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初期,说理是主调之一。新诗的开创人胡适之先生就提倡以诗说理,《尝试集》里说理诗似乎不少。俞平伯先生也爱在诗里说理;胡先生评他的诗,说他想兼差作哲学家。郭沫若先生歌颂大爱,歌颂“动的精神”,也带哲学的意味;不过他的强烈的情感能够将理融化在他的笔下,是他的独到处。那时似乎只有康白情先生是个比较纯粹的抒情诗人。一般青年以诗说理的也不少,大概不出胡先生和郭先生的型式。

那时是个解放的时代。解放从思想起头,人人对于一切传统都有意见,都爱议论,作文如此,作诗也如此。他们关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损害的人。关心人生,便阐发自我的价值;关心大自然,便阐发泛神论;关心被损害的人,便阐发人道主义。泛神论似乎只见于诗;别的两项,诗文是一致的。但是文的表现是抽象的,诗的表现似乎应该和文不一样。胡先生指出诗应该是具体的。他在《谈新诗》里举了些例子,说只是抽象的议论,是文不是诗。当时在诗里发议论的确是不少,差不多成了风气。胡先生所提倡的“具体的写法”固然指出一条好路。可是他的诗里所用具体的譬喻似乎太明白,譬喻和理分成两橛,不能打成一片;因此,缺乏暗示的力量,看起来好像是为了那理硬找一套譬喻配上去似的。别的作者也多不免如此。

民国十四年以来,诗才专向抒情方面发展。那里面“理想的爱情”的主题,在中国诗实在是个新的创造;可是对于一般读者不免生疏些。一般读者容易了解经验的爱情;理想的爱情要沉思,不耐沉思的人不免隔一层。后来诗又在感觉方面发展,以敏锐的感觉为抒情的骨子,一般读者只在常识里兜圈子,更不免有隔雾看花之憾。抗战以后的诗又回到议论和具体的譬喻,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这时代诗里的议论比较精切,譬喻也比较浑融,比较二十年前进步了;不过趋势还是大体相同的。

另一方面,也有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哲理,比从大自然体味哲理更进一步。因为日常的境界太为人们所熟悉了,也太琐屑了,它们的意义容易被忽略过去;只有具有敏锐的手眼的诗人才能把捉得住这些。这种体味和大自然的体味并无优劣之分,但确乎是进了一步。我心里想着的是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这是冯先生去年一年中的诗,全用十四行体,就是商籁体写成。十四行是外国诗体,从前总觉得这诗体太严密,恐怕不适于中国语言。但近年读了些十四行,觉得似乎已经渐渐圆熟;这诗体还是值得尝试的。冯先生的集子里,生硬的诗行便很少;但更引起我注意的还是他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

这里举两首作例。

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

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罢!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一八)

旅店的一夜是平常的境界。可是亲密的,生疏的,“织在我们心里”。房间有它的过去未来,我们不知道。“来的道路”是过去,只记得一点儿;“明天走”是未来,又能知道多少?我们的生命像那“一望无边的”“朦胧的”原野,“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谁能“认识”得清楚呢?——但人生的值得玩味,也就在这里。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生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二一)

茅屋里风雨的晚上也只是平常的境界。可是自然的狂暴映衬出人们的孤单和微弱;极平常的用具铜炉和瓷壶,也都“向往”它们的老家,“像风雨中的飞鸟,各自东西”。这样“孤单”,却是由敏锐的感觉体味出来的,得从沉思里去领略——不然,恐怕只会觉得怪诞罢。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