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文以载道”、“诗言志”,故学道者看不起学文者(程伊川以为学文者为玩物丧志),学诗者又谓学道者为假道学——二者势同水火,这是错误。若道之出发点为思想,若诗之出发点为情感,则此二者正如鸟之两翅不可偏废。天下岂有有思想而无情感的人或有情感而无思想的人?二者相轻是“我执”,“我执”太深。人既有思想与情感,其无论表现于道或表现于文,皆相济而不相害。

学道者贵在思多情少,即以理智压倒情感,此似与诗异。然而不然。《论语》开首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

曰“说”曰“乐”,岂非情感?《论语·雍也》又曰: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述而》则又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此曰“乐”,非情感而何?佛经多以“如是我闻”开首,结尾则多有“欢喜奉行”四字,不管听者为人或非人,不管道行深浅,听者无不喜欢,无不奉行。“信”是理智,是意志,非纯粹情感。然“信”必同于“欢喜”,欢喜则为情感。可见道不能离情感。

理,即哲学(人生),本于经验感觉。如此说理满可以;若其说理为传统的、教训的、批评的,则不可。要紧的是发现而不是说明。老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不是说理,而其所写在于“哀鸣思战斗”的人生哲学。人在社会上生活,是战士,然人生哲学不是教训、批评。至表现,则必须借景与情。如此可知唐人说理与宋人不同;且有的宋人说理并不深,并不真,只是传统的。

诗人达到最高境界是哲人,哲人达到最高境界是诗人,即因哲学与诗情最高境界是一。好诗有很严肃的哲理,如魏武、渊明,“譬如朝露”、“人生几何”(曹操《短歌行》)等,宋人作诗一味讲道理,道理可讲,惟所讲不可浮浅;若庄严深刻,诗尽可讲道理,讲哲理,诗情与哲理通。

常人皆以为唐人诗是自然,是情感,宋人诗是不自然,是思想。若果然,则何重彼而轻此?唐人情浓而感觉锐敏。说唐人诗首推李、杜,而人不甚明白李白乃纨绔子弟,云来雾去;老杜则任感情冲动,简直不知如何去生活,其情感不论如何真实,感觉不论如何锐敏,总是“单翅”。

唐人重感,宋人重观,一属于情,一属于理智。宋人重观察,观察是理智的。简斋有句:

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春雨》)

陆机文赋》有言曰:“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托言”,寄托言辞;“短韵”,短篇言辞;“穷迹”,简单之事;“孤兴”,孤单站立;“寂寞”,言写得细小;“无友”,言写得不够广泛深刻。陈与义“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真是这种“寂寞而无友”的诗句。晚唐诗人贾岛之“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亦是如此。贾岛很喜欢自己这两句诗,说这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像这样的诗即是“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如果“短韵”、“穷迹”,写得真是细致、深刻也行,而这都是细小、狭隘、简单、枯干,不值得一写的,只是二三流的诗人才好如此!

此诗即从观来,是理智。若其:

谈馀日亭午,树影一时正。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夏日集葆真池上》)

此则更是理智者矣,似不能与前“蛛丝”二句并论,盖“蛛丝”二句似感。而余以为“蛛丝”二句,仍为观而非感。必若老杜: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倦夜》)

此四句,始为感。“暗飞萤自照”,似观而实是感;“蛛丝闪夕霁”句太清楚,凡清楚的皆出于观。“暗飞”句则是一种憧憬,近于梦,此必定是感,似醉,是模糊,而不是不清楚。

老杜诗有点“浑得”,而力量真厚、真重、真大,压得住。后人不成,则真“浑得”矣。正如老妪为独子病许愿,是迷信,而人不敢非笑之,且不得不表同情,即其心之厚、重、大,有以感人。老杜之诚即如此,诚于中而形于外。吾人尽管比老杜聪明,但无其伟大。“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句厚、重、大,不“浑得”。

宋人作诗必此诗,唐人则有一种梦似的诗。宋人诗有轮廓,以内是诗,以外非诗。唐人诗则系“变化于鬼神”,非轮廓所可限制。可见诗内非不容纳思想。

宋初“西昆体”,有《西昆酬唱集》,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说者谓“西昆”完全继承晚唐作风。晚唐诗感觉锐敏而带有疲倦情调,与西洋唯美派、颓废派(decadent)颇相似。诗有“思”(思想)、“觉”(感觉)、“情”(情感)(此三点,俟后详言)。晚唐只是感觉发达,而“西昆”所继承并非此点。感觉是个人的,而同时也是共同的,不能太特别,又不能太通俗。有感觉即使不能成为伟大作家,至少可以成功。宋人并非个个麻木,惟“西昆”感觉不是自己的,而是晚唐的,只此一点,便失去了诗人创造的资格。

传统力量甚大,然凡成功的作家皆是打破传统而创立自己面目者。退之学工部,然尚有自己的“玩意儿”在。韩致尧学义山,虽小,但不可抹煞。不过西昆体亦尚有可得意之一点,即修辞上的功夫。于是宋以后诗人几无人能跳出文学修辞范围。后人诗思想、感情都是前人的,然尚能像诗,即因其文学修辞尚有功夫。

西昆体修辞上最显著一点即使事用典。(用典最宜于应酬文字。)此固然自晚唐来,而晚唐用故实乃用为譬喻工具,所写则仍为自己感觉。至宋初西昆体而不然,只是一种巧合,没有意义,虽亦可算作譬喻,然绝非象征,只是外表上相似,玩字。故西昆诗用典只是文字障,及至好容易把“皮”啃下,到“馅”也没什么。(余作诗用典有二原因:一即才短,二即偷懒。)西昆体并没有什么新建设,不读它诗无损。

仁宗初年盖宋最太平时期,当时有二作家,即苏舜钦子美、梅尧臣圣俞。欧阳修甚推崇此二人,盖因欧感到“西昆”之腐烂。梅、苏二人开始不作“西昆”之诗,此为“生”,然可惜非生气(朝气),而为生硬。同时,苏、梅生硬之风气亦如西昆之使事然,成为宋诗传统特色。宋诗之生硬盖矫枉过正。苏、梅二人开宋诗先河,在诗史上不可忽略,然研究宋诗可不必读。

此为宋诗萌芽时期。

至宋诗发育期,则有欧阳修。欧在宋文学史上为一重镇,其古文改骈为散,颇似唐之退之,名复古,实革新。欧阳修文章学韩退之,但又非退之。桐城派以为韩属阳刚,欧属阴柔,是也。欧散文树立下宋散文基础,连小型笔记《归田录》皆写得很好。后之写笔记者盖皆受其影响,比韩退之在唐更甚。此并非其诗文成就更大,乃因其官大。

欧文不似韩而好,诗学韩,似而不好,其缺点乃以文为诗。此自退之、工部已然,至欧更显,尤其在古诗。故宋人律、绝尚有佳作,古诗则佳者颇少,即因其为诗的散文,有韵的散文。此在宋亦成为风气。欧氏作有《庐山高》,自以为非李太白不能为也——人自负能增加生活勇气,然亦须反省——可是太白诗真不像欧。

欧后有王安石苏东坡见其词谓为“野狐精”。实际观之,诗、文、词、字皆野狐精,然足以代表其个性。虽缺乏共同性,不过真了不起。俗语曰:反常为贵。(而又曰:反常为妖。)一人在某行做事多年,不带习气,这人必有特殊处(点道之见)。美人无脂粉气,高僧无蔬笋气(或曰酸稻气),这样反常是矛盾的调和,生活艺术的成功。

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其廿二)有云: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至苏、黄,宋诗是完成了,而并非成熟,与晚唐之诗不同。

凡是对后来发生影响的诗人,是功首亦罪之魁。神是人格最完美的,人是有短处、劣点的,惟其长处、美处足以遮盖之耳。然此又不易学,创始者是功首也是罪魁,法久弊生。

宋之苏、黄似唐之李、杜而又绝不同。苏什么都会,而人评之曰:凡事俱不肯着力。“问君无乃求之欤,答我不然聊尔耳。”(苏轼《送颜复兼寄王巩》)人之发展无止境,而人之才力有限制。余以为苏东坡未尝不用力,而是到彼即尽,没办法。

东坡有《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馀,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苏写酒“芒角出”,陶公写酒“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其十六)。陶诗十个字调和,音节好;看其感觉,酒与其肠胃并无抵触,与其精神融合为一。苏诗“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空肠得酒”,不舒服;“芒角出”、“槎牙”,抵触,作怪,不调和。“平生”以下四句是有韵的散文,太浮浅。苏此诗思想、感觉、感情皆不深刻,只是奇,可算得“奇外无奇更出奇”。而奇绝站不住,然是宋诗,非唐诗。新奇最不可靠,是宋诗特点,亦其特短。此诗感觉不锐敏,情感不深刻,是思想,然非近代所谓思想。诗中思想绝非判断是非善恶的。苏东坡思想盖不能触到人生之核心。苏公是才人,诗成于机趣,非酝酿。

苏之成为诗人因其在宋诗中是较有感觉的。欧阳修在词中很能表现其感觉,而作诗便不成。陈简斋、陆放翁在宋诗人中尚非木头脑袋,有感觉、感情。苏诗中感觉尚有,而无感情,然在其词中有感情——可见用某一工具表现,有自然不自然之分。大晏、欧阳修、苏东坡词皆好,如诗之盛唐,而诗何以不成?

苏之“雨中荷叶终不湿”句出自其《别子由三首兼别迟》(迟:子由之子),诗共三首。其第二首: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

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

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冰玉。

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情如鹄。

没味儿,感觉真不高。第三首: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

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以盐车压千里。(千里,千里马)

这是说明,是传统的、教训的、批评的,很浅薄,在诗中不能成立。要说到“沧海横流却是谁”,学诗单注意及此便坏了。

想象盖本于实际生活事物,而又不为实际生活事物所限,故近于幻想而又与之不同。老杜: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数句是想象而非幻想,想象非实际生活而本于实际生活。死于句下是既无想象又无幻想。宋诗幻想不发达,有想象然又为理智所限,妨碍诗之发展。

东坡好为翻案文章,盖即因理智发达,如其“武王非圣人也”(《武王论》),然亦只是理智而非思想。思想是平日酝酿含蓄后经一番滤净、渗透功夫,东坡只是灵机一动,如其《登州海市》(七言古)引退之诗“岂非正直能感通”(《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苏写登州海市,海市冬日不易有,而东坡于冬日一祷告,便有海市出现:

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

于是联想到韩诗:

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

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

前曰“异事惊倒百岁翁”,此又曰“岂知造物哀龙钟”,此比韩近人情味,亦翻案。又:

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

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送杨杰》)

“万里红波半天赤”句没想象,而老杜“秋草遍山长”好。由此可知,文学注意表现更在描写之上。作诗时更要抓住诗之音乐美。苏之“万里”句,既无威风又无神韵。再如其“魂飞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真幼稚。老杜则虽拙而不稚。

宋诗无幻想,想象力亦不够,故七古好者少,反之倒是七绝真有好诗。如东坡《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有想象。秋景皆谓为衰飒、凄凉,而苏所写是清新的,亦如“秋草遍山长”,字句外有想象。至其《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竹外桃花三两枝”,直煞;而“春江水暖鸭先知”句,有想象;惠崇春江绝不能画河豚,而曰“正是河豚欲上时”,好,有想象。

黄山谷有《题阳关图》:

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

想见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

着力,真是想疯了心。找遍苏集无此一首。然山谷乃second-hand之诗人,第二手,间接得来,拿人家的——北朝民歌《敕勒歌》“风吹草低见牛羊”,整旧如新。凡山谷出色处皆用人之诗,整旧如新。

诗有诗学,文有文法。有文然后有法,而文不必依法作。读诗非读玄。

诗之工莫过于宋,宋诗之工莫过于江西派,山谷、后山、简斋。人谓山谷诗如老吏断狱,严酷寡恩。不是说断得不对,而是过于严酷。在作品中我们要看出它的人情味。而黄山谷诗中很少能看出人情味,其诗但表现技巧,而内容浅薄。江西派之大师,自山谷而下十九有此病,即技巧好而没有意思(内容),缺少人情味。功夫用到家反而减少诗之美。《诗经·小雅·采薇》之“杨柳依依”岂经锤炼而来?且“依依”等字乃当时白话,千载后生气勃勃,即有人情味。

宋人对诗用功最深,而诗之衰亦自宋始。

凡一种学说成为一种学说时,已即其衰落时期。上古无所谓诗学反多好诗,既成为诗学则真诗渐少,伪诗渐多。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反言;老子说“大道废”然后“有仁义”(《道德经》十八章)——顺言。大道不衰,何来仁义?凡成一种学问即一种口号——有了口号就不成。“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胠箧》)。

凡一种名义皆可作伪。所谓伪诗,字面似诗,皆合格律,而内容空虚。后人之陈旧不出前人范围,盖俗所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不讲货,但注意“字号”,此诗之所以衰。故佛说“具眼学人”,学人须具眼,始能别真伪。大诗人应如工厂,自己织造,或不精致而实在自己出的。伪诗人如小贩,乃自大工厂趸来,或装潢很美丽,然非自造。诗应为自己内心真正感生出来,虽与古人合亦无关。不然虽不同亦非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