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学以成教(下)

 《中庸》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朱熹曰:“达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书》所谓五典、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则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朱熹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谓达道也以其分而言,则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盖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

 吕大临曰:“所入之涂虽异而所至之域则同,此所以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资为不可几及,轻困知、勉行谓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朱熹曰:“此言未及乎达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为知、三行为仁,则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对己之称,天下国家则尽乎人矣。”

 吕大临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故好学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臣按: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诚也。得天下古今人所同由者于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于心,诚也。非知之则无所见,非行之则无所得,学者未至于生知、安行之域,此学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所以不可无也,教者因其资质之近而导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则天下无弃才矣。

 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朱熹曰:“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而后可以诚身。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或曰:“学、问、思、辨亦有序乎?”朱熹曰:“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疑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以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行之笃,则凡所学、问、思、辨而得之者又必皆践其实而不为空言矣。”

 饶鲁曰:“学必博然后有以聚天下之见闻而周知事物之理,问必审然后有以祛其学问之所疑而自得于心,辨必明然后有以别其公私义利、是非真妄于毫厘疑似之间则不至于差缪,择善至此可谓精矣。如是而加以笃行,则日用之间由念虑之微以达于事,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义,取是而舍非,不使人欲之私得以夺乎天理之正,而凡学、问、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践其实矣。所执如此,其固为何如?”

 许谦曰:“博学是总说,圣贤每教人博学,夫子谓博学于文,颜子谓博我以文,孟子谓博学而详说之,盖为学规模不广,浅见謏闻,安能知道?问、思以下是逐一事一节理会,问须是详审,使答者辞尽意畅,如樊迟问仁知,既闻于师,又质于友,必达其意而后止,既问而得之,又思之使自得于心。思则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过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晰使明彻无纤毫疑滞,然后措之行事而笃焉。”

 臣按:诚之之道在乎择善、固执,所以择善而固执之者则在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焉。《章句》谓此五者诚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者乌可不循序而兼致其功乎?

 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朱熹曰:“君子之学不为则已,为则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又曰:“明者择善之功,强者固执之效(按,或又谓子思之意,盖曰人有弗学者学之,有弗问者问之,学之问之弗得弗措,则为必要其成。朱子以‘学’字为句,且曰弗为则已,则人有弗学弗问者矣,与下文‘人一己百’等语文不相贯,其说亦有理)。”

 吕大临曰:“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德胜气质则愚者可进于明、柔者可进于强,不能胜之则虽有志于学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盖均善而无恶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禀不齐者才也,人所异也,诚之者所以反其同而变其异也。夫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以变其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

 臣按:为学最是变化气质为难,为学而能变己之气质则其学成矣,施教而能变人之气质则其教成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犹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学者宜尽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问学二者,儒者为学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废。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四者,尊德性之目也;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四者,道问学之目也。朱子谓其“大小相资、首尾相应,圣贤所示入德之方莫详于此”,盖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无,偏其一则非圣人之道、儒者之学矣。彼陆九渊者乃欲专以其一为学,乌有是理哉?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朱熹曰:“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贤谓中而才者也。乐有贤父兄者,乐其终能成己也。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贤遂遽绝之而不能教,则吾亦过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间能几何哉?”

 张栻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质言。惟有德者为能涵养性情而无过不及之患,故谓之中,而其倚于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则谓之不中;天资美茂如忠厚、刚毅、明敏之类皆谓之才,而其资禀之不美以陷于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则谓之不才。父兄之于子弟,见其不中不才也则当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养之,养之者如天地涵养万物,其雨露之所沾、风雨之所振、和气之薰陶,宁有间断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养子弟之道亦当如是也,宽裕以容之,义理以渐之,忠信以成之,开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岂岁月之功哉?彼虽不中不才,涵养之久,岂无有萌焉,如其有萌,养道益可施矣。”

 臣按:孟子此章言父兄之于子弟必当有以教养之,然国家之于臣下、师儒之于子弟亦莫不然,苟不能养之而弃绝之,则其间之相去其与父兄之于不中不才子弟何异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颐曰:“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谓‘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谓之仁则人不知其切于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则可以见其为此身酬酢万变之主而不可须臾失矣。义者行事之宜,谓之人路,则可以见其为出入往来必由之道而不可须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详味,令人惕然有深省处。上兼言仁义而下专论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则不违于仁而义在其中矣。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不然则昏昧放逸,虽曰从事于学而终不能有所发明矣。”

 臣按:蔡渊曰:“或者但见孟子有‘无他而已矣’之语,便立为不必读书穷理,只要存本心之说,所以卒流于异学。《集注》谓‘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则在于求放心而已’,正所以发明孟子之本意,以示异学之失,学者切宜玩味。”窃考其所谓异学者,盖指当时陆九渊也,至今学者犹有假之以惑世废学,切宜痛绝。

 孟子曰:“羿(善射者)之教人射必志(犹期也)于彀(弓满也),学(谓学射)者亦必志于彀。大匠(工师也)诲人必以规矩(匠之法也),学者亦必以规矩。”

 朱熹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

 张栻曰:“彀者弩张回的处也,射者期于中鹄也,然羿之教人使志于彀,鹄在彼而彀在此,心心存乎此,虽不中不远矣。学者学为圣贤也,圣贤曷为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则盖不远,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学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则圣贤之门墙可渐而入也。规矩所以为方圆,大匠诲人使之用规矩而已,至于巧则非大匠之所能诲,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规矩也。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自洒扫、应对至于礼仪之三百、威仪之三十,犹木之有规矩也,亦循乎此而已。至于形而上之之理则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扫、应对之间也,舍是以求道,是犹舍规矩以求巧也。此章所举二端,教人者与受教于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臣按:此章言施教受教之法,朱熹谓“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张栻谓“教人者与受教于人者皆不可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朱熹曰:“多术言非一端。屑,洁也。不以其人为洁而拒绝之,所谓不屑之教诲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则是亦我教诲之也。”

 尹焞曰:“言或抑或扬、或与或不与,各因其材而笃之,无非教也。”

 张栻曰:“教人之道不一而足,圣贤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时而不轻其教诲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诲之也。然就不屑教诲之中亦有数端焉,或引而不发而使之自喻,或惧其躐等而告之有序,圣贤之书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笃则不留于门,使自求之,如孟子之于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则拒而不见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于孺悲,凡此亦皆为不轻其教诲而乃所以教诲之也。盖圣贤言动无非教也,在学者领略之何如耳。”

 臣按:先儒谓不屑教,非忍而绝之,实将激而进之,是亦多术中教诲之一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曰:“五者盖因人品高下,或相去远近先后之不同。时雨,及时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犹是也,若孔子之于颜、曾是已。财与材同,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于冉、闵,达材如孔子之于由、赐。就所问而答之,若孔孟之于樊迟、万章也。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若孔孟之于陈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

 张栻曰:“记曰‘当其可之谓时’,所谓有如时雨之化者也,言如时雨之造化万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发、甲者欲拆于是时也而雨及之,则皆得以遂矣,盖不先不后,当其可而适与之会,无待于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于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时雨焉,其于欲达未达之间,所赖者深矣。龟山杨氏以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贯之’是也,盖曾子未尝问而夫子呼以告之,当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颜、闵、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虽存乎其人,而成之者圣人也。达材者,因其材而达之,如赐之达、由之果、求之艺,随其天资所禀而达之使尽其材,则教之功也。”

 臣按:此章圣贤施教之道。先儒谓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笃焉。天地无弃物,圣贤无弃人。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弯弓之限),君子引(引弓也)而不发(发矢也),跃如(如踊跃而出也)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朱熹曰:“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贬以徇学者之不能也,又因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学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发矢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踊跃而见于前矣。中者无过不及之谓,中道而立言其非难非易,能者从之言学者当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

 张栻曰:“公孙丑之意,以为孟子之道高大,学者有难进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几及而为之孳孳也。夫圣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过也,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视之以为甚高而不知高之为中也,自隘者视之以为甚大而不知大之为常也,徇彼而迁就则非所以为道矣,故孟子以大匠之绳墨、羿之彀率为譬。夫绳墨而可改则非所以为绳墨矣,彀率而可变则非所以为彀率矣。君子之教人引而不发,引之使向方而发则系于彼也,跃如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兴起于中也,盖义理素存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兴起耳。道以中为至,中道而立,其能者固从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亦犹大匠设绳墨、羿为设彀率以示人,其能与不能则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此正大之体而天地之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赵岐曰:“滕更,滕君之弟来学者也。二,谓挟贵、挟贤也。”尹焞曰:“有所挟则受道之心不专,所以不答也。”朱熹曰:“君子虽诲人不倦,又恶夫意之不诚者。”

 张栻曰:“受道者以虚心为本,虚则受,挟则私意先横于胸中,而可告语乎?故空空之鄙夫,圣人未尝不竭两端之教,而滕更在门若在所礼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于其所挟致力以销弭之,其庶几乎。”

 《荀子》曰:学恶(音乌)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上也。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财四寸耳。

 臣按:程颐谓学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臣窃谓此所谓贤人而言圣人之道也。

 《扬子》曰: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模不模、范不范为不少矣,一哄(巷同)之市,不胜异意焉,一卷之书,不胜异说焉。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习乎习,以习非之胜是也,况习是之胜非乎?於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微也)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

 司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题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为荣,安于所习不知其非,习小道者亦类于此。人苟尽心于圣人之道,则众说之不足学易知矣。”

 又曰: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臣按:理有善有恶,人有君子有小人,为人而求为君子而不为小人,非学不能也,学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恶也,善明而恶去,则不为小人而为君子矣。

 韩愈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周惇颐曰:“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朱熹曰:“此所谓性以气禀而言也,刚柔固阴阳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阴阳以为善恶之分焉,恶者固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中也者和也,天下之达道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为中与中庸不合,盖就已发无过不及者而言之,如《书》所谓‘允执厥中’者也,易其恶则刚柔皆善,有严毅慈顺之德而无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则其或为严毅或为慈顺也,又皆中节而无太过不及之偏矣。师者所以攻人之恶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所以为天下善也。”

 又曰:“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令名。”

 朱熹曰:“三者随其用之浅深以为所至之近远,不失令名,以其有为之实也。”

 胡宏曰:“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辞、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故曰学颜子之所学。”

 又曰:“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程颐曰:“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贤之言虽欲己得乎?然其包函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而其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无所缺,乃无用之赘言也,而止于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

 朱熹曰:“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磅礴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但是一身接于万事,凡其语默人所可得而见者无适而非文也,姑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书》之记言、《诗》之咏歌、《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识已。”

 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词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

 臣按:程氏言今之学者有三,谓词章、词诂、儒者也。臣窃以谓词章、训诂皆儒学之事也,词章以达意,训诂以解经,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但肆意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局志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

 或问:“古之道如是之明,后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颐曰:“此无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乎教也。”

 真德秀曰:“以鲁国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时间所出大贤十余人,岂不是有教以致然也?盖是圣人既出,故有许多贤者,以后世天下之大,经二千年间,求如一颜、闵者不可得也。”

 臣按:程氏谓知道多少皆由乎教,则学校之设、师儒之教,诚不可无于天下也。

 又曰:“《坎》之六四纳约自牖,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处也,当就其明处而告之求信则易也,非惟告于君者如此,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长,所长者心之所明也,从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后推及其余,孟子所谓成德达材是也。”

 臣按:程颐谓纳约自牖非惟告于其君如此,为教者亦然,盖告教于人必就其所通以开其所蔽,则易入也。

 杨时曰:“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闻圣贤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为文章,忠信原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志学之士当知天下无不可为之理,无不可见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笃毋使力浅而易夺,要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天地之心自陈露于目前,古人之大体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学。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以圣人为可至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然的立于此然后射者可视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则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为准?”

 臣按:射者必志于的,不立的则无以为准,而何以射哉?儒者之学亦然,故曰学以圣人为的。

 朱熹《白鹿学规》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臣按:朱氏此规虽为学者而设,然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及其所以为学与所以施教者,皆不外乎此也。所谓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凡为学者皆以是而责诸己,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诸人,人人皆然则道明而行矣,天下岂有不平也哉?

 张栻曰:“天下之物众矣,纷纭胶,日更于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荡耳目而动心志者何可胜计,而吾以藐然之身当之,知诱于外,一失其所止则迁于物。夫人者统役万物者也,而顾乃为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贵于讲学也。讲学而明理,则执天下之物不固,而应天下之变不胶,吾于天下之物无所恶而物无以累我皆为吾役者也,吾于天下之事无所厌而事无以汩我,皆吾心之妙用也,岂不有余裕乎。然所谓讲学者,宁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

 臣按:张栻大意谓人所以统役万物而不为物役者,贵乎有讲学之功也。讲学在乎致知,本之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超然会夫大宗以为进德广业之地。吁,学而会夫大宗,则学之全体具而大用周矣。

 黄干曰:“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赋于人者秀而灵,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为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物之生也虽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极二五之所为,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故能参天地赞化育而统理人伦,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天下后世者皆可考也。尧之命舜则曰‘允执厥中’,中者无所偏倚无过不及之名也,存诸心而无偏倚,措之事而无过不及,则合乎太极矣,此尧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统于尧也。舜之命禹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因尧之命而推其所以执中之由,以为人心形气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则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存之心、措之事,信能执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统于尧,禹之得统于舜者也。其在成汤则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又因尧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礼、制事以义则道心常存,而中可执矣,曰礼曰义,此又汤之得统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则曰‘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此汤之以礼制心也,不闻亦式、不见亦入,此汤之以义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汤者。其在武王,受丹书之戒则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周公系《易》爻之辞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义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统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复礼’,其著之《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无非数圣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统于周公者也。颜子得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言,曾子得之《大学》之义,故其亲受道统之传者如此。至于子思则先之以戒惧谨独,次之以知仁勇,而终之以诚;至于孟子则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扩充,此又孟子得统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则以诚为本、以欲为戒,此又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者也。至二程子,则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而为四箴以著克己之义焉,此二程得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虽其详略之不同者愈讲而愈明也,学者之所当遵承而同守也,违乎是则差也,故尝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按:道学之传起自尧舜而备于孔子,至孟子没,中绝者千有余年,有宋周子始复开其端,阐而明之者二程,绪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门高第弟子亲得其真传者,勉斋黄氏一人,其在朱门亦犹孔门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传心授者最为亲切,故其总叙圣贤道统所以传授者真而的、详而明,有非诸儒所及者,至其篇末又撮其要指而明之,所谓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而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所以发明圣贤传道之要、指示学者入道之方无余蕴矣。臣谨盘六经诸子之言有及于道与学而可以成教于天下者,备载于篇而终之以黄氏斯言,盖摘出前人传授之实以为后人教学之准,使之知所向方云。

 以上明道学以成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