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以待天权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权之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梁山之阳綪、夜石之币,天下无有。”管子曰:“以守国谷,岁守一分,以行五年,国谷之重什倍异日。”管子曰:“请立币,国铜以二年之粟顾之,立黔落。力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委积则虚矣。此三权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权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大丰则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对曰:“隘则易益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以阨守丰,阨之准数一上十,丰之策数十去九,则吾九为余。于数策丰,则三权皆在君,此之谓国权。”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国制。”管子对曰:“国无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谓国无制,地有量?”管子对曰:“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粟贾一,粟贾十,粟贾三十,粟贾百。其在流策者,百亩从中千亩之策也。然则百乘从千乘也,千乘从万乘也。故地有量,国无策。”桓公曰:“善。今欲为大国,大国欲为天下,不通权策,其无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权奈何?”管子对曰:“君通于广狭之数,不以狭畏广;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此国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盖天下,视海内,长誉而无止,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有。曰:轨守其数,准平其流,动于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为用。徐疾之数,轻重之策也,一可以为十,十可以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决塞。”桓公曰:“何谓决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策,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棅。”

桓公问于管子曰:“权棅之数吾已得闻之矣,守国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时皆已官,得失之数,万物之终始,君皆已官之矣。其余皆以数行。”桓公曰:“何谓以数行?”管子对曰:“谷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辅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贫,下贫而君富,此之谓事名二。国机,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缪而已矣。”桓公曰:“何谓度法?何谓禁缪?”管子对曰:“度法者,量人力而举功;禁缪者,非往而戒来。故祸不萌通而民无患咎。”桓公曰:“请闻心禁。”管子对曰:“晋有臣不忠于其君,虑杀其主,,谓之公过。诸公过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晋之过失也。齐之公过,坐立长差。恶恶乎来刑,善善乎来荣,戒也。此之谓国戒。”

桓公问管子曰:“轻重准施之矣,策尽于此乎?”管子曰:“未也,将御神用宝。”桓公曰:“何谓御神用宝?”管子对曰:“北郭有掘阙而得龟者,此检数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谓得龟百里之地?”管子对曰:“北郭之得龟者,令过之平盘之中。君请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龟之家曰:‘赐若服中大夫。’曰:‘东海之子类于龟,托舍于若。赐若大夫之服以终而身,劳若以百金。’之龟为无赀,而藏诸泰台,一日而衅之以四牛,立宝曰无赀。还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乡再拜,入粟,不敢受宝质。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为子者不知此数。终受吾质!’丁氏归,革筑室,赋籍藏龟。还四年,伐孤竹,谓丁氏之粟中食三军五月之食。桓公立贡数:文行中七,年龟中四千金,黑白之子当千金。凡贡制,中二齐之壤策也,用贡:国危出宝,国安行流。”桓公曰:“何谓流?”管子对曰:“物有豫,则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为天下者,操于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谓二豫之外?”管子对曰:“万乘之国,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不可以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不可以无百金之蓄饰。以此与令进退,此之谓乘时。”

白话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以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的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以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桓公说:“好。我想实行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梁山南面所产的纟青茜和山东掖县一带的石壁,是天下稀有的珍宝。”管仲接着说:“用这些东西换取粮食,每年贮备一分,行之五年,国家就有力量使粮价比以前上涨十倍。”管仲接着说:“要铸钱立币,拿出两年的贮备粮雇人采铜,建立冶铜铸币的场所。但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累就陷于空虚了。这就是天地人三种权变都没有掌握的表现。”桓公说:“掌握‘三权’的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如果大丰收的年份,完成国家长期贮备的一半;歉年也要完成一半。”桓公说:“歉年应当补助,为什么也要完成一半呢?”管仲回答说:“歉年则粮价容易增高,一可为十,十可为百。用歉年掌握丰年,歉年的粮食价钱,一斤可以买上十斤粮;丰年的收粮数字,十斤可以省下九斤钱。国家就有九倍的赢利。然后再用轻重之术策划丰年粮食的经营,‘三权’都将由君上掌握了。这就是国家的通权达变。”

桓公问管仲:“请问国家固定不变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因土地有产量的差别。”桓公说:“何谓国家没有固定不变的政策,是因土地有产量之别么?”管仲回答说:“上等地亩产十石,中等地亩产五石,下等地亩产三石,其余都属于荒地。一个农民,一般种田百亩。市场粮价在上述四类地区必然反过来分别表现为一、十、三十和一百。那种精通商品流通理财之法的国家,百亩地的收益就可以赶上并等于千亩地的收益数字。那么,百乘之国就赶上千乘之国,千乘之国就赶上万乘之国了。所以,土地若没有各种不同的产量,国家就不存在所谓理财之策,自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策。”桓公说:“好。如今想成为大国,进而由大国统一天下,不懂得通权达变的理财之策,看来是无所作为的了。”

桓公说:“现实行权变之策,后果又将如何?”管仲回答说:“君上若通晓广狭的理财之术,就不致因为国土小而怕国土大的;若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资财少而伯资财多的。这乃是国家理财政策的大事。”桓公说:“好。那么要用它统一天下,治理海内,并永远垂誉无穷,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有。那就是:使经济统计工作掌握理财方法,使物价调节工作能平衡商品流通,采取措施在物资尚未形成以前,控制成果在事情已成之后,使财物一变为十,九倍为国家赢利。号令缓急的方法轻重之策的作用,就在于使财物一个增长为十个,十个增长为一百。然后再把十成的收入对开,用半数的五分之四为贮备,另外的半数则用来搞理财措施,由君主操纵经济上的开放与收闭。”桓公说;“什么叫开放与收闭?”管仲说:“君主不提倡仁,国人就没有互助的风气;君主不提倡慈孝,人们就怠慢双亲而轻于犯过。这是最大的祸乱。君主就要把上述理财成果中的十分之一,用来树表柱立高门表彰仁孝。对于乡中的孝子都送礼聘问,孝子的兄弟不论多少都免服兵役。由于树表柱立高门提倡仁与慈孝,社会财物将广为施散而轻贱下来。国家乘此轻贱之机而运用理财之策掌握之,十分之五的财物又进到国家之手。再运用五成财物继续按照从前的办法去做,象日月不停地运转一样进行。这便是长久享有天下的办法,也可以称之为‘平准之道’。”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管仲说;“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桓公问管仲说:“利用权柄的理财方法,我已经明白了,要维护国家巩固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有专能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懂天时的人才既已授官使用,通晓得失规律、万物始终的人才,君上都已经授官使用了,其余则依照一般方法管理就行了。”桓公说:“何谓按一般方法管理?”管仲回答说:“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知识是人们治事的帮助。但百姓知识多了君主就可能愚昧,就好象民富则君贫,民贫则君富一样。这叫作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国事的关键,全在于政策缓急得当;为君之道,全在于设计法度得宜;人心的整治,全在于禁止邪恶产生。”桓公说:“何谓设计法度得宜?何谓禁制人心邪恶?”管仲回答说:“设计各种法度,要注意量力行事;禁制人心邪恶,要注意惩前毖后。这样,祸事就不会发生,百姓也没有犯罪的忧虑了。”桓公说:“再请谈一谈禁制人心的邪恶。”管仲回答说:“晋国有臣不忠于国君,想杀害君主,属于政治性的大罪。对所有犯罪的各家,晋国一律都判定他们全家不准任职事君。这就是晋国的不对了。齐国处理此等事件,则按照主从分别定罪。惩治坏人用刑罚,表彰好人用奖赏,这就是戒止人心邪恶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之为‘国戒’。”

桓公问管仲说:“上述轻重平准之法都付诸施行以后,理财之策是否就此结束啊呢?”管仲回答说:“没有,还有御神用宝。”桓公说:“何谓御神用宝?”管仲回答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管仲回答说:“让得龟者把龟放在大盘里。君上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你百斤黄金的报酬。’于是把这龟奉为无价的贵物而收藏在大台之上,每天要血祭四条牛,立名为无价之宝。过四年后,征孤竹国,了解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五个月吃用,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向北再拜领命,送到粮食,但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里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辅设垫席,把龟收藏起来了。过四年,在兵伐孤竹的时候,即可公开宣布丁家粮食确实满足三军吃了五个月。桓公再举办一种利用贡龟的理财办法:确定文行价值七千金,年龟价值为四千金,黑白子的龟价值为一千金。凡用贡龟制度所得收入,相当两个齐国领土的数字。贡龟的使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就把它作为宝物抵押出去,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就让它在物资流通中起作用。”桓公说:“何谓流通中的作用?”管仲回答说:“市场物价若出现投机诈骗的现象,则国无理财之法而民无生活之路。所以,善治天下者,要掌握粮食、钱币两大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桓公说:“何谓两个投机对象以外的物资?”管仲回答说:“万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万金的库藏龟宝,千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千金的库藏龟宝,百乘之国不可以没有价值百金的库藏龟宝。利用这种后备的宝物,同国家政策号令的进退相结合,这就可以叫做乘时调节市场的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