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歌》,朱敦儒(希真)一生第三个时期——晚年闲居时期的词。

胡适先生说朱敦儒:

这时候,他已很老了,饱经世故,变成一个乐天自适的词人。……这一个时期的词,有他独到的意境,独到的技术。(《词选》)

然而,“独到”未必就是好了。胡适先生所谓“独到”是好,这不见得。“乐天自适”,乐天是好,然而可千万不要成为“阿Q式”的乐天。乐天绝非消极,消极的乐天是没出息。一个民族要如此,非消灭之不可。

克鲁泡特金(Kropotkin)[28]的《俄国文学史》(Russian Literature)论及伟大的诗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曾有言曰:

Toward the end of his life,he did not say:“Well,I have done what I could……But till his last death,his verses were a complaint about not having been enough of a fighter.”

N氏到死都是热烈的,精力弥漫。精力饱满,真有劲,比热烈还好。N氏直到死不但像年轻时一样热烈,一样精力弥漫,还唯恐不够一个十足的战士。他生于俄国帝政时代,政治是堕落的,社会是黑暗的,但他并不消极、失望,他相信俄国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乐天,所以要干,什么都可以干。中国人消极的乐天是什么都不干,所以要不得。

乐天是可以的,而“乐天自适”便是安于此不复求进步了,是没出息。朱氏之词亦然。如其《感皇恩》:

一个小园儿,两三亩地。花竹随宜旋装缀。槿篱茅舍,便有山家风味。等闲池上饮,林间醉。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洞天谁道在,尘寰外。

做官只说在做一个清官不成,必须为别人、为大家做出一点好事来才成。人要只是自私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只知有自己,这不成。固然,人无自己,不能成为生活;但不能只知自己,至少要为大众、为人类,甚至只为一个人也好。

人在恋爱的时候,最有诗味。如“三百篇”、“楚骚”及西洋《圣经》中的“雅歌”、希腊的古诗歌,直到现在,对恋爱都是在那里赞美、实行。何以两性恋爱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占此一大部分?人之所以在恋爱中最有诗味,便因恋爱不是自私的。自私的人没有恋爱,有的只是兽性的冲动。何以说恋爱不自私?便因在恋爱时都有为对方牺牲的准备。自私的人是不管谁死都成,只要我不死。唐明皇在政治上、文学上是天才,但在恋爱上绝非天才,否则不能牺牲贵妃而独生。唐陈鸿传奇[29]《长恨歌传》写明皇至紧要时期却牺牲了爱人,保全了自己,这是不对的。恋爱是宁牺牲自己,为了保全别人。孟子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不会讲哲理,一个哲人写文章用字要一点毛病没有,要真,要切。孟子用“恩”字不好,只知有我,不知有人,势必至“不足以保妻子”。故恋爱是义务,不是权利;恋爱是给予,而非取得,并非要得到对方什么。恋爱如此,整个人生亦然,要准备为别人牺牲自己。而这样的诗人才是最伟大的诗人。

朱氏的《感皇恩》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乡间俗语说:上炕认得妻子,下炕认得一双鞋。这样的人,其结果是到紧要时连妻子都不认得了。当然,朱氏也有他的生活方法,但谁没有自己的生活方法?猪也有,狗也有,阿Q也有。上引朱氏词中句:“风景争来趁游戏。称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

记得一句明诗说:“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释圆信《天目山居》)[30]这样生活,和尚可以,他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精神的自杀。写得好玩是你自己好玩,有什么用?“雅人”便只是好玩,没他满成,一点用也没有。朱氏说“剩活人间几岁”,但他这样活着干吗?还不如死了!

朱敦儒另有一词写安闲,其《临江仙》曰:

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莫笑衰容双鬓改,自家风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

朱敦儒讲安闲,“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宗教都是想为别人做事,只道家是为自己享福,真该活埋。长生不老,住在洞天福地,吃龙肝凤髓,饮琼浆玉液,这样的神仙要他何用?不如打死活埋。开个玩笑,朱氏“不肯作神仙”,他想做也做不了哇。“欲作神仙无计作,偏说。安闲不肯作神仙。”(余之《定风波》)[31]人是做到老,学到老,什么叫安闲?人活到老、做到老,只要活一天,有一份气力,便该做。尤其我们中国,现在支离破碎、风雨飘摇中,怎么能说“闲”?有什么人能说“闲”?有人说:“仁民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无云和尚语)[32]即使“仁民利物非吾事”,可是还有别的事呢。一个人不能做大齿轮,而做个小螺丝钉也有小螺丝钉的事呀。适之先生很想做事,不知何以喜欢这样的词?

胡适《词选》说:

词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邵雍的诗集)。但以文学的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陶潜,或更确切罢。

观此语,胡氏于朱、陶二人盖未能有深切认识,否则绝不能将二人并论。胡适以朱氏比陶潜,此亦非也。诗人论陶者多误于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二句,认渊明不可从此认。以断句评人,最不可如此。陶氏有时慷慨激昂,朱子说他豪放却令人不觉[33],说的是。

朱敦儒有《清平乐》一首:

春寒雨妥。花萼红难破。绣线金针慵不作。要见秋千无那。西邻姊妹丁宁。寻芳更约清明。画个丙丁帖子,前阶后院求晴。

胡适《词选》将能代表朱氏作风的词差不多都选了,而未选这一首。朱敦儒词是多方面的,其可取亦在此:有乐天自适之作,有豪放之作,而此外尚有纤巧之作,如此首《清平乐》。

词中纤巧尚可,诗中一露纤巧便要不得。世上之有小巧,原也可爱,如草木初生之嫩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诚斋《小池》),这也的确是诗,但一首诗要只写这个便没意思了。可是人若连这个也不懂,又未免太可怜。人要懂这个,又不能只玩这个,而纤巧也不容易。陆放翁《吴娘曲》有句:

睡睫矇矇娇欲闭,隔帘微雨压杨花。

放翁亦有纤巧之作,而也有豪放之作,有时十分力量要使十二分,然如此二句真是纤巧。诗人力如牛、如象、如虎,好,而感觉必纤细。老杜感觉便不免粗,晚唐诗人感觉纤细。晚唐诗只会“俊扮”[34],不会“丑扮”。李义山诗:

黄叶自风雨,青楼自管弦。

(《风雨》)

原是很凄凉的事,而写得真美,圆润,是俊扮。再如:

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

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韩偓《懒卸头》)

感觉真细,真写得好。老杜诗有“丑扮”,而老杜的“丑扮”便是“俊扮”,丑便是美。如杨小楼唱《金钱豹》[35],勾上脸,满脸兽的表情,可怕而美。晚唐诗表现的是美,老杜表现的是力。老杜粗,有时也有纤细,如: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为农》)

老杜那么笨的一个人,还有这一手!不过,纤巧之句与其作入诗中,不如作入词中。如上所举韩偓四句,与其说是古诗,不如说是《生查子》。

北宋初词人张先(子野),人称“张三影”[36],有词句: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

余谓此二句并不太好,干吗这么费劲?沙、禽、池、云、月、花,写作怕没东西,而东西太多又患支离破碎,损坏作品整个的美。人各有其长,各有其短,应努力发现自己长处而发展之。如唱戏老谭大方、马连良小巧,而小弯儿太多支离破碎,把完整美破坏了。“三影”中,余喜欢“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大方、从容,比放翁“睡睫矇矇娇欲闭,隔帘微雨压杨花”二句还好,不但纤巧,而且巧妙。张先这两句又比韩偓“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句大方,“睡睫”二句是明使劲,“和烟坠金穗”句往下来,而“无数杨花过无影”飘逸,不见使力。朱氏《清平乐》(春寒雨妥)一首有情致,上所举各诗词皆有情态。文人要有这个,而不能只是这个。

朱敦儒的《临江仙》:

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沉。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

此词是写人生,但他是出世的,是消极,是摆脱。“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他的“认取”是认取自家的一切浮名、浮利都是假的。世间唯有自己与自己亲,不要说至亲莫过父母,至亲莫过妻子,且问:若从别人身上割肉,你觉得痛吗?但若拔去你一根毫毛,你便觉得痛也。可见最亲莫过自己——这是小我。出世的思想作风乃中国所独有,外国虽也有出世思想,但不是摆脱,中国则出世的目的多在摆脱。西洋人出家是积极的,中国出家是消极的。摆脱,可说是聪明的,然也是没出息的。释迦牟尼,众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在小我者看来,岂不是傻子?西洋虽也有只想自己摆脱的,如易卜生是要把自己救出好去救别人,此则东西方哲学之分野、分水岭。小我者之为人生是为自己偷生苟活。

朱希真是小我,总想自己安闲。辛稼轩是英雄,总想做点事,不肯闲的。一个英雄与佛不同,且与伟人不同。伟人是为人类做事的,英雄是为自己。如拿破仑、希特勒可归为一类,是英雄,不是伟人,是小我,只是为增加自己的光荣,是小我扩张,并非真为人类。这样的英雄太多,真想为人类做点事的人很少。大禹治水在外三十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不是为自己名誉、地位或利益,这样的人很少。稼轩说伟人达到不了,然亦颇相近矣。他在象牙之塔居住,但伸头一看,外面人原来如此受苦,便待不住了。

你便是如来佛,也恼下了七宝楼台。(《元曲选》)

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水浒传》)[37]稼轩词一读,真让人待不住、受不了,而读《樵歌》则不然。《樵歌》所写是小我,你们尽管受罪,我还要活着,而且要很舒服地活着。有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便是你享福,你看到别人受苦也该同情;但又道“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有有同情心者,便有无同情心者。不过,像《樵歌》那样活法很聪明。对外界的黑暗,我们没有积极挽回的本领,亦应有消极忍耐的态度,但不是只管自己,麻木不仁。

余想做一个书呆子,可是又不能做一个书呆子,同时也不甘心做一个书呆子。果戈理(Gogol)[38]有中篇小说《外套》,小说中笑料很多,但意义很深刻,使人泪下。这笑与哭恰似《水浒传》中某人说的:“哭不得了,所以要笑也。”《外套》中主人公为一抄书小职员,后转以别职,反而不成。[39]余不甘心做个书呆子,总想伸出头来往外看看,而结果还得重新埋下头去做书呆子——“昼夜思量千条计,明朝依旧磨豆腐。”

不甘心长久居于艺术之宫、象牙之塔,要进行为人生的艺术改革,必先在人生中达到理想境界。中国旧诗多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西洋有诗是“为人生而艺术”。由“为艺术”转向“为人生”,不容易。一个人思想的变化若果真是由甲变到乙也好,而不能是思想上的分裂——技术上为艺术而艺术,内容上为人生而艺术。这二者在诗人,往往前者(为艺术)是无意的,后者(为人生)是有意的。如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一首之: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柳三变何尝不有身世之感?(身,身体;世,生路。)读者若真能了解其意,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本是为人生而艺术,但他把人生一转而为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霜风凄紧”之实景必为败叶飘零,“关河冷落”之实景必为水陆行人稀少,“残照当楼”之实景必为白日西沉,楼中或有人卧病。实景难堪,而他写的词真美,将喜怒哀乐都融合了。他的确是从喜怒哀乐出发,而最后去掉喜怒哀乐之行迹了,如做菜然,各种佐料,总合是好吃,而不见佐料之行迹。再如易安词《如梦令》之:“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此亦不能算是为人生,仍是为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很近于唯美,“绿肥红瘦”修辞真好,真美。“绿肥红瘦”是词,而说“叶多花少”便不成了。余近得诗一句“天高素月流”,这是诗,而说“天上有月亮”便不成了:此与人之感觉有关。西洋有言曰:“艺术损伤自然。”又曰:“要做自然的儿子。”而又有言曰:“艺术自有其价值。”艺术不但是模仿,更有其自己的创造。如“绿肥红瘦”比“叶多花少”好。

胡适说:词即宋人新诗。[40]此语甚有眼光。

诗之好在于有力。天地间除非不成东西,既成东西本身必定皆有一种力量,否则必灭亡,不能存在。有“力”,然而一不可勉强,二不可计较。一勉强,便成叫嚣;不计较,但不是糊涂。不勉强不是没力,不计较不是糊涂。普通人都是算盘打得太清楚。尽三分义务享一份权利,这样还好;而近来人之计较都是想少尽义务,多享权利,这样便坏了。享权利唯恐其不多,尽义务唯恐其不少,大家庭中便多是如此。所谓“九世同堂,张公百忍”[41],一个“忍”字已是苦不堪言,何况“百忍”?要想不计较,非有“力”不可。所谓不计较,不是胡来,只是不计算权利、义务。栽树的人不是乘凉的人,而栽树的人不计较这个。一个人只计较乘凉而不去栽树,便失掉了他存在的意义。一个民族若如此,便该灭亡了。古人栽树不计较乘凉,看似傻,但是伟大。

有力而不勉强、不计较,这样不但是自我扩大,而且是自我消灭(与其说“扩大”,不如说“消灭”)。文人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扩大,再至自我消灭,这就是美,这就是诗。否则但写风花雪月,专用美丽字眼,仍也不是诗。我们与其要几个伪君子,不如要几个真小人。“月白风清夜”是伪君子,“月黑杀人地”是真小人。伪君子必灭亡,还不如真小人,真有点力量。官兵比土匪人数多、兵器好,而官兵与土匪交战多是官兵败,便因官兵多是伪君子,怕死;土匪是真小人,真拼。人既为人,便要做个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