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不为墨子立传,只于《孟荀列传》之末,附之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二十四字而已。以学术上如此重要之一人,而所述乃仅如此而已。故近世学者,深为失望。或讥史公之疏略无识。或以为《史记》之脱简。余以为后说是也。此二十四字,接上文云云,实未免太过唐突。无论如何之古文法,决不如是。尝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云:

老子乃箸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箸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此段文字之“或”字,“盖”字,其用法正与《孟荀列传》相同。此等“盖”字“或”字,均与上文有关接。而《孟荀传》末此二十四字,独绝无所承。以文法例之,知其脱简无疑也。

自来皆以墨子姓墨名翟,孙诒让《墨子传略》亦云:“墨子名翟,姓墨氏。”近人治墨学者梁启超胡适之徒,亦均无异议。惟廉江江瑔著《读子巵言》论墨子非姓墨。其言甚辨。

古以孔墨,杨墨并称。自汉以后,皆以墨子姓墨名翟。数千载无异词。窃则以为不然。盖墨子者,非以墨为姓者也。今请详其说以明之。古者诸子派别,共分九流。墨子居其一。凡传某学者皆曰某家。故传墨子之学者亦曰墨家。然所谓家者,言学派之授受,非一姓之子孙。故周秦以前,凡言某家之学,不能系之以姓。至汉代学者,始以某姓为某家。故《汉志》谓《易》有施、孟、梁丘三家;《春秋》有公、穀、左、邹、夹五家之类。古人皆无之也。凡古人系姓而称,必曰某子,或曰某氏。而称家则不能系姓。若墨既为姓,而复称曰墨家。则孔子可称孔家,庄子可称庄家乎?此不合于古人称谓之例。其证一也。九家之名,详于《汉志》。《汉志》本于《刘略》。刘氏亦必有所本,而司马谈亦有《六家要旨》之论,则其名由来旧矣。然所谓九家者,墨家而外,若儒,若道,若名,若法,若阴阳,若纵横,若杂,若农,莫不各举其学术之宗旨,以名其家。闻其名即知其为何学。即九家外之小说家亦然。并无以姓称者。若墨为姓,是以姓称其学。何独异于诸家乎?此不合于九家称名之例。其证二也。墨子之学,出于史佚,史角。史角无书。史佚书有二篇。《汉志》列于墨家之首,且谓尹佚周臣,在成康时。则由史佚历数百岁而后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学。墨子生于古人之后。乃讳其渊源所从出,以己之姓而名其学,为诸家之所无。此不合学派相传之理。其证三也。周秦时之姓氏,复杂奇辟,往往非后世所经见;然考以世本诸书,亦各有所自来。墨之为姓,墨子一人外,更无所见。唯古有墨胎氏,为孤竹国君。伯夷叔齐即其后。然夷齐后即无闻,断非墨子之所自出。且墨子之前后,亦绝无墨姓其人。此其证四也。又《汉志》所录墨家者流,仅有六家。末为墨子,首即史佚。此外四人,曰我子,曰随巢子,皆不著姓?曰田俅子,曰胡非子,疑亦非姓。与他家之黔娄子,将巨子,诸人之称同。班注于此四人,亦不详其姓名。颜师古亦不及之。当必皆为姓名外之别号,自无可疑。墨家诸人,无一称姓。则墨子之墨,断非姓明矣。窃疑墨家之学,内则薄葬,外则兼爱,无亲疏之分,无人我之辨,示大同于天下,与礼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之义同。以宗族姓氏,为畛域之所由生,故去姓而称号,以充其兼爱上同之量,又与释氏之法同。此孟子所以斥为无父,此亦墨氏之学,所以独异于诸家,而高于千古也。自注:墨氏兼爱只不别亲疏,非不爱父,即亲中亦不只父一人。孟子独斥为无父者,盖以因其兼爱而并革其父之姓氏,而忘己所从出也。惜此理千古无人道及。 《孟子》一书,所载当世之人,皆详其姓氏;而于墨者夷之,只冠以墨者二字,而不言其何姓。《论衡·福虚篇》,言墨家之徒缠子,缠亦非姓。是皆可为墨家不称姓之证。此其证五也。《墨子》原书,多称子墨子。夫称曰子者,皆为尊美之词,不系于别号,即系于姓。然皆称曰某子,断无以子加于姓之上者。若子思子之类。上子思二字,合为孔伋之字,下子字乃尊称之词耳。唐宋以后,去古日远,名称亦漓,始有以子字加于姓字之上。秦汉以前则绝无之。自注:惟《荀子》书引宋钘语或称子宋子,显为后人所乱。《列子》书亦称子列子,然见于《庄子》者俱无之。 今称曰子墨子,适与子思子之称同。若云墨为姓,则孔子亦可称子孔子,庄子亦可称子庄子乎?此其证六也。孟子多拒墨之词。其称之也,或曰墨子,或曰墨氏,或单称之曰墨。韩非子《显学篇》,亦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皆单以墨称。然人有姓亦有名,姓所同而名所独。故古者称人,必举其名;宁去姓而称名,无去名而称姓。是以古籍所载,有单称名而不知姓者;而断无单称姓而不著名之理。今孟韩皆称曰墨,则墨岂得为姓乎?况韩子所谓相里氏之墨云云,若墨为姓,尤不能作是称。韩子此篇,上文云:“子张氏之儒”云云;下文则曰: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下曰孔,而上曰儒;盖言孔子一人可称孔,言孔子之学不可称孔也。以相里氏之墨例之,则何不云子张氏之孔,而云子张氏之儒乎?此其证七也。凡为墨子之学,可称曰墨者,如孟子所谓墨者夷之,庄子韩非子《史记》自序,亦皆有墨者之称。然墨者之义,指学墨子之人言之。学墨子之人非必姓墨,何以系其师之姓?孔子之门弟子三千,未闻称曰孔者也。墨家之墨者,当与儒家之称儒者同。此其证八也。删节原文。

此其说诚可谓至辨矣。然古人称谓,殊不能一律。孔子姓孔号孔子,庄子姓庄号庄子,若以此例之,老子亦当姓老邪?不然,则以老子例之,孔子,庄子,又当非姓孔姓庄邪?汉初有三家诗,一曰鲁诗,二曰齐诗,三曰韩诗。若以鲁齐例之,则韩亦当为国名邪?以韩例之,鲁齐又当为姓邪?此可以见古人之称谓,不能尽以例求也。惟江氏以墨子之墨为道术之称,似颇相合。其言云:

考墨字从黑,为会意兼形声字。故古人即训墨为黑。自注:《广雅·释器》:墨,黑也。《孟子》云,面深墨。 又训晦。《释名·释书契》:墨,晦也。 引伸之为瘠墨,为绳墨。自注:《荀子》书屡言瘠墨。 是则所谓墨者,盖垢面囚首,面首黎黑之义也。《庄子·天下篇》云:“墨子称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又称:“禹亲自操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甚雨。”《列子》称:“禹身体偏枯,手足胼胝。”吕不韦称:“禹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是禹之为人,尽俭苦之极轨。故墨子学之。故孟子称为摩顶放踵;庄子称为其道大觳;后世亦言墨突不得黔:此其学适合于墨字之义。故以墨名其家,而人亦咸以墨子称之。考墨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凡人形容枯槁者,其颜色必黑,兹所谓色黑者,盖因劳苦过甚,颜色因而黎黑,亦庄子所谓枯槁也。其以墨为宗旨,与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诸家同。故与八家并列而称曰墨家。

然则古来称墨翟,所谓翟者何也!江氏亦为之说曰:

自秦汉以来,咸以翟为墨子名。然古以墨翟连称,彼以墨为姓,斯以翟为名,亦为以意揣测之词,未必于古有所据。窃疑翟为墨子之姓。考古有翟国,在宋郑之北。其子孙以国为氏,故春秋以后有翟姓。疑墨子即其后。翟国与宋相近,故墨子亦为宋人。又考孔德璋《北山移文》,称墨子为翟子,似亦以翟为姓。而《琅嬛记》载墨子则直云姓翟名乌。古人名字纷歧,事所常有。若姓氏则为一定,不可或更。况以昭著千古之墨子,岂敢窜易其姓氏哉?惟所得证据仅此,此外则更无所见。是翟果为姓与否,亦未敢遽决之。然古书称墨翟,以其学加于姓或名之上者,此在古人亦常有之。如老彭,蒙庄,谈天衍,雕龙奭,是也。

斯以翟为姓,则大谬不然。江氏前既云墨子去姓,去氏,示大同于天下,故为墨家学者咸不称姓。今又云翟为墨子姓,墨子不敢窜易姓氏,何其前后矛盾至此?至谓《北山移文》称墨子为翟子,遂疑孔德璋以墨子为姓翟;然则下文称杨子为朱公,则亦可谓孔德璋以杨朱非姓杨而为姓朱邪?且《墨子·贵义篇》载墨子之言云:“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鲁问篇》亦自称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之得见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与子天下。”夫墨子自称曰翟,则翟显为墨子之名可知。若云是姓,则孔子自称丘也幸,亦可作孔也幸;丘之祷久矣,亦可作孔之祷久矣。有是理邪?吾以谓墨是其道,翟是其名;去姓著道,以著其尚同;久之,则人遂以墨为姓,故称墨子。其称子墨子云者,犹子列子,子禽子一例。犹云此子乃墨子,此子乃庄子,此子乃禽子云尔。岂能遂斥为不通邪?又《公羊传》有子沈子,子公羊子之称,何休《解诂》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则著子字于姓字上,其来亦古矣。不可谓唐以后始有此称也。

然则墨子何国人邪?有据古有翟国,宋与翟近,及《史记》有“盖墨翟宋之大夫”一语,遂疑为宋人者;有据墨子与鲁阳文君之关系,鲁阳为楚邑,遂疑墨子为楚人者;有据公输般将以楚攻宋,墨子起自鲁,遂疑为鲁人者。梁启超颇主鲁人之说,以谓墨子若宋人,则《公输篇》不应有归而过宋一语;若为楚人,《贵义篇》不应有南游于楚之语云云。其说颇为得实。至于墨子仕宋之说,梁氏亦非之。以谓《墨子》书中绝无仕宋痕迹,且引《贵义篇》“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之说,以谓宋必不能行其道,故当必不肯仕宋。其说尤为近是。盖墨子乃古来之大实行家,其言行必不相背也。夫未尝仕宋,以平民而救宋;本非宋人,以异国之人而救宋国;不分人之禄,而苦身以救人;不私利其国,而兼爱人国。此墨子之所以为墨子与?若其生卒时代,则汪中,孙诒让言之颇详。汪氏之言云:

今按《耕柱》《鲁问》二篇,墨子于鲁阳文子多所陈说。《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韦昭注: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其言实出《世本》。故《贵义篇》,“墨子南游于楚,见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献惠王之为惠王,犹顷襄王之为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顷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中篇》,言“智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句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与?

而孙诒让则云:

史迁云:“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自注:《史记·孟荀传》。 刘向云:“在七十子之后。”《史记索隐》引别条。 班固云:“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概本刘歆《七略》。 张衡云:“当子思时。”《后汉书》本传注引衡集《论图纬虚妄疏》云: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 众说舛忤,无可质定。近代治墨子书者,毕沅以为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既失之太后;汪中沿宋鲍彪之说,鲍说见《战国策·宋策》注。 谓仕宋当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于鲁哀公二十六年,见《左传》。《史记·六国年表》书景公卒于贞王十八年,即鲁悼公十七年,遂减昭公之年,以益景公,与左氏不合,不可从也。据本书及《新序》,墨子尝见田齐太公和,有问答语。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适当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岁前后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殆皆不考之过。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见《贵义》、《鲁问》、《公输》诸篇。 而后及见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安王十六年。 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篇》,康公卒于安王二十三年。 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 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 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鲁穆公年已八十余,不能至安王也。《史记·孔子世家》谓子思年止六十二,则不得及穆公。近代谱牒书或谓子思年百余岁者,并不足据。 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

汪孙二说,先后不同。近人胡适深是汪氏之言;而梁启超颇韪孙氏之说。胡氏云:

墨子大概生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自注:西历纪元前五○○年至四九○年。 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 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差不多四十年。

而梁氏则云:

孙氏作墨子年表,大段不谬。但其据《亲士篇》言吴起之死,则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自注:西纪前二八一。 犹存。此亦不确。胡适决其不及见吴起之死,谅矣。然胡氏谓墨子生年约当孔子卒前二年,其卒年约在吴起卒前四十年,则又失之太前。以吾所考证如下:

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自注:元年至十年之间,西纪前四六八至四五九。 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孔子卒于前四七九。

墨子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西纪前三九○至三八二。 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孟子生于前三七二。

今案梁氏以墨子所曾交接之人为根据,而参伍其年代,似比胡氏为确。然梁氏以孙氏谓墨子至安王二十一年犹存之说为不确,而定为十二年至二十年间。则所差止一年耳。盖深信胡氏据《吕氏春秋》谓墨子决不及见吴起之死之说,而为之订正也。《吕氏春秋·上德篇》云: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柱按:陈灃云墨氏所谓巨子犹沙门传衣者也。《吕氏春秋·去私篇》又有墨者巨子腹 ,高诱注皆云巨姓,毕氏已驳正之。

胡氏据此以谓吴起死时,墨子久已成一种之宗教;墨者巨子传授之法,已有定制;墨子已有新立之领袖;孟胜弟子劝胜不死。而曰“绝墨者于世不可”,倘墨子尚未死,安能为此说。其说甚为有见。而孙氏以为墨子可及吴起之死,则除据《亲士篇》以外,更无可为据者。其说云:

案《鲁问篇》,墨子及见田齐太公和。和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仅五年耳。况《非乐上篇》说:“齐康公兴乐万”,康公之薨,复在起死后二年;然则此书虽多后人增益,而吴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见,明矣。

孙氏此说,固可以驳正苏时学、汪中、胡适诸人,谓墨子之卒年过于太前之说。然而不可以证墨子必可以见吴起之死,盖太公和之受命为诸侯,当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五年。安知墨子不在此五年之前而死?康公之薨,后起二年,墨子虽说康公兴乐万,然焉知其事不在起死前之一岁?故梁氏据胡说以订正孙说,则孙说乃可以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