至说之是非,则在读者自审矣。

世有一种科学崇拜者,诩诩然曰:欲增进人生之幸福,莫如奖励实验科学之为得。一切精神的欲求,但以科学的知识应之,足矣。若夫宗教的智识,道德的智识,非切要之务也。怀抱此等迷信者,举世皆然,而俄国尤甚。予以为此科学的迷信,其能贻恶果于道德,殆不下于宗教的迷信。故审实验科学之效果及研究法,而评定其真价,以破时人之迷信,此予所热心企望者也,而嘉本达氏先我为之矣。

嘉本达氏证明之曰:不问于星学、于物理学、于化学、于生物学、于社会学,决不能予吾人以有关实事之真智识也。由是等科学而发明之法则,不过一概括之说耳,严其义以绳之,则只可谓为近似的法则耳。何则?于概括以外之事,未尝知之,亦未尝思之也。只以此等法则,于时间,于空间,皆与实事相远隔,而莫由比较,故竟以为真正之法则云尔。

嘉本达氏又曰:从今世之科学的研究法,则吾人须由远而无要之现象,以说明近而必要之现象。此非虚伪之方法,而永不能达其所企望者乎?今之科学家,尝尽理势所能及,欲以高深而复杂之问题,约之为低浅而单纯之形体。于是于伦理学,则化为功利及遗传的经验之问题矣;于经济学,则慈善、情爱、公共心等,概置不问,而约以自利之一因子矣;于生物学,则动植人类之个性,概置不问,而彼等之学问,乃跼蹐于所谓亲和力,所谓元形质之范围中矣。岂不曰:吾如是,则可由低浅而单简之形体,以说明高深而复杂之问题也哉?虽然,亦未思之甚矣!姑勿论其说明之不能完全,就令能之,而既自高而下,自必要而移于非要,则所谓科学,已涉于无关人类之域,而切近人生之大问题,彼终无自解决之也。

设有人大言曰:欲攻究某物体之性质,可不必接触之,自诸方面审度之,但置诸远隔之所,不必辨其形色,知其凸凹,而自能详知其物体。则其说之妄,宁待智者而知之乎?而科学家欲以浅近而单简之形体,说明高远而复杂之问题,其妄也何以异于是!

是故科学的知识者,既于一方面,确含自相矛盾之性质;又于他方面,欲由浅近而单简之现象,推论高远而复杂之现象,故不能达吾人之希望也。

科学于切近人生之重大问题,能与以正当之解释否,今姑勿论。吾人所不得不疑者,曰:实验科学自身之运命,果能对真正之人生之要求,而永胜其任乎?人既有生矣,则不能不知其生活之法。此生活之法,自昔之人既研究之,谓为学问,应其知识之度,而生活焉,而进步焉。研究人如何而生活之问题,此实科学中之科学。孔子也,摩西(古犹太人领袖,见《圣经》) 也,锁伦(今译梭伦,公元前630—前560,雅典政治家,诗人) 也,皆视此为唯一之学问也。而至于今世,则不以此问题为科学矣,以为真正之科学,不外以数学始以社会学终之实验科学而已矣。谬说之日出,其又奚足怪乎!

假有劳动者执科学家之手而谓之曰:尔辈之衣食取给于我辈,则何以酬我者?其教我以伦常道德之旨也耶?教我以持身涉世之方也耶?科学家于此,将何以应之?若乃喋喋告人曰:太阳若何,地球若何,新元素若何,哀格斯光线若何,则劳动者必掩耳疾走矣,曰:此非我所欲知也,所欲知者,若何善其生活之道耳。

科学家或强颜以自解曰:是社会学家之所当言,于我无与也;今欲解此问题,则不能不知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之疑义,而其先又不得不自物理学、化学始。斯说也,惟彼待人而食、待负而走之徒,或能欠伸而坐待耳。若夫食人者,负人者,即大多数之人民,不能待之也,曰:人寿几何,尔谓人生大问题,必俟数世纪以后始能解决,则予身何由及知之乎?

科学家又将 然以责人矣,曰:尔辈何蠢蠢!所谓科学,本不必措意于实用,有可以研究者则研究之,而不问其研究之目的何在,此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也。故彼等之钻研琐末,而苦思无益之举也,则以为非我好择此等问题,科学之特质使然耳。然而劳动者恐未易受其欺矣,曰:嘻!岂科学之特质哉,学者之特质耳!涓滴之流,江河视之,此今世学人之通弊也。

科学家之言曰:科学者,不择何事何物,而皆研究之。然而宇宙大矣,事物多矣,必一一研究之,岂人力之所能及?灯之照物也,见其一面,而不能见其各面,近则明焉,而远则暗焉。是故科学家于未经研究之材料与彼等所指为无关重要者,懵如也。人生以何者为必要,何者为不必要,欲决定之,不外以人类通有之感触的悟性为之标准,是则宗教之责任也。而科学家既诋毁一切宗教矣,故孰则必要,孰则不必要,彼自不能判定之。于是强持一说以自袒,曰:科学为科学而设,非仅研究人生必要之事物,而研究一切者也。

其曰:不择何事何物而皆研究之者,非欲尽研究一切事物也,亦非谓研究之材料必多取诸最有益于人生者,而其次者缓之,其全无用者省之也,不过曰:研究之题目之范围,未能定耳。今之所谓科学家皆身居社会之上流,故有裨于自己之福祉者则研究之,又以无生命之物易于研究,则研究之。以便于己而易研究之学问,谓为真正之学问,其谁欺?自欺乎!是故世之相与崇拜科学也,非欲谋人生之良善与幸福也,改纂书籍,而自为书籍之奴隶焉耳。

若夫宗教与伦理学、社会学,以谋人生之良善与幸福为目的者,则不能与今世有势力之科学相伍。而此等问题,遂委诸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之手。此辈学者亦托言科学的研究法,以维持现状为言,曰:今社会之生活状态,宜放任之,勿俟改良,如经济学家言,其例之尤著者也。

实则人生之行动,益背正鹄,且自负心益高,则未有不益堕落者。今世科学实沉沦于此状态者也。真正之学问不为社会所欢迎,而反遭逆遇,亦固其所。盖直斥世人谬误,而教以其所不惯之行为,自夫擅势力于社会者观之,能无以为不便乎?

今之科学家,不独于改良社会之道,漠然旁观也,宁有迎合时人嗜好之想,惟诩诩然自白技能,以求凡夫俗子之惊喜,而满足其无益之好奇心耳。而真正之伟人学者,依然守沉默,重谦逊,固宜其湮没弗彰,不为时人所尊重也。且今世科学家又不仅自炫自赞也,更痛诋昔人之学问,曰:是虚伪耳,诈术耳,琐事耳!如我之科学始足为真正之学问矣。近百年间,科学进步之速率,大于已往数百年间者数倍。循此而进,则宇宙一切疑问必能解决,而人生一切福祉可望满足矣。故吾辈科学家,于今日世界中实最占重要之地位者也。噫!是真呓语耳!试一觇彼等之真相,古今万国之一切学问,有卑下浅近如今世科学者乎?

平心论之,则今世科学之本分,不出二端:其一,则矫正已存之现象,而谓改良社会增进幸福之能事尽在于是;其一,则欲迎合安闲之人之好奇心,而以析难决疑为义务。斯言也,科学家闻之,其必以为侮谤乎?彼将曰:谁谓我迎合时人之好奇心哉?蒸气然耶?电气然耶?其他文明的工业然耶?征服自然,而利用之,吾之伟效,昭昭在人耳目也。虽然,使劳动者对之,亦自有说矣,曰:古来之制御自然者,其实效吾见之矣,制造有害人类之物,而殄灭人道,增长其奢侈放纵已耳。征服自然,岂所以利人生哉?正所以害之也。

若社会之组织不善,而以少数人抑压多数人者,则所谓文明利器,适足以长少数人之势力,而增其抑压之程度。今我俄国是也。呜呼!今之科学,既不以改良社会增进幸福为目的,而鳃鳃然论当世之现象,则言论虽新奇,著述虽浩瀚,曾何有秋毫之益乎!则将有为科学家辩者,曰:盍观之医学乎?种痘术之功效若何,外科医术之进步若何,得谓非人生之幸福乎?其说诚无以易矣。虽然,是亦思其功而未思其罪也。生民休息一二十年,而战事辄起,至戕杀生灵数十万,不以为异,予以为是当归罪于科学也。何则?科学家于一面排斥宗教伦理等,又于一面维持社会之现状,不思改良,而使人日益堕落,又何怪战争之惨祸,未有已时乎!

呜呼!君辈科学家,钻研琐屑之事,惟曰不足,其心亦苦,其力亦劳矣,盍移此心力以从事于真正之宗教道德及社会的事业乎!其所以为益于人类者,当非疗治疾病之功所可同日语矣。医学家动以病院制度之善为言,然所谓病院者,设备奢侈,享其利者少数之人民耳。世固有重大于是,而能被利益于全体人民者,奈何度外视之?

要之,欲使今世科学有益无害,则不可不亟改其研究之法,勿谓社会现状,既能满吾人之意,而不图改进也。嘉本达氏之著《近世科学论》,实为时人痛下针砭,可谓先获我心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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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刊于1904年12月《教育世界》8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