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闾闬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故形势不得力非,则奸邪之人悫愿;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宪令著明,则蛮夷之人不敢犯;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教训习俗者众,则君民化变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罚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闭其门,塞其涂,弇其迹,使民毋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罚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墝,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故曰,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

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宫营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实其宫;室屋众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处其室;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故曰: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

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而实虚之国可知也。凡田野万家之众,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为足矣。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矣;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矣。彼野悉辟而民无积者,国地小而食地浅也;田半垦而民有余食而粟米多者,国地大而食地博也。国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货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广而民不足者,上赋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毋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毋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则众有大遗苞矣。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爰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是故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余积者,其禁不必止;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则危亡随其后矣。故曰:课凶饥,计师役,观台榭,量国费,实虚之国可知也。

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乱之国可知也。

入朝廷,观左右本求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功多为上,禄赏为下,则积劳之臣不务尽力;治行为上,爵列为下,则豪桀材臣不务竭能。便辟左右,不论功能而有爵禄,则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金玉货财商贾之人,不论志行而有爵禄也,则上令轻,法制毁。权重之人,不论才能而得尊位,则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彼积劳之人不务尽力,则兵士不战矣;豪桀材人不务竭能,则内治不别矣;百姓疾怨非上,贱爵轻禄,则上毋以劝众矣;上令轻,法制毁,则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势,则国之情伪竭在敌国矣。故曰:入朝廷,观左右本求朝之臣,论上下之所贵贱者,而强弱之国可知也。

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倍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战不胜,弱也;地四削,入诸侯,破也;离本国、徙都邑,亡也;有者异姓,灭也。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威严宽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强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强;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囷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白话译文:

内城的城墙不可不坚固完整,外城的四周不可有外通的空隙,里的边界不可以左右横通,闾门不可不注意关闭,院墙与门日不可不注意整修。因为,内城不完整,作乱为害的人就会图谋不轨;外城有空隙,奸遁越境的人就可以行事;里的边界随意横通,抢夺盗窃的就不会停止;闾门不关,内外随意交往,男女之间就没有界限;院墙不备,门门不牢,虽有宝贵的财货也是无法保管的。所以,客观形势使人们无法为非作歹,奸邪的人才能够老实守法;禁律与刑罚威严,无视法纪者才能够规规矩矩;法令严明,蛮夷之人就不敢触犯;奖赏信实坚定,有功者就得到鼓励;受教育、守习俗的确实众多了,人民才可以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因此,有英明的君主执政,刑罚总是很少,这并不是该用刑的不用刑,该治罪的不治罪;而是英明君主关闭了犯罪的门户,堵塞了犯罪的道路,消灭了犯罪的影响,使人民无由接触为非作歹的环境,因而人民走正道、做好事,就好像出自本性了。所以,罪罚很少而人民照样安定。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耕地不深,锄草不勤;宜种的土地没有种,未开的土地很荒乱,已耕的土地不见得肥沃,荒芜的土地不见得贫瘠;按人口总算土地,荒地多而熟地少。即使没有水旱天灾,这也是一个饥国的田野。像这样的国家,人口少则不能保其国土;人口多,则国贫民饥。再遇上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将离散而不肯回来。人民无力保卫国土,城防就不巩固;人民处于饥饿状态,就不能从事战争;人民离散而不回,国家就成为一片废墟了。所以说,拥有土地统治国家而不注重农业生产,便是寄生的国君。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看看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饥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山林湖泽广阔,草木就容易繁殖;土地肥沃,桑麻就容易生长;牧草繁茂,六畜就容易兴旺。如果山泽虽广,滥伐草木却没有禁令;土地虽肥,种植桑麻却不得其法;牧草虽多,饲养六畜却征收赋税;这就等于堵塞财货的门路。所以说,日常物产不充足,金玉虽多,也只能叫作贫国。所以说,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生长情况,计算它的六畜生产;贫富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城市大而农田小,农田就养活不了那些人民;城区大而居民少,居民就防守不了那个城市;院落大而房屋少,房屋就充实不了那个院落;房屋多而居民少,居民就住用不了那些房屋;粮仓少而亭台楼阁多,粮食贮备就供应不了那些糜费。所以说,君主没有积蓄而宫室却很华丽,百姓没有积蓄而衣服却很讲究,乘车者打扮车子的外观,步行者穿着用艳丽的服色,农业产品少而奢侈物品多。这是奢侈国家的风俗。国家奢侈则开支浪费,开支浪费则人民贫困,人民贫困则产生奸恶思想,产生奸恶思想则出现邪巧行为。所以,奸恶和邪巧的产生,由于贫困;贫困的产生,由于奢侈;奢侈的产生,由于没有制度。所以说,明确制度和标准,节约衣服,俭省财用,禁止奢侈,是治国的急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使他管理国家。所以说,进入一个国家的都城,视察它的宫室,看看它的车马、衣服;侈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凡是拥有万户人口的农村,可食之地,有方五十里就够了。万户以下的,可以算进去山泽之地;一万户以上的,则要把山泽除外。那种土地均已开垦,而人民仍无积蓄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小而耕地少;土地只开垦半数,而民有余食、粟米丰富的国家,是因为国土大而耕地多。国土虽大而荒地没有开垦,是因为君主追求财货而臣民好利的缘故;土地开垦虽多而人民粮食不足,是因为朝廷赋税繁重,人民卖掉存粮的缘故。所以说,粮食运行远达三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四百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五百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一个国家,庄稼歉收三分之一,叫作小凶年;三个小凶年等于一个大凶年。大凶年百姓就有饿死在路上的了。一国有十分之一的人从军,就要有十分之三的人脱离农业生产,庄稼也就要歉收三分之一。庄稼歉收三分之一,而没有旧年存粮,路上就会有弃置的死尸。十分之一的人从军,三年不解除兵役,如果没有余粮,人民也会有卖儿卖女的了。所以要问:山林虽近,草木虽好,兴建宫室还必须有限度,采伐与封禁山林还必须有定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因为大木材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采伐的,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搬举的,也不是一个人劳动所能运输的;大木材也不能使用在小规模的建筑上。所以说,山林虽广,草木生长虽好,封禁开发必须有定时;国虽富裕,金玉虽多,宫室兴建必须有限度;江海虽宽,池泽虽大,鱼鳖虽多,捕鱼之业必须有官管理;船网之民不可只依靠单一财路来维持生活。这并不是对草木、鱼鳖有偏爱,而是怕人民荒废了粮食的生产。所以说,先王限制上山采伐下水捕鱼的活动,为的就是使人们专务粮食生产。人民不种粮食没有饭吃,粮食不靠土地不能生长,土地没有人民不能耕种,人民不卖力气就得不到财富。财富的产生是出于使用劳力,劳力的产生是出于劳动着的身体。所以,君主用财无限度,就等于人民用力无休止。所以说,楼台亭阁远近相望的,那是君民之间彼此相恨的。人民没有储蓄的粮食,国家禁令就不能一定生效;百姓有饿死的,对外战争就不能一定取胜;道路上有弃置的死尸,防守就不能一定坚固。而法令不能“必行”,禁令不能“必止”,战不能“必胜”,守不能“必固”,危亡也就跟在后面了。所以说,考查灾年饥谨的情况,计算从军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修建,计量财政开支的费用,虚实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州里之间没有隔墙,里门没有安设,出入没有定时,早晚不加管理;对于抢夺、盗窃、殴打、害人的分子,就无法加以管制了。吃同一条山谷里的水,在一个巷子里打井,场院菜圃相连,树木茂密,院墙破损,门户不闭,内外随便往来;男女之间的界限,也就无法规正了。乡没有官吏,里不设学堂,不按时集会,丧葬祭袍人们也不相聚,禁令刑罚又不严格,尊贤敬长的和睦风尚,也就无从产生了。所以,婚礼不严肃,人们就不注意廉耻;选贤不通过乡里,士人就不注重品行;贿赂财货风行于国内,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面,结党营私之事就发展在下边;乡官不实行法制,百姓就不会服从命令。这些就是亡国弑君发生的原因。所以说,进入一国的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它的人民是怎样接受上面教化的;治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功劳多的,禄赏反而在下,多功之臣就不肯尽心竭力;政绩好的,官爵反而在下,豪杰能臣就不肯竭尽所能;君主的宠臣和侍从之类,不论功劳能力而享有爵禄,百姓就会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贩运金玉财货的商贾之流,不论道德品行而享有爵禄,君令就不受重视,而法制破毁;握有大权的人,不论才能而窃居高位,人们就要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去了。那些多功之臣不愿尽心竭力,士兵就不肯作战;豪杰能臣不竭尽所能,内政就不会清明;百姓怨恨、非议而轻贱爵禄,君主就无法劝勉民众;君令不受重视,法制破毁,君主就无法命令臣下,臣下也无法效忠君主;人民抛弃本国行伍而投靠外国势力,国家的虚实就全被敌国掌握了。所以说,来到一国的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研究一下本朝的百官的情况,分析一下朝廷上下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强弱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法律形同虚设,只加害疏远的人;命令虽已公布,不听者安然无恙;随便封爵赐禄,无功者因而致富;那么,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说,良田不赏给战士,三年而兵力衰弱;赏罚不信实,五年而国家破败;君主卖官鬻爵,七年而国家危亡;背逆伦常道德,干禽兽的行为,十年国家就会覆灭。出战不胜,是衰弱;土地被瓜分,是破败;逃离本国,迁移国都,是危亡;政权由异姓人占有,是覆灭。所以说,根据君主立法出令和统治人民的情况,考察其刑赏政策是否在人民当中得到贯彻;兴灭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

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还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敌国强大而盟国衰弱,直言之臣身死而阿谈之臣得宠,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被毁;对这样的国家,盟国将不再依靠其盟好关系,敌国也不会畏惧其强大,豪杰将不安于位,多功之臣也不再留恋他的爵禄了。君主又喜欢商贩而不爱农业,人民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了。豪杰不安于位,则良臣出走;多功之臣,不怀恋爵禄,则兵士不肯效力;人民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则粮仓空虚。这样,君主还不肯改革,那么,抢夺、盗窃、残害人民、谋取政权的人们就起来了。在国内,朝中无良臣,士兵不效力,粮仓空虚,再加上外有强敌之忧,这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意志,考察农业的状况,看看人民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存亡之国,就可以区别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