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二十五卷，宋段昌武著。此书旧题《丛桂毛诗集解》，因段昌武居室名“丛桂”而来。书中首为《学诗总说》，分《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三则;次为《论诗总说》，分《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五则。其后依章疏解，大体仿吕祖谦《读诗记》，但词义较为浅显。原书为三十卷，明代唯朱睦㮮《万卷堂》有宋椠完本。后遭开封大水所淹没。今本为孙承泽家钞本，仅存二十五卷，其《周颂·清庙之什》之下皆无。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三十卷，注曰缺;又别载《读诗总说》一卷，注曰存。《读诗总说》不见传本，疑即为书首的《学诗总说》和《论诗总说》。

五卷。元何异孙撰。异孙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其书在体例上依照朱子 “或问”之体，以问答的方式解释经义，故名曰“问对”。《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总称十一经。其说 《诗》多据郑玄，说 《书》多据蔡沈传，说 《三礼》、《三传》多撮举注疏。又随文生义，触类旁通，提出许多新的看法，有些颇有见地，有些则是毫无依据、毫无道理的推测，故不断遭到后学攻击，然其书颇便于蒙童幼学记诵，亦有其存在的价值。今存有元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十四卷。近人康有为(1858－1927)撰。康有为一生勤于着述，主要着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戊戌奏稿》《康南海先生诗集》等。此书大旨谓东汉以后所讲习之经，皆刘歆伪造。因刘歆作过王莽新朝大臣，故斥其学为“新学”。称“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在序中言“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着。”从经学角度看，此书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其考辨失之武断臆测、其论说失之偏激疏误者屡见。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曰：“《伪经考》之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梁启超的批评颇为中肯。然此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是一部辨伪专着，而在于它反封建的思想意义。古文经学乃儒家正统，中国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而此书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无疑是对封建统治的大胆挑战，为变法维新解放思想、扫除封建绊脚石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它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理论着作之一。书成后，清朝御史安维峻曾奏请毁禁；封建官绅叶德辉称宁肯让魏忠贤配享孔庙，也不能让康有为扰乱时政，可见其对封建王朝的威胁震慑力量之大。有《蛰云雷斋丛书》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万有文库》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单行本，中华书局1959年单行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本。

一卷。南宋真德秀撰。此书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均给予着录，但书名题《心经法语》，是一书而两名。其内容为集录“圣贤”论“心”的格言，而以诸家的议论为其作注，末附四言《赞》一首。大旨以“正心”为本，以“心”之精神为圣。作者继承了自孟子以来诸儒对“心”这一哲学范畴的唯心主义观点。如《易·坤》之“六二敬说”条中，他注以程伊川的议论，认为“主一之谓敬，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养，久则自然天理明。”又云“心敬则内自直”；《孟子》“仁义理智”条，他引朱子之说“仁义理智，皆天所与之”；《孟子》“仁说”条中，他引朱子之说“仁者，心之德也。”注释曰：“性乃仁也。”卷末所附《赞》其三百三十六言，指出“万世心学，此其渊源，人心何伊，生于形气”，“道心伊何，根于性命，曰义曰仁，曰中曰正”，“维此道心，万善之主，天之予我，此其大者”。实际《赞》是对全部注释的总结。端平元年(1234)，颜若愚刊此书于泉州府学，并附跋一首。淳祐二年(1242)，至彻禁中。端平二年(1235)，真德秀卒，两月后，从臣洪咨夔在经筵，宋理宗出示《心经》并言已经读过，令洪咨夔为其书作序。可见此书为当时所重。明程敏政为此书作注，并怀疑书中有引《西山读书记》的内容，非为真德秀原文，后人又多所附益。此书为宋代理学家有关“心”论的专着，将历代儒家有关于“心”的论述解熔于一帙，并作进一步阐发，是研究程朱理学的重要资料。有《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题为《真文忠公心经》；各版本的《真西山全集》均收录此书。

十卷，《附录》二卷。南宋项安世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着录亦与此相同。自明初以来，原本久佚，仅散落在《永乐大典》中。所载多兼及《说经》、《说事》、《说政》、《说学》等篇名，而逐条又各有标题，其原书体例约略可见。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是为今本。卷一、卷二为《易说》，卷三《书说》，卷四《诗说》，卷五《周礼》，卷六《礼记》，卷七《论语》、《孟子》，以上为说经，主要是对诸书的解释和阐发自己的观点。如认为，《诗经》中的“思”字，是语气辞，用于句子末尾，亦有时用于句首。解释“圭田”时，称古者圭田五十亩，自卿以下皆同等。而今之职田，以职务的贵贱而定田亩的多寡，此非古制。卷八、卷九、卷十则先为其《说事篇》，次为《说政篇》，再次为《说学篇》，阐发自己的社会观。如认为，处事必须验之于心，自心不安，则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则自己不得安。《直斋书录解题》记载，《附录》四卷为《孝经》、《中庸》、《诗篇次》、《邱乘图》，各为一卷。原各为单书行于世，以后才附于此书之后。今本《附录》仅有《孝经说》、《中庸臆说》二书为二卷，主要是阐发二书的思想。如认为，孝是德之本，五常百行无非是孝。天命之谓性，自然之“中”；率性之谓道，自然之“和”；修道为教，君子通过学习以致其“中和”。项安世学有体用，通达治道，而说经不尚虚言，其订复同异，考究是非，往往洞见本原，迥然出于同时诸家之上。有《四库全书本》，清许氏刊卢文弨校本，闽刻本及杭州刻本。

《先正读书诀》采摘唐宋以来著名儒家学者的读书经验，汇编成的一本小册子，采集前辈儒家学者著作46部，分为192条，内容广泛，编排随意。涉及名人30位，如荀卿、朱熹、韩愈、欧阳修、张载、苏东坡、程端礼、黄庭坚、范仲淹、王应麟、宋濂、焦循、唐训之、陶爽龄、施虹、许衡、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魏禧、陆陇其、陆世仪、李光地、郑耕老、冯班、王敬之等，其中选择最多的是朱熹和二陆(陆陇其、陆世仪)，此三人为理学集大成者，读书格言又极为丰富，故所选比例大。周氏的用意，《先正读书诀·王大准序》阐述道：“世之学者，或失驰骛，或失隐怪而拘迂，矧急功名、营利禄、囿风气、好辨难耶！于戏，读书而能识圣贤要旨，味经史精腴，通古今常变，正国家经权；穷则著为文章，达则政行利济，岂易学哉！岂易学哉！”从此可以看出读书目的正确何其重要。所贵于青少年立志为学，要在懂得国计民生，吸收典籍的精华，不论穷达，都要有所作为，不可仅作为利禄之具。

理学。南宋杨简著。6卷。收集孔子遗言，辑成55篇，各为之注，借以抒发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认为先圣真传在于“心即道”，心者虚明无体，广大无际，无思无为而万物毕照。对先秦以来诸儒百家依托、伪称孔子的怪诞言论，尽行考订斟酌，削除伪佞琐屑、文义互舛者，而求存其正大。对保留和研究孔子的思想及宋代心学思想发展的源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四库全书》本、《四明丛书》本、《复性书院丛刊》本。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撰著的读书笔记。学者称德秀为西山先生，故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记为61卷，《四库全书》为40卷，《书录解题》与 《文献通考》俱为39卷。原本分甲、乙，丙、丁4集，今惟存甲集37卷，乙集22卷，丁集2卷。甲集自论天命之性至论鬼神，各分标目，前有纲目1篇，详细论述编排先后顺序用意。乙集论虞夏以来名臣事迹，略仿编年体，前亦有纲目一篇，称止于五代，而书止于唐李德裕，尚未完。丁集上卷，论出处大义; 下卷分处贫贱、处患难、处生死、安义命、审轻重诸目，与上卷互相发明。因性命为义理之源，故以为编之首。“性之发为情，而心则统乎性、情者也” ，故以性、心、情”三者一编之纲领” (《西山读书记纲目》) 。认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西山读书记》卷1)，三者一体而异名。主张修身在正其心，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 (同上书卷5)。此书分类注录，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列举阐述，征引名言绪论。其理学思想在书中随处可见，是研究宋代正宗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真西山全集》收录。

明末清初经学家毛奇龄依据《左传》，兼采他说，评述南宋胡安国《春秋传》之书。36卷。是书仍从《春秋》经文12公为序，中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会》、《侵伐》、《迁灭》等22门，又总括以《礼例》、《事例》、《文例》 、《义例》。然门例虽分，而卷依经为次，无割裂分隶之害。其说以《左传》为主，指斥胡安国《春秋传》之叛经。声称“胡安国传，则解经之中，畔经尤甚，然反兢兢乎辨之，以为胡氏传出，而孔子道熄，甚至有明三百年，设科立学，但知有胡氏一传，而不知孔子之有经，则辨胡氏抑所以救孔子也。嗟乎! 言至此亦可畏 矣” (《春秋毛氏传·总论》) 。“其书一反胡传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义例皆有徵据，而典礼尤为该洽，自吴澄《纂言》 以后，说《春秋》者，罕有伦比” (《四库全书总目》)。有《四库全书》本。

十二卷。明高攀龙撰。此书斟酌《左传》、《公羊》、《穀梁》、《胡传》之说，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主张以经解经，凡经无而传有者不敢信，传无而经有者不敢疑。如隐七年“滕侯卒”，《公羊》以不名为微国，《穀梁》以不名为狄道，《左传》以不名为未同盟，而高氏则引程颐说，以不名为史阙文。再如桓公三年“春，正月”，即《穀梁》所谓“桓无王”，后世诸儒多于此发义，而高氏则云“阙疑”。其书名曰“孔义”，即在于明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其释文虽不出前人窠臼，但简要明白。如隐元年春王正月，先儒释此多破碎繁芜，往往动辄数百上千言，而高氏只云“春，周王之春也；称王正月，大一统也，夏时之十一月也；不书即位，摄也。”杂采《左传》、《公羊》之说而不取《胡传》“夏时冠周月”之说，其间亦无考证。清俞汝言撰《春秋平义》多采此书之说。现存明崇祯十三年刻本。

十六卷。宋叶梦得撰。叶梦得之治《春秋》，多有攻击三传者，而此书是旨在申明其所以攻击三传，只是根据周代法度典制以为断，并非自己所臆测。所以书中所言皆讨论周典，以求合于《春秋》之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辨定考究，无不精详。《四库提要》亦誉此书“其文辨博纵横，而语有本原，率皆典核”。今观此书，其持论较为平和公允，较少凿空之论。如其云：《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则在史”。又云：“《公羊》张三世、藉位以鲁以托王义、黜周为二王后，不足据。”又云“《春秋》虽讳国恶，但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不为贤者讳。”虽不尽正确，但较诸儒之说《春秋》者，则稍胜一筹。叶氏好发新说，如此书《统论》释《春秋》书名云：“春者，阳之中。秋者，阴之中，天道所以生杀万物者；《春秋》赏罚之法，法者天也，岂古之史概以是为名，特鲁能守之不易乎?”此书于宋宁宗开禧年间由其孙叶筠刻于南剑州，元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多引其说，可知其时尚有传本。明代藏书家皆不着录，可知已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其内容占原书十之八九。现存有宋开禧叶筠刻本、闽覆本。

十六卷，清叶酉著。此书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时有异同。对胡安国《春秋传》苛刻之说，《公羊》、《谷梁》附会之例，全弃置不取。于《左传》也多纠正，往往连其事迹也予以怀疑。总体上能准情度理，多得经义。所分变例、特文、隐文、阙文，较他书亦有条理。

十六卷。赵鹏飞撰。赵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治今四川绵阳)人，宋代经学家。生平不详。除此书外，赵氏还着有《诗故》(已佚)。赵氏认为，说经者拘泥三传，各守师说，多失孔子本旨，所以此书主于据经解经。其《自序》云：“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明《春秋》。无传之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赵氏释其书名“筌”字云，“筌”为筌心，而非筌器，“道不可以心囿而可以心求，求经当求圣人之心，此吾《经筌》之所作也。然圣人作经之心安在哉?曰，圣人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所谓威福者，为褒为贬为功惩，自其赏罚而观之，则贤不肖判然玉石矣。……若夫仲尼，则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贬而诛奸魂，其文见于片言只字之间，而威福与二帝三王同。”又云：“善学《春秋》者，当先平吾心，以经明经，而无惑于异端，则褒贬自见。”他批评世儒所谓非传则经不晓之论，认为孔子《春秋》寓王道以示万世，绝不可能“故为是不可晓之义以罔后世”。可见其学仍是秉承的啖赵及孙复“弃传求经”之衣钵。但与啖赵之流不同的是，赵氏认为三传虽固不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有时得圣意者”。现存残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一卷。元赵汸撰。此书撮举孔子之“特笔”与《春秋》之大例，以事之同类者互相推勘，研究其异同，以明其属于正例变例。如以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与桓十一年“柔会宋公盟于折”合为一条，其下云：“春秋以前征伐之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兵自无骇之帅师入极始；春秋以前礼乐之权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专盟自柔之会宋盟折始。圣人于无骇去其氏者，谨大夫专兵之始也；于柔去其氏者，谨大夫专盟之始也。”又如以庄十三年“齐侯宋人会于北杏”与庄十五年“宋齐伐郳”合为一条，其下云：“伯主专天下礼乐之权，自齐桓北杏之会始；伯主专天下征伐之权，自齐桓伐郳之役始，《春秋》于北杏之会人四国之君者，谨其从佝之始，所以不与伯主礼乐之权也。于伐郳役加采于齐上者，谨其楼诸侯之始，所以不与伯主以征伐之权。”其书大旨以《春秋》之初，主于抑诸侯；《春秋》之末，主于抑大夫；中间齐晋主盟，则视尊王与否而进退之。其书体例与宋沈棐《春秋比例》大体相近。现存元刻本、《学海类编》本、孔氏微波榭刻本、《学津讨原》本、《翠琅玕馆丛书》本、光绪《藏书堂丛书》本。

四卷。宋戴溪撰。此书为经筵讲稿。宋理宗开禧年间，戴溪为资善堂说书，再转为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各为说以进，《春秋讲义》即所进之一。戴氏着此书时，正当南宋韩侘胄北伐失败，宋金议和再成之时。故此书特别重视《春秋》经中有关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而对于先儒津津乐道的卒葬之类义例缺而不论。可见戴氏亦主“经世致用”之道。如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戴氏虽承认由于“古者戎狄种落间与中国杂处”，因而鲁与戎会盟修好亦属正常。但又认为“夫戎狄非盟会可结也，盟果何益哉!”其后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戴氏再发此论云：“然自是而后，鲁伐戎，戎终不能为鲁患。追戎、伐戎不可谓无功矣。治戎之道，使之畏威则远遁，岂可以盟誓结哉!”其攘夷之论，于此可见一斑。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嘉定十六年(1223)由戴溪之子戴桷刻于金陵学舍，宝庆二年(1226)复刻于泰州，然流传不广，渐散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其《大典》所缺之处则采黄震《日钞》所引补之。现存宋嘉定十六年刻本、宋宝庆二年刻本。

二卷。清毛奇龄撰。此书是清人校勘《春秋》经文取得成绩之第一部。毛氏认为，《春秋》经书是依据鲁史简书修成，而《左传》则是依据各国史记之策书而作。《公羊》、《穀梁》“两家杜撰，目不见策书，徒以意解经，故经多误字，而《公羊》且复以里音市语谰謱其间，其所存圣经已非旧矣”。故其书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羊》、《穀梁》之异文，辨正其谬。其书舍《左传》之经文而从《公羊》者，只有襄公十二年“卫侯出奔齐”一条。毛氏认为，《公羊》、《穀梁》是口耳相传，未见策书，而口耳相传必然会产生“声转之误”，此为毛氏考证的基点之一。如隐公元年《经》“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穀》“蔑”俱作“昧”；隐公四年《经》“卫州吁弑其君完”，《穀》“州”作“祝”，毛氏皆认为是声转之误。他如考定会袲不当有齐侯；单伯送王姬，不应作逆；公伐齐纳子纠，不应无“子”字；齐人歼于遂，不应作瀐；襄五年救陈，有郑世子华；栾书救郑，不应作侵郑；齐栾施不应作晋栾施；叔孙婼不应名舍；卫赵阳不应作晋赵阳之类，皆有根据。至于经书“冬，宋人取长葛”，《左传》却作秋，毛氏但知经传不符，不知《左传》记宋事用商正，商正之秋正当周正之冬；庄公六年《经》“齐人来归卫俘”，而王传皆作“宝”，毛氏引《尚书》序“俘厥宝玉”，认为囚人曰俘，而取宝亦曰俘，不知宝古文作，经文之俘，乃隶定时之讹，三传不误而经文误，如此之类，不免白璧之瑕。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

一卷。清蒋廷锡(1669－1732)撰。廷锡字扬孙，号西谷，一号南沙。江苏常熟人。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康熙举人，赐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廷锡秉公执政，革除种种弊端，参赞机务，缜密周详，少工诗，善画花卉，为“江左十五子”之一。卒谥文肃。着述除《尚书地理今释》之外，尚有《青桐轩集》、《秋风集》、《片云集》等。此书考证《尚书》山川地理，于前儒旧说多所驳正，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如《尧典》“宅嵎夷”，据《后汉书》将嵎夷定为朝鲜，正薛季宣、于钦之误；“宅西”，据黄度《尚书》说，不限以一地，正徐广《史记》注之误；“厘降妫汭”，据孔安国传、陆德明《释文》之说，正《水经注》妫汭二水之误。《舜典》“恒山”，据浑源、曲阳之道里远近，正《汉书·地理志》上曲阳之误；“荥波既猪”，据傅寅之说，正孔传荥波分二水之误。又蔡沈《书集传》释《禹贡》，颇多乖误，此书亦多予纠正。此书引据充分，考证精核，其说解多有可资参考者。此书有《泽古斋丛抄》本、指海本、《皇清经解》本、《借月山房汇抄》本、《昭代丛书》本等。

三卷。《补遗》一卷。清孙之騄编。其生卒年不详。之騄字子骏，号晴川，又号南漳子。仁和(今浙江省余杭县)人。清代着名学者。贡生，雍正间官庆元县教谕。性耿介，博学好古，尤专经学。着述颇丰，除编有《别本尚书大传》外，尚着有《松源经说》、《考正竹书》、《二申野录》、《南漳子》、《晴川蟹录》(又《后录》)、《枝语》、《樊绍述集注》、《玉川子诗集注》、《松源集》、《夏小正集解》等，并传于世。之騄以伏生《尚书大传》久无刻本，外间传写残帙，讹缺颠倒，殊失本真，遂编辑《别本尚书大传》及《补遗》。该书由之騄从群书中搜采补缀而成，仍按其原数勒为三卷。其不注出典者，皆为残缺之原文；其注某书引者，乃为之騄所增入。故《尚书大传》之残章断句，颇赖此书而存，为大传辑刊最早之本。有《晴川八识》(又名《孙晴川八种》)本。

二卷。金履祥(1232－1303)撰。履祥字吉父，自号次农，两浙路兰溪(今属浙江省)人。宋末元初着名经学家、思想家。履祥少有经世之志，及壮，知世有理学，遂穷究义理，德璠初年曾以史馆编修召，未及用而宋亡。入元亦不仕，晚年讲学丽泽书院，居仁山下，学者称仁山先生。元至正中赐谥文安。《元史》入《儒学传》。所着除《尚书表注》之外，尚有《尚书注》、《大学章句疏义》、《论语孟子集注考证》、《中庸标注》、《仁山集》等。履祥师事王柏、何基，其学以朱熹为宗。早岁作《尚书注》十二卷，翻阅诸家之说，章解句释，训释发明，时有独到见解。晚年“摆脱众说，独抱遗经，复读玩味，”撮其要而为《尚书表注》。该书主要内容为“正句画段，提其章旨与其义理之微，事为之概，考正文字之误(以上引文见《自序》)，其说解与蔡沈《书集传》多有不同。此书说解文字，细字标识于四阑之外，自成一例。履祥长于论辩，学识过人，援据考证，于前人旧说多所驳正。唯其过为高论以标新立异，窜改经文以曲就己意，乃此书缺憾。现存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金仁山全书》本、《率祖堂丛书》本、《金华丛书》本等。

四卷，清王夫之(1619-1692)撰。《尚书》研究著作；是书仅就《尚书》部分词、句诠释，非全解经文，取名《稗疏》，犹谓小注、浅注。稗，稻田杂草，其实细小，又非谷物，故以稗形容卑微。有“不贤识小”之意，谦词。又《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在梯稗。”’意谓道无所不在，甚至细之物中亦有道。“稗疏”似含有所疏解的至微处亦有道之所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编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失之太凿者……则大抵词有根据，不同游谈，虽醇疵互见，而可取者较多矣。”

二十卷。宋钱时撰。时字子是，人称“融堂先生”，两浙路淳安(今属浙江省)人。南宋经学家。时自幼奇伟不群，无意于功名仕途，潜心钻研理学，曾主讲于象山书院，嘉熙中以丞相乔行简荐，授秘阁校勘，迁史馆检阅，不久求去，授江东帅属而归。时学出于杨简，主张发明人心，属金溪学派。所着除《融堂书解》之外，尚有《周易释传》、《学诗管见》、《春秋大旨》、《四书管见》、《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等。《融堂书解》又称《尚书演义》。该书说解《尚书》，尤注重阐明《书序》，每篇之首，皆条陈大旨，至于逸书之序，则参考《史记》，核其时事以释篇题，复采他书所引马融、郑玄《书》注引申其义。至经文说解，则兼采儒成说，不专主一家之学，他家说解未安者，则直抒心得，不为曲说所惑，见解不乏精到之处。该书原本久佚，《永乐大典》所载缺《伊训》、《梓材》、《秦誓》三篇，《说命》、《吕刑》亦间有缺文，其余篇帙保存完好，库书即从《永乐大典》移录，又该书朱彝尊《经义考》着录为八卷，以篇帙颇繁，库书析为二十卷。该书现存版本有聚珍本、闽覆本、杭缩本。

十三卷。清圣祖康熙御定，大学士库勒纳(详见《日讲易经解义》)等奉敕撰。此书原为库勒纳等侍讲《尚书》之讲义，康熙十九年(1680)奉诏以旧稿编次而成。《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驭宰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此书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条陈《尚书》为政大法，以明治国之纲纪；二是揭示《尚书》修身养性之道，以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其说解《尚书》，重视所谓“大者远者”，与寻常儒生寻章摘句、于名物训诂作烦琐求证者，旨趣不同。此书有康熙中内府刊本。

二十一卷。清王顼龄(1642－1725)等奉敕撰。项龄字颛士，号瑁湖，晚号松乔老人。康熙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初以文学进，游历诸卿，谙练典故。卒，谥文恭。着述除《书经传说汇纂》之外，尚有《世恩堂集》等。康熙六十年(1721)颁诏修《书经传说汇纂》，项龄主其事，雍正八年(1730)告成并刊行，书前有雍正御制序文。蔡沈《书集传》问世之后，肆意抨击者有之，曲意回护者亦有之。此书取蔡《传》居前，附众说于后，凡蔡《传》说解安妥者，则加以佐证；凡蔡《传》说解谬误者，则加以匡正；其义两通者，别为附录。此书引据详赡，不为门户所囿，唯义之所安是求，持论较为公允，于蔡《传》亦多所考订厘正。此书有雍正中内府刊本及各省覆刻本。

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明王樵撰。《春秋辑传》以朱熹之说为宗，并博采诸家，附以己意论断。《宗旨》凡三篇，皆举诸儒论《春秋》精要之语而录之。后有附论一篇，乃王氏论三传本末。评三传优劣之语。王氏认为，今本《左传》作者非左丘明，“盖左氏广积诸国之史的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耳。”王氏指出，“所谓丘明以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说。”《凡例》专论《春秋》之例，有即位、告月视朔、郊庙雩社、婚姻、崩薨卒葬、朝聘如、会盟、兵事、盟会侵伐通例、公行书至、搜狩、税赋、兴作、改革、灾异、弑杀奔执叛逃、归复归入纳、姓氏名字爵命等、日月、阙文阙疑，计二十例。现存万历四十七年刻本，《四库》系商丘宋氏抄本。

五十卷，纲领三卷。李明复撰。李明复一名俞，字伯勇，合阳人。李明复认为：知孔子者惟孟轲，知孟轲者惟周敦颐。而周敦颐《春秋》之学，二程得其真传，程颐曾作《春秋传》而程颢则间有及之。张载通过与二程研究而明之，刘绚、谢湜则是见而发明之，范祖禹等人是见而知之，至于胡安国则又是闻而发明之，而李侗诸人则又是闻而知之。虽然以上诸人派别有所不同，但其本源则一。其观点稍有异同，但于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领以着人君之用的大节上则完全相同。因而他辑录了周敦颐、二程、范祖禹、谢良佐、杨时、侯仲良、尹洙、刘绚、谢湜、胡安国、吕祖谦、胡宏、李侗、朱熹、张栻十六家“或着书以明《春秋》，或讲明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者，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虽云兼采十六家，然用谢湜之说尤多。其《纲领》三卷，是关于《春秋》宗旨的总论。此书实属宋代诸儒解《春秋》之总汇，较吕本中《春秋集解》更为繁富。此书最早的刻本是宋代巴川王梦应所刻。今本《集义》部分采自无锡邹仪《蕉录草堂藏本》，而《纲领》部分则录自《永乐大典》。现存有元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