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宋郑汝谐(字舜举)撰。郑汝谐字舜举,宋青田(今属浙江)人。官至吏部侍郎。撰有《东谷易翼传》、《论语意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著录。自谓于《论语》,“少而诵,长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归”。既断以己说,复附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谢良佐诸公之说,“凡再易稿,亦可谓刻意研求矣”(自序)。是书重在研求《论语》的意原,如解释“子曰学而时习之”说“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颜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习也。时习不是无时不习,而是当其可之谓时也”。真德秀序“称其学出于伊洛,然所说颇与《朱子集注》异”。

七卷。九十一条。清毛奇龄(1623—1713)撰。毛奇龄字大可,一字齐于,号初晴,又号西河,清经学家、文学家,浙江萧山人。曾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学识渊博,贯通群经。其治经重在以经解经,而不自立己说,以此经质诸彼经,无可索解之时,方取汉、唐、宋诸儒之说以解之,其中又重汉儒不重宋儒。于朱子攻击颇力,认为宋人依归道学,实非圣学。毛氏学问淹博,然而喜标新立异,于前人多有非诋,自己考据失实之处亦甚多,因而屡遭后人非议。采摘古义以攻驳《论语集注》,因成该书。其中有强生枝节的,有半是半非的,有全然无理的,但也有考证特精,持论甚正的。自叙云:“今之习《论语》者未尝于新旧两注有所窥见,一遇引经辄墨守《章句》,以为功令所在,不可逾越,是徒以一时肄业之故而反欲废千圣百王之所学,不可也。”

梁皇侃撰。十卷。南宋时已佚。唯唐时旧本流传于日本国,至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则又由日本返回中国。皇侃序云:“门人痛微言一绝,景行莫书,于是佥陈往训,各记旧闻,撰为此书。成为实录,上以尊仰圣师,下以垂轨万代。按此书既是论难答述之事,宜以论为其名,故名为《论语》也。”自何晏《集解》以迄梁、陈之间,说《论语》者,义有多家。自何晏《集解》以迄梁、陈之间,说《论语》者,义有多家。兹据江熙所集,皇侃《义疏》所引有十三家之多,即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弘(一说乃袁乔之误)、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怀、范宁、王珉(一作王琰)。今本皇《疏》于江《集》十三家中，唯蔡系、周怀、王珉三家不见称述。其引取诸通说在江《集》外者凡二十八家。何晏所集《鲁论》七家，又采《古论》孔注为八家，并何为九家；江熙所集十三家，并江为十四家；皇《疏》所引二十八家，并皇为二十九家；通为五十二家。

宋蔡节撰。十卷。在体例上,解说《论语》章句处,凡全用一家者,则独书姓名;于参用一两家者,则各注本语之下;杂用众说者,则叠书姓名于末。其润色以己意者,则曰:“本某氏。”皆谓之集,或附己说于后,则别曰:“节。”谓节自为说者,谓之曰:“释。”其互相发明之说,则夹注于下。其推阐旁意之说,则低一字书之。是时,朱熹之说已行,故该书大旨率从朱熹《四书集注》,其间偶有异同者,如释“贤贤易色”,为贤人之贤,为之改容更貌。此书于淳祐五年(1245)进于朝。其大旨本程颐之学,参以朱熹、张栻等诸家之说,而多取朱熹《论语集注》。诠释简明,辞约理该。有宋刊本,通行为《通志堂经解》本。

宋真德秀辑录朱熹四书注语而成。《大学》1卷，《中庸》1卷，《论语》10卷，《孟子》14卷，凡26卷。德秀早年从游于朱熹弟子詹体仁，对朱熹推崇备 至，谓 “巍巍紫阳，百代宗师” 。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编定而为《四书集注》后，四书地位日显。然 “《集注》虽多参取旧文，而亦与诸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 《或问》 、《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德秀此书即博采朱熹之说，条列而分附于四书各章之后，以发明四书之意。间或附以自己心得创见以折衷讹异。自谓 “《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倘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然又须先熟乎诸书，然后知予用功深，采取精”(自序) 。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

《大学》注本。宋金履祥撰,一卷。履祥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浙江南溪人。不仕于元,专事著述。曾事同郡王柏,又从学于何基之门,对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之学,造诣颇深,有《尚书考注》、《通鉴前编》、《孟子集注考证》等著作。当初,朱熹作《大学章句》,又作《大学或问》申明旨意,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未变,故前后牴牾,学者疑之。胡凤丹认为,朱熹为《大学》作章句,又作《或问》,“一年之中,《章句》屡更,而《或问》未改,二书不甚相符,故学者疑之,此仁山先生(金履祥)《大学疏义》所由作也”(胡凤丹序) 。本书主旨在于为朱熹补正其所未及,《大学》正文之后,首先发明字句本意,然后阐发其意旨。履祥信守朱熹的天理论,主张尽天理、灭人欲。

四卷,清毛奇龄著。此书备述诸家《大学》改本的同异。首先列注疏本,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名无文,因石经本不存,且经考验旧文,知石经本即今注疏本,故只列其名),次列魏正始石经本,次为明道(程颢)改本,次为伊川(程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都全录其文。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 次为葛寅亮改本,这几个本子仅列其异同,而不录全文。这对于研究《大学》版本流变异同很有价值。奇龄认为,“《大学》无古文、今文之殊,其所传文亦无石经本、注疏本之异”,但河南二程(颐、颢)却疑其引经处参错不一,且变置其文而加以增补;朱熹又复为之割析之,迁徙颠倒,于是便“搜列旧文,略证诸说而全列四改文于其后,曰《大学证文》”

《孟子》研究著作。明末清初黄宗羲撰，一卷。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曾纠集里中弟子数百人，从鲁王抗清，号“世忠营”。失败后奉母返里，主讲证人书院，绝意仕进。是书系述论其师刘宗周关于《孟子》学说之宗旨的著作。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念台先生，又称蕺山先生。浙江江阴(今绍兴)人，万历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性鲠直，天启时得罪魏忠贤，削籍;崇祯时又指责思宗过失，两次被斥为民。明亡，绝食死。宗羲以其师刘宗周于《论语》有《学案》，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独于《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潜心读其师书之所得，著为《孟子师说》，以补所未备。宗周之学，标举“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以阳明之说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于“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于“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从姚江学派。其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于学者甚有裨益。宗羲对其师后世蒙受毁伤甚为愤慨，谓“毁誉失真，孟子虽为一时言之，而后世大抵皆然。如程朱门人尽有庸下而无不多誉，象山阳明至今毁者不已。至于青史，其淆弥甚。人言盖棺论定，君子之论定，毁誉之论未始有定也”。有《四库全书》本。

六卷，元王充耕著。王充耕曾以《书经》登第。此书为其所作的《书经》经义程式。宋代以科举经义取士， 元仁宗皇庆初年(1312年)，恢复科举，仍以经义取士，但程式稍变。宋代经义程式首破题，接着是小讲，统称冒子;冒子后是官题，官题下有原题、大讲、余意，亦称从讲;其后有原经，又称考经;最后是结尾。元虽变通，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大部分的程式却无所变。王充耕此书即按其程式，摘取《尚书》数题作为程文，以供经义科式提供《尚书》答案的标准。

二卷。元王充耘 (1304-?)撰。充耘字耕野 (一说字与耕)，江西吉水人。元统甲戌(1334) 以治《尚书》登二甲进士，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不久弃官，归家侍养老母、著书授传，潜心研究《尚书》。其所著述，除 《读书管见》之外，尚有《四书经疑》，《书义主意》、《书义矜式》等。王氏潜研《尚书》数十年，颇多心得，此书乃以其成果荟萃而成者。书中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称《虞书》;谓“九族既睦”之“既”当训为“尽”;谓“象以典刑”为各象其罪而加之以刑，非“垂象”之意，等等，见解颇为精到，有一定参考价值。此书后经充耘从子光荐补葺，非充耘原书。有《通志堂经解》本。

元王充耘撰。八卷。黄虞稷谓其书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本，尚首尾完具。唯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此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由于延祐科举经义之外，设有经疑，此与袁俊翁《四书疑节》书皆应付科举的程试之式。其问辨别疑，似颇有发明。如问：“《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论语》之博文约礼，《孟子》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中庸》言明善诚身，其旨同与?”答曰：“圣贤之学惟致知存养二者兼致其力而已!盖物理有所未明，则存养之功固无所施;践履有所不力，则所明又非己有。故圣贤设教，于知行不可以偏废焉!《论语》之博文约礼，即《大学》之格致诚正;《中庸》之明善诚身，即《孟子》之尽心知性存心养性也。”又如问：“樊迟问仁，子曰‘先难后获’。司马牛问仁，子曰‘为之难’。原宪问‘仁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谓‘可为难，仁则不知’。何也?”答曰：“仁者固先难而后获，仁者固以为之难而言之词，要末可以难为仁也。知难自难，而仁自仁，则知所以用力于仁矣!”再如问：“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又曰‘观水有术，必先观其澜’。其旨同乎?”答曰：“夫子于川流而发明道之全体不息者以示人，孟子因徐子而取其有本一节以为说。至于观澜，则亦所以验其有本而已。皆未足以尽夫子之意也。”有《四库全书》本。

清陆陇其为补充朱熹《四书集注》而辑录的明以后各家《四书》解说。共37卷:《大学》1卷,《中庸》2卷,《论语》20卷,《孟子》14卷。陇其“一生心力毕萃于孔、曾、思、孟之书” ,“其于《四书》义蕴如食充饥,如衣御寒,穷年矻矻,无异经生举业时” (彭定求序) 。他十分推崇朱熹学说,而与王阳明学说势同水火。此书辑录明万历以后各家《四书》解说,实际成为朱熹《四书集注》的补注。创始于顺治戊戍(1658),未成而陆陇其去世。后由族人陆公穋缮写编次,由门人席永恂等刊析。陆陇其笃信朱熹之学,书中荟粹群言,一一别择,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

元陈天祥(字吉甫)撰。十五卷。是书旧刻不著明作者时代姓氏。书中称自宋氏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滹南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云：‘《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氏，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主于阙疑，而不贵穿凿。主张“解经义言简理直为贵，使正义不为游辞所乱，学者不为繁文所迷，然后经可通而道可明也”。所列计《大学》十四条，《论语》一百七十条，《孟子》一百七十五条，凡三百七十七条，皆剖析、辨难朱子《集注》。如《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辨曰：“果言善恶皆我师，则天下之人皆为师矣。何必专指三人，亦不须更言必有也。此乃言其只三人行，其间亦必有可为师法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者，非谓择其一人全善者从之，一人全恶者改之也。但就各人行事中，择其事之善处从之，其不善处改之，不求备于一人也。止当随其各有之善从而师之。”有《四库全书》本。

元朱公迁(字克升)撰。六卷。是书之例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下,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如天、天地;命、性;仁、义、礼、智、信;德,道德;中、中和、中庸;知、行等等,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如“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中庸》第二十六章)。曰“右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浩浩其天”(《中庸》第三十二章),曰“右以理言在人之天也”。每一门中,又将语意相近的连结一起,一一辨论其异同。对四书中天人性命,道德学问多有阐发,但明以来说四书的人少有征引,此本为《通志堂经解》刊本,疑非朱公迁原本。

注释书。清程大中撰。成书年代不详。全书6卷。采集诸书之文与四书相发明,如朱熹《四书集注》已引用但语有舛误,或《集注》偶有疏漏而需参订,都以前代典籍、注疏补正,——笺其出处。《集注》与前人之注大同小异之处增补辨析,沟通训释意义。包括《论语》二卷,《大学》、《中庸》一卷,《孟子》二卷,四书人物遗事、杂记一卷。为作者博览有关四书的疏笺,采辑诸家注疏和经、史、子、集内与四书相发明,或者是《集注》所引有舛误,或者《集注》所未发而义可参订者、逐一笺其出处。如释《论语》中“孔子在陈”问题,指出:“《荀子》: 孔子厄于陈蔡,居桑落之下。杨倞注: 九月时也。人知孔子在陈之年,而不知为九月,此可补书传所未备。”

清江永以经传考证《论语·乡党》篇制度名物的礼学研究专著，共10卷。江永之学远承朱熹 “格物”遗教，意欲完成朱子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虽被指斥为僭妄也有所不辞。他痛惜经学研究中 “著述家得其大者，遗其细，如宫室、衣服、饮食、器用皆未暇数之” ，因此 “辑 《乡党图考》10卷，自圣迹至一名一物必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宜作图谱者绘图彰之，界画表之。” (《自序》) 第1卷为图谱，记孔子先世及纪年与制度名物; 第2卷为圣迹，随事考核，以归实录; 朝聘1卷，评考其始末;宫室为1卷，以朱熹《仪礼释宫》为依据; 衣服分上下2卷，考证详细; 饮食1卷; 器用1卷，详考车舆制度; 容貌、杂典各1卷。“诸制度不必皆《乡党》所有，事有相关亦兼考之” ，“是书引经稽典以注疏为主，后儒之说附之。注疏有未当，乃参考而明辨之” (《例言》) 。有潜德堂刊本、《四库全书》本。

明吕柟(字仲木)撰。该书是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共六卷。其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称柟为先生，又原本先生字或跳行，间或还附有学生之间的论辩，如《大学因问》中，就附有章诏、聂蕲二论，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为廷萱等人所记。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所说多因《四书》之言，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故曰“因问”。如有问“格物”之“格”，是格式之格，还是穷究之格?因答曰：“格物之义，自伏羲以来，未之有改也。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其近取即是穷格之义。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又有问“格物”之“物”何如?因答曰：“这个物正如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于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虑之所起，便是物，皆是要格的。”再如吕柟讲“八佾舞于庭”时，有学生曰，“此亦无可说”。柟曰，“若道无说便更有说”。时诸生中有盛服者。柟曰，“如此便是僭”。其中有的回答虽未能摆脱传统的礼俗之见，然因问设答，切身譬事，“平正笃实乃如此”(《四库全书提要》)。有《四库全书》本。

朱熹著。此书是就《四书章句集注》经注中容易产生疑义之点，以设问作答形式说明论点，故称。共三十九卷(《四库全书》本)，其中《大学或问》二卷、《中庸或问》三卷、《论语或问》二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另有三十八卷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庸或问》为二卷。该书特色在于以“或问”形式进一步阐发了《四书章句集注》所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所论述的义理较《集注》为详，但亦有与之不相应之处，这反映了朱熹的思想当时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因而对研究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并非成于一时，《中庸或问》原附于《中庸章句》之末，《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原来则各自成书，因朱熹倾力于《集注》而无暇重编《或问》，不愿出版示人。大抵始于南宋末年，坊贾刊刻合为一书。有《四库全书》本和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本传世。

元袁俊翁撰。十二卷。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后，科场不仅以经义命题，亦以经疑为课。俊翁“首以《四书》设疑，次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问举其纲，答提其要”总题曰《待问集》(自序)。今“经史疑义”部分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与!”其内容为： 先八卷以《四书》分列设疑，计《论语》四卷，《大学》、《中庸》各一卷，《孟子》三卷。后四卷以《四书》相互交叉设疑，计《论语》与《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与《孟子》一卷，《大学》与《中庸》、《孟子》合一卷。均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于前，列答于后。如问：“《论语》一书，诸儒皆曰孔门弟子成此书。程子乃曰，成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何者为是?”则引证考辨答曰：“成此书者，初非出于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圣人之徒斯足矣!”又如问：“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答曰：“中一字有二义： 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当然之中。中和之所谓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谓中者，事理当然之中。中庸之中，实自中和大本之中为之体;中和大本之中，发而为中庸之中，是乃由体而达用，其理一而已矣!”再如问：“《论语》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何与?”答曰： 由于孔子之时“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时“功利日胜，人欲日滋”。孟子“至于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之说，直欲拔本塞源以救当时之弊，孟子之用心亦劳矣”!有《四库全书》本。

南宋赵顺孙(字格庵)撰。二十八卷。是书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篇首均引有朱子序和朱子语录，以阐明其书之旨意和读《四书》的纲领或方法。认为“子朱子《四书注释》，其意精密，其语简严，浑然犹经也”(《四书纂疏自序》)。因此，是书备引朱子之说，以畅《章句》、《集注》之旨。所旁引者，有黄幹、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咏、陈埴、潘炳、黄士毅、真德秀、蔡模，凡一十三家，皆为朱子之学者。悉汇其说于朱子之说下，以便观省。间亦附以己见。自谓汇纂有关《四书》的诸家之疏，故名。《大学》、《中庸》先之以《章句》，次以《或问》，间以所闻附其后，又以《朱子语类》及诸儒发明大义者注于下。《论语》、《孟子》则一本《集注》，而采《或问》、《集义》、《详说》、《语录》所载分注于下。此书颇病冗滥，如略其芜杂，取其正言，则亦不失为一家之说。《四库全书》本前有纳兰成德和洪天锡序以及《四书纂疏引用总目》，可供参考。

注释书。《孟子》研究著作。明陈士元撰，四卷。士元字心叔，号养吾，湖北应城人，嘉靖进士，官至滦州知州，著有《易象钩解》、《五经异文》等。自宋熙宁(1068—1077)以前，《孟子》仅列于儒家，《史记》以孟、荀合传，于孟子事迹仅寥寥十数语，至朱熹《通鉴纲目》，始于适魏之齐而大书特书，然编年体所限，不能详述一人之始末。明薛应旂撰《四书人物考》，始采摭他书为孟子补传，但尚多舛漏。士元嗣辑是书，第一卷叙孟子事迹，余三卷发明孟子之言，名为“传记”，实则经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谨严有体，不为泛滥之卮言。有《四库全书》本。

二卷。元景星(生卒年不详)撰。景星撰《四书集说启蒙》，门人蒋骥先刊其《大学》，钱时续刊其《中庸》，《论语》不存，《孟子》则残。景星自序中仍称《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景氏用力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立说并不苟同苟异，颇能自抒心得。四库底本只《大学》、《中庸》各一卷，《提要》云《论语》、《孟子》均佚，其实《孟子》尚有残卷，并未全佚。今北图藏明刻本《四书集说启蒙》八卷二册，《大学》、《中庸》各一卷，《孟子》存一至六卷，《滕文公下》以下佚。另有《通志堂经解》本行世，《大学》、《中庸》各一卷。

现前介尔一念。而实无量无边。不生不灭。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清净本然。寂然不动。谓之性。感而遂通。有善有恶。有因有果者。谓之道。全性起修。为善去恶。造圆因以致圆果者。

明蔡清(字介夫)撰。十五卷。别录一卷。该书编撰过程颇曲折： 先有稿本失之，作者乃重新缀录，更阅三载，又得故录于家中。参会前后二稿，所录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见者，欲删正而未暇，姑略会而次之，先涂去其最冗秽无谓者，其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名曰《蒙引》，以明其非定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武进庄煦参照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又十九年而书始成。凡所抄录，先为考定次序，勒去芜冗，条析类从，辑成一书而刊行。书末《别录》一卷，则煦与其友王升(孚斋)商榷订定之语。往往书有：“煦谓如何，孚斋不以为然”，或“孚斋云，此段最警策，何可去也。诚然，诚然”等字样。其书虽为科举而作，然阐明义理，真切深至，犹有宋儒之遗意。如解《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章”，曰：“文者讲学之事知也，仁者进德之实行也。故曰讲学以会友则德日进。讲学固所以明道，讲学而以会友，则道益明矣。为善而得所资，则德日进矣!”又如解孟子“言近而指远者”，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则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之理，皆见于言外矣!”论者谓：“朱注为《四书》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甚至称“说《四书》者不少百种，未有过于此者”(《四库全书提要》引)。有《四库全书》本。

《明心宝鉴》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全书由20篇、六七百段文字组成。内容杂糅儒、释、道三教学说，荟萃明代之前中国先圣前贤有关个人品德修养、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论述精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1592年被译成西班牙文，手抄本于1595年被带回西班牙献给王子斐利三世，现收藏于马德里西班牙国立图书馆。后来《明心宝鉴》又流传到中国近邻国家，600多年来一直风行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在韩国，它是大长今最早的启蒙读本，大长今在与各地官衙的医女们接受医女训练的时候，学习的经典课开篇即是《明心宝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