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xia ji)。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yao)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you),以备制度。西土耆(qi)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词曰:

〔译文〕

有人认为,赋是古诗的别流。往昔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已经消失,歌颂他们成功的颂扬之声也就停止了;先代明君圣王的恩泽已尽,颂祷之诗也就不再兴起。汉朝的刘邦初定天下,百废待兴,没有时间顾及诗乐一类的事情。到了汉武帝、汉宣帝的时代,才增设掌管礼仪的官府,核定礼乐法度。宫内设置了金马门官署,让文人词臣待诏于此;又设石渠阁珍藏先代典籍。在宫廷以外设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负责校正乐律等事务,用来使已经废止的礼乐文章重新振兴起来,使三代盛世的传统得以继承,使汉代立国兴邦的伟业更加增添光彩。因此平民百姓心情愉快,各种表示祥瑞的征兆特别多,歌颂那些祥瑞征兆的诗作:《白麟之歌》、《赤雁之歌》、《芝房之歌》、《宝鼎之歌》相继完成,并进献到祖庙之中。宣帝时,神雀、五凤、甘露、黄龙这样祥瑞的征兆,被当作纪年的年号。所以文学侍从之臣,如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等人,从朝到晚,议论思索,日积月累,不断进献辞赋篇章。并且公卿大夫、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也时常抽暇创作。有的篇章因为抒写下方之情而达到了讽谏的目的;有的篇章因为宣扬君王的德业而达到了尽忠尽孝的目的。从容不迫推荐宣扬,显示给后世。这些篇章只是稍稍逊色于《诗经》中的雅颂之类作品。所以到了汉成帝的时代,就研究并且收录它们,天下进献的就有一千多篇。从此以后大汉的文章光辉灿烂,与夏商周三代同一文风。

况且,道德思想有衰落和兴盛的区别,学术文章有粗疏和精密的差异。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建立德业的帝王,不因为距离过去远或近而改变既定的法则。所以皋陶歌赞虞舜,奚斯颂扬鲁公,这些诗同被孔子所采用,那被采用的原则和理论,从古到今是一致的。检验上古就像三代那样歌颂盛世的德业,考察汉室又像此时这样使王者的德业更增光彩,赋的创作事属细小,但先代文学侍从之士所创立的体式,国家遗留下来的好文风,是不可缺漏的。我亲见国内政治清明和平,朝廷之中没有纷争十分太平,京城修建宫室,疏浚护城河,建起有树木和禽兽以供帝王围猎的苑囿,并且完善了各种典章制度。西京长安的故老,全都心怀幽怨思念之情,希望当今的君王能够怀念旧都,因而特别称赞长安原来的体制规模,很有些鄙薄东都洛阳的议论。所以我创作了《两都赋》,以极写令众人眼花缭乱的西都长安奢丽情况,并用当今东都的制度加以判断。赋的全文如下:

[评介]

班固的这篇序可以看成是一篇有关赋的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论文。

首先,班固强调赋是诗的一种流变,是由古诗发展而来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历来不尽一致。《文选李善注说:“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是《诗经》的三部分内容,而赋、比、兴则是表现这些内容的表现手法。按李善的见解,就是说赋继承了《诗经》中的赋这一表现手法。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颇。班固在《序》中说:“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成、康之世是周的兴盛时代。作者惋惜自从周代衰微以后,歌颂王业的颂声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汉赋是在新的时代继承了歌颂王业的诗歌传统,也就是以歌颂周代创业精神和太平盛世的诗歌为榜样,发展成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诗经·大雅》中有关周代开国的篇章,如《文王》、《大明》、《绵》、《皇矣》、《公刘》、《生民》等等,都曾为汉赋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总之,赋是古诗的流变,主要是指内容,而不仅仅是它的形式。

汉赋是盛世之声。汉朝立国之初,百废待兴,还无暇顾及文学创作问题。到了武帝、宣帝的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各种祥瑞的征兆不断出现,这就提出了“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问题,即把已经废止和断绝的诗歌传统继承和发展起来,以宏扬大汉开国的伟业。汉赋色彩华丽,铺张扬厉,正是适应了反映太平盛世生活的内容需要。

汉赋发展和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汉代的文化政策。汉代设立金马门、石渠阁和乐府等机构,鼓励文学创作,为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赋的繁荣,创造了客观条件。许多言语侍从之臣,待诏于金马门下,“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时时间作”,潜心从事赋的写作。统治者则往往以赋作的优劣来决定人的取舍进退。这就使赋的写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到汉成帝的时代,文人词臣献赋已达千余篇,从而形成了仅次于《诗经》雅颂的一代文学,可以毫无愧色的同夏、商、周三代的文风相媲美。

关于赋的社会作用,班固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通过抒写下层人民的情绪来达到对统治者进行劝谏的目的;通过宣扬统治者的功德来达到尽忠孝的目的。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目的:一个讽谏,一个颂扬。实质上是在巩固封建统治这个共同目的下的两个手段罢了。班固是很正统的,他批评司马迁写《史记》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没有把儒家思想放在首位。他在写《汉书》时,一改司马迁的作法,把与刘邦争天下的项羽从本纪中剔除,降到传记之中。而司马迁曾寄予同情和赞颂的游侠、货殖、滑稽等三教九流人物,班固或删或贬,明确表明了自己维护封建正统观念的立场。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班固也是以坚持儒家正统思想作为最终标准的。在讽谏和颂扬两者之间,班固认为“雍容揄扬”,以颂扬为主。讽谏要“温柔敦厚”,不能触动统治者的根本利害。这从班固《两都赋》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那里的讽谏是极其微弱的。“讽一劝百”的概括同样适用于他。班固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作用问题,是很可贵的,这是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