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文学创作生活,如果从他十九岁(二一二)做《铜雀台赋》算起,共有二十二年,其初十年正当汉献帝建安时代的后半,所以他也是“建安诗人”之一。

建安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

这时代正当大规模农民起义冲破了旧社会的秩序之后,帝王的权威垮了,地方官吏与豪右各各招兵买马,乘机扩张势力,成了军人割据,“群雄”逐鹿的局面。“群雄”之中有的属于强宗世族,如袁绍;有的是寒门小族出身,如曹操。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两个社会阶层。在东汉末叶,后一个阶层已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新兴势力,和前一个阶层发生矛盾。黄巾起义的时候,这两个阶层暂时团结起来镇压农民,后来重又展开斗争。在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控制政权以后,新兴阶层取得一时的大胜利。曹操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设施,都不顾东汉以来的传统,决心压抑世族。他的用人标准是“唯才是举”,取消了家世门第的限制。他的屯田制度是没收抛荒的土地改为公田,其中包括流亡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新政和人民的愿望是有符合之处的。曹操深知道如要巩固他的政权,必须抚辑流亡,恢复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相当照顾人民的要求,所以他的口号是“爱民”,他的政策是减轻剥削,限制豪强兼并,使丧乱时代饱经忧患的人民舒一口气。因为曹操能执行这些向人民让步的政策,终于战胜袁绍等旧势力的武装,建立新兴阶层的统治。

君主失权和大地主失势也就是旧统治势力垮台,因而旧统治阶层所提倡的儒学也失掉拘束人心的力量,所以这时代又是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个性得到发展的时代,从当时的抒情诗歌就可以见出。新兴阶层的知识分子早就放弃了经术,他们除治国用兵之学以外,特别重视文学,他们发展了文学。

作家解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是这时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从民间文学吸取了滋养。这时的新兴阶层的文人熟悉西汉以来逐渐丰富起来的乐府民歌,通过这些乐府民歌领略到民间文学的优美。因而他们自己的作品,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中心在邺下。曹氏父子是重视文学的,当时邺下成为新兴阶层文人荟萃的地方,在曹氏领导之下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产生的文学有其共同的特征,显出相当的进步性。曹植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从他的作品就可以见出那时代的文学特征和进步性。

曹植生在大动荡时代,他自己说是“生于乱,长于军”。但在他能懂事的年纪,中原已经大略安定(曹操消灭他的最大敌人袁绍,开始取得邺城做根据地的那年,曹植正十三岁)。他在有文学气氛的家庭里受教养,十岁时已经能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做《铜雀台赋》,开始显露他的文学才能。次年受封平原侯。同年跟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做了一篇《洛阳赋》(仅存四句)。又有两首五言诗送他的朋友,诗人应玚,在第一首里描写了残破的洛阳,是他为时代的灾难所留影像之一。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可以和这一首对照着看的是《名都篇》,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暴露都市里贵游子弟的腐化生活,也是有现实性的作品。至于他人青年时期的生活却须从《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篇去看,这些是所谓“怜风月,狎池苑”的诗,是他在邺城度过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邺下诗人集团生活的留影。大约在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之间,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一班幕僚兼朋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陈琳阮瑀等人常常聚会,“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他们互相赠答,或一题分咏。这种情形是以往作家所少有的。

他们最常用的文学形式是五言诗。这是从乐府歌谣发展出来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到汉末三国才开始普遍起来,尤其是邺下诗人大量采用,曹植用的更多。比起四言诗来,五言是较进步的形式。表现这时代新的文学内容,正需要新的文学体裁。他们对于文学语言也有新的要求,深奥典雅和过于质朴的语言都不能满足这时代的作家了。

正因为五言诗是从民间来的通俗体,当时诗人写五言诗所用的语言比四言诗通俗得多。曹操、曹丕、王粲都是这样,曹植也是这样。不过有些作家,尤其是曹植的诗在语言上的加工是相当多的。他把通俗的语言再加提炼。原来这时的诗多少受到辞赋的影响。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正是当时的标准,曹植最能符合这个标准。不过辞赋对于这时五言诗的影响,比之于乐府的影响,那是微小得多的,前者只影响声律、对仗、词藻,影响的程度也并不很深,而后者却影响诗的精神。因此曹植的诗确如黄侃诗品义疏》所说“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我们可以举他的《美女篇》来说明: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这一篇被人认为建安“修词之章”的代表,如拿来和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比较,词句更加精炼,但风调气息还是很相近的。所不同者,《陌上桑》、《羽林郎》是叙事诗,《美女篇》却该算作抒情诗。作者显然不是以描写美女为目的而是在自抒胸臆。乐府本以叙事为主,建安文人的乐府诗也叙事,但更多的是个人抒情,这在曹植尤为显著,更清楚的例子是后来的《吁嗟行》、《薤露行》等篇。乐府诗用于个人抒情,实质上和一般的徒诗已经没有分别了。这是乐府诗的一大变化。

建安时代的抒情诗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慷慨以任气”。“慷慨”是这时新兴阶层文人普遍的感情。曹植说他自己“雅好慷慨”,在他的诗里也常见“慷慨”这两个字。慷慨一方面是社会不平所引起的悲愤,另一方面是立事立功的壮怀。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是慷慨;《碣石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慷慨。曹植有一篇《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险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这诗和上引送应氏诗同为“忧生之磋”,也是慷慨之音,表现同情疾苦的人道主义,正是建安诗的最可注意的特征。这首诗和王粲著名的“灞岸之篇”以及曹操、陈琳、阮瑀的一些叙事乐府有共同的精神,都是注目社会,反映现实。这种精神是从汉乐府一脉相承的。

曹植说:“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杂诗》)又说:“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篇》)认为烈士和壮士有一种慷慨之情为流俗所不能理会。烈士壮士的忧悲不全是关系个人的,上述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是一种,从爱国主义出发的是又一种。曹植的《杂诗》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又说:“国仇毫不塞,甘心思丧元。”《白马篇》说:“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挂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都是爱国的慷慨之言。他的《薤露行》说:

天地无终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这种恐惧生命短促,恐惧没世无闻,追求不朽,亟亟于乘时立业的思想,建安诗人大都有之。这正是新兴阶层文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正是他们不同于过去寄生阶级倡优式文人的地方。不过其结合爱国忧民的感情或多或少,不尽相同。如陈琳诗:“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二首之一)还是个人的荣名之想。至于曹操的“不感年往,忧时不治”(《秋胡行》)就和孔融一样,是“负其高气,志在靖乱”了。(语见《后汉书·孔融传》)曹植所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修书》)也正是同样的怀抱。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他的“慷慨独不群”云云只感到“高气”,而不会将它和狂生的大言等视。

曹植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精神,构成其诗文的“骨气”。后人所推重的“建安风骨”也就是指这种精神。锺嵘《诗品》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文”就是词采,“质”就是骨气。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是建安诗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曹植的诗里尤其明显。

曹植的实际政治才能,未经考验,不晓得究竟怎样。但曹操认为曹植在他的诸儿之中“最可定大事”,所以曾考虑立为太子。后来因为他失掉父亲的宠爱和信任,受任大事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二三零年曹丕受汉禅让,做了大魏皇帝,对一向被他猜忌的曹植就开始迫害。首先是剪除曹植的羽翼,杀掉一向拥护曹植的丁仪和丁廙。当时曹植自己也是俎上之肉,当然无法救他的朋友,但希望有别人来援手。这种心情表现在《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样“风波”喻险恶,“利剑”喻权力。“雀”喻被难的朋友,“少年”喻假想的有力来援救的人。当时作者自己也正似罗网里的黄雀,虽然保全性命,自由却丝毫没有。被遣就国之后,监国使者天天在旁找他的错儿,随时可以得罪。他的《离缴雁赋》所谓“挂微躯之轻翼,忽颓落而离群”,《鹦鹉赋》“常戢心以怀惧,虽处安其若危”,都是比况自己的处境和心情。黄初二年(曹丕即位第二年),监国使者果然控告他“饮酒悖慢,胁劫使者”。曹丕给他贬爵的处分。他的《乐府歌》:“胶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随染色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表示对于监国使者的怨愤。《当墙欲高行》说得更痛切: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愦愦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说陈,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

黄初四年,曹植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一同入朝,曹彰到洛阳后不明不白地死了。曹彪回国,曹植希望和他同路东归(这时他的封地是雍丘),但监国使者不给他这个自由。他十分愤慨,写了有名的《赠白马王彪诗》七章。第三章“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等句痛骂监国,最为愤激。第五章“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间,景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等句,从曹彰的暴死想到自己朝不保夕,又悲又怕,最为深痛,而第六章更能感人: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猝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这一章前面的话全是宽慰曹彪,嘱他不要悲伤,末后忽然又说要想不悲伤是办不到的。好像劝人停止啼哭,话还没说完自己倒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全是真情实感的自然表现。另有一首失题诗,写别离的伤感和畏祸的心情,大约也是这时所作:

双鹤俱远游,相失东海旁,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

曹丕死后曹叡继位,曹植的生活并未改善。他这时所感的痛苦,一是再三改封,居处不定;二是兄弟隔绝,不许交通;三是土地贫瘠,衣食不继;四是闲居坐废,功业无望。《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因为几次改邑徙都,所以有漂泊之感,表现在《吁磋篇》: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这诗用转蓬自喻。其中“宕宕何依”、“飘摇”、“流转”的感觉还不是最痛苦的,更深的悲感是“长去本根”。原来明帝不许诸王入朝,曹植苦于“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求通亲亲表》),骨肉之间生离等于死别,所以本篇末四句说得那么沉痛。

文帝和明帝对待诸侯都极其苛薄,对曹植更甚。曹植自述贫困的情形又见于《转封东阿王谢表》:“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口,形有裸露。”他的部曲既少,又多老弱,许多是“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睹,气息裁属”的(《谏取诸国士息表》),当然不能有什么生产。不过比贫穷更难忍受的是生活的孤寂。《闲居赋》说:“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忧。”可见其“块然独处”的烦闷。《白鹤赋》“伤本规之违忤,怅离群而独处,恒窜伏以穷栖,独哀鸣而戢羽”也正是自喻。他尤其不能甘心的是长此废弃,使建功立业的希望永远断绝。但他还想竭力争取,太和二年上书给明帝,要求让他“乘危蹈险,乘舟奋骊,突刃触矢,身先士卒”,宁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而不愿“禽息鸟视,终于白首”,作“圈牢之养物”。但明帝也是疑忌他的,终不肯把他放出圈牢。

明帝的疑忌也不为无因。太和二年明帝幸长安的时候,洛阳竟发生谣言说皇帝死在长安,从驾群臣迎立曹植。(《三国志》注引《魏略》)足见曹植在当时臣民的心目中还大有威望,这对于曹植是不利的。他自己当然也知道这种关系,所以有一篇《怨诗行》,以周公自比,以周成王比明帝,感叹“为君诚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而希望有一天能像周公表明心迹,如“金縢”故事。但这想法是落空了,他只能郁郁到死。

曹植在忧谗畏讥的生活中有不少“讽君”之作,《怨诗行》、《七步诗》都是后人所熟悉的。此外如“明月照高楼”、“种葛南山下”、“浮萍寄清水”等篇,作怨女弃妇口吻,也都是有所托喻。这一类,在他的作品里也是艺术性较高的。他又有游仙诗多篇,其中有些也表现作者苦闷的感情,如《游仙》:“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云凌紫虚。”《远游》:“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逍遥八纮外,游目历遐荒。”都是有激而发,并不是真的歌颂列仙之趣和追求奇幻的境界。曹植在《辨道论》里骂过方士,在《赠白马王彪诗》里又明白说出“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他本不是迷信神仙的。

曹植在黄初以后的生活造成其诗歌的“抑扬怨哀”的一面,和他早年那些“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作品成为鲜明的对照。

曹植是好大喜功的人,强烈地追求身后荣名。他的第一志愿是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立“经国之大业”。其次是在学说上有所贡献,“成一家之言”,最后才是做一个文学家,“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但究竟还算看得起文学,他相信文学也可以使人不朽,所以他在王佐事业上碰壁以后还是下决心“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虽然做诗人是他的第三志愿,他却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他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他也熟习民间文艺,他曾对邯郸淳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对于乐府民歌的欣赏更不消说。“通俗”是当时新兴阶层文人的进步倾向,在汉灵帝时已经如此,保守的,属于旧阶层的文人如蔡邕,就反对这种倾向。(详见《后汉书·蔡邕传》)这种倾向使曹植重视五言诗,用来做主要的文学形式。

他有很深的古典文学——诗、骚、赋、颂——的修养,这对于他提炼诗的语言有所帮助。但他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来提炼,不是把诗骚赋颂移植到诗里来。所以他发展了乐府民歌,不是僵化了它。他把五言诗从“质木无文”发展到“词采华茂”,是功绩,不是罪愆。至于后来陆机、颜延之等人受他的影响而走得太过,却不是他所应该负责的。

因为他所属的阶层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比较接近人民,又因为他自己在政治上是受压迫的,生活是艰辛的,自然产生对贫苦人民的同情,所以在诗里有人道主义的成分。

他在压迫之下并不颓丧,不放弃英雄事业的理想,始终意气慷慨,所以他的诗感情强烈,精神焕发,骨气奇高。

热情和壮志使他成为爱国者。他渴望统一,不忘平吴伐蜀,也关心边患,高呼“蹈匈奴”、“凌鲜卑”。以当时较进步的魏国来统一吴蜀是推进历史的合理办法,解除西北外族的威胁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所以他的口号不是黩武的,而是爱国的精神。这精神鲜明地表现在他的诗里。

不过,他所属的阶级究竟是剥削阶级,他的阶级出身不能不限制他。因而他的同情疾苦,反映社会的诗究竟是少数,多数作品是只关系他个人的。时代也限制他,他选择文学形式也不能完全放弃四言诗、辞赋等旧体,做了不少的假古董,不能彻底走革新的路。因此我们觉得锺嵘《诗品》说曹植在文学领域里的地位“如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稍嫌过分一些。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奠定五言诗基础的最大功臣,他的成就毕竟超过同时代的作者。当时文学的进步性在他的诗里表现得非常鲜明。他确实是建安诗人最适当的代表。我们既重视建安时代的诗,那能不重视这一个代表人物?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