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以来的新诗,我读的不多。前些日子从朋友处借了些来看,并见到了《文艺月刊》七月号里的《四年来的新诗》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大概如此,作者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自己也有些意见。现在写在这里。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一个趋势,似乎是散文化。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为方便起见,用我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假定的名称来说明。自由诗派注重写景和说理,而一般的写景又只是铺叙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诗里的散文成分实在很多。格律诗派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写实的抒情。他们又努力创造“新格式”;他们的诗要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诗行是整齐的。象征诗派倒不在乎格式,只要“表现一切”;他们虽用文字,却朦胧了文字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后来卞之琳先生、何其芳先生虽然以敏锐的感觉为体材,又不相同,但是借暗示表现情调,却可以说是一致的。从格律诗以后,诗以抒情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抗战以来的诗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

从新诗开始的时候起,多少作者都在努力发现或创造新形式,足以替代五七言和词曲那些旧形式的。这种努力从胡适之先生所谓“自然的音节”起手。胡先生教人注意诗篇里词句的组织和安排,要达到“自然的和谐”的地步。他自己虽还不能摆脱旧诗词曲的腔调,但一般青年作者却都在试验白话的音节。一般新诗的形式确不是五七言诗,不是词曲,不是歌谣,而已是不成形式的新形式了。这就渐渐进展到格律诗。格律运动虽然当时好像失败了,但它的势力潜存着,延续着。象征诗开始时用自由的形式,可是后来也就多用格律了。

抗战以来的诗,注重明白晓畅,暂时偏向自由的形式。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他们可也用格律;就是用自由的形式,一般诗行也比自由诗派来得整齐些。他们的新的努力是在组织和词句方面容纳了许多散文成分。艾青先生和臧克家先生的长诗最容易见出。就连卞之琳先生的《慰劳信集》,何其芳先生的近诗,也都表示这种倾向。这时代诗里的散文成分是有意为之,不像初期自由诗派的只是自然的趋势。而这时代的诗采用的散文成分比自由诗派的似乎规模还要大些。这也可以说是民间化的趋势。抗战以来文坛上对于利用民间旧形式有过热烈的讨论。整个儿利用似乎已经证明不成,但是民间化这个意念却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民间化自然得注重明白和流畅,散文化是必然的。而朗诵诗的提倡更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朗诵诗虽在散文化,但为了便于朗诵,也多少需要格律。所以散文化民间化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这正是所谓矛盾的发展。

诗的民间化还有两个现象:一是复沓多,二是铺叙多。复沓是歌谣的生命。歌谣的组织整个儿靠复沓,韵并不是必然的。歌谣的单纯就建筑在复沓上,现在的诗多用复沓,却只取其接近歌谣,取其是民间熟悉的表现法,因而可以教诗和大众接近些。还有,散文化的诗里用了重叠,便散中有整,也是一种调剂的技巧。详尽的铺叙是民间文艺里常见的,为的是明白易解而能引起大众的注意。简短的含蓄的写出,是难于诉诸大众的。现在的诗着意铺叙的,可以举柯仲平先生《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和老舍先生的《剑北篇》做例子。柯先生铺叙故事的节目,老舍先生铺叙景物的节目,可是他们有意在使诗民间化是一样的。《剑北篇》试用大鼓调,更为显然。因为民间化,这两篇长诗都有着整齐的形式。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另一个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但是诗作者直接描写前线描写战争的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如我军的英勇,敌伪的儒怯或残暴,都从士兵或民众的口中叙出。这大概是经验使然。一般诗作者所熟悉的,努力的,是在大众的发现和内地的发现。他们发现大众的力量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像艾青先生的《火把》和《向太阳》,可以代表前者;臧克家先生的《东线归来》以及《淮上吟》,可以代表后者。《剑北篇》也篇于后者。

《火把》跟《向太阳》的写法不同。如一位朋友所说,艾青先生有时还用象征的表现,《向太阳》就是的。《火把》却近乎铺叙了。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欠匀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又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臧先生在创造新鲜的隐喻上见出他的本领,但是纪行体的诗有时不免散漫,《淮上吟》似乎就如此。《剑北篇》的铺叙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零碎些,逐行用韵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铿锵些。但我曾请老舍先生自己朗读给我听;他只按语气的自然节奏读下去,并不重读韵脚。这也就觉得能够联贯一气,不让韵隔成一小片儿一小段儿的了。可见诗的朗读确是很重要的。

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