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厄特森先生是个不爱说话、一本正经的人。在陌生人面前,他非常腼腆,不爱流露自己的情感,可当着朋友,他的眼睛总闪烁着关心与真诚的光芒,虽然这种真与善在他说的话中不大找得到,可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一点一滴都没有漏掉。在生活上,他从不放纵享乐,吃喝也很随意、简单;即使很喜欢看戏,他也有20年没有进过剧院了。可是,他对别人的缺点却是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总是想着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责备他们。作为一名律师,他经常是罪犯走进监狱或者踏上黄泉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好人,这些人的心里会一直保留对他的温文尔雅和公正无私的记忆。

厄特森先生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叫理查德·思菲尔德。这个人是城里出名的“爱热闹”,交际场里的老手。谁也搞不明白他们为何居然是朋友,他们可真有天壤之别。但他们却经常一起散步,一走就是好远,穿过伦敦的街道,安安静静地做着伴。

有一次,他们散步走到伦敦闹市区一条狭窄的背街上。这条街干净、热闹,人们也和善,一家家亮亮堂堂的小商店,门环锃明透亮。但是就在街道的尽头,有一幢阴暗、神秘、没有窗户的楼房,门上既没有铃也没门环,还到处是灰,显然已好久没人打扫了。脏兮兮的孩子们在门口疯玩疯闹,也没人开门轰他们走。

一天,他俩走过这幢房子,恩菲尔德指着问道:“你注意过那儿吗?它让我想起一个奇怪的故事。”

“哦,是吗?”厄特森先生说,“给我讲讲。”

“好吧。”恩菲尔德先生开始讲了,“那是个冬天的早上,天黑漆漆的,大概3点钟吧,我正要回家,突然看见两个人。头一个是个矮个子,正沿着街边走,第二个是个小姑娘,跑得很急。两个人一下撞到了一起,小孩儿摔倒了。接着,可怕的事发生了,那个人穿着沉甸甸的靴子,冷冷地从孩子身上压了过去,小姑娘躺在地上尖叫着。做这种事真残忍。我从后面追上来,抓住那人,把他拽了回来,这时一小群人也围到了又哭又叫的孩子身边。那个人非常镇静,一脸漠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真是让我反胃。孩子的家人这会儿也赶到了,还来了一个医生。原来小姑娘是去请医生给邻居家病人看病的,她正要回家。

“‘孩子与其说是伤着了不如说是吓着了。’医生是这么说的。你也许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可是你想,我对那个小个子十分厌恶,小姑娘的家人也一样——当然,这很正常,可连医生(他看上去那么和善、安静),也盯着那个罪犯看,好像恨不能把他给杀了。

“我和医生彼此心照不宣,都冲着那人大声指责,并声称要让整个伦敦都知道这事,让人人都唾弃他的名字。

“他阴森森地瞪了我们一眼,还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开个价吧,’他说。

“我们让他答应付给孩子家100英镑。他又翻了我们一眼,把我们领到那边的那扇门口,掏出钥匙,进了楼。不一会儿,他又出来了,递给我们10镑金币和一张康茨银行的支票,上面写着90英镑,支票上的名字是大家都很熟的人。

“‘你看,’医生满腹怀疑地说,‘够奇怪的,早上4点,一个人走进一所空房子,然后又拿着另一个人签名的支票出来了,足足快100镑呢!’

“‘放你的心吧,’一脸凶相的矮个子说,‘我和你们等着银行开门,看我自己兑钱好了。’

“我们离开那儿,医生、罪犯和我到我家挨过了后半夜。到了早上,我们一道去了银行,支票是真的,没问题,钱很快就转给小姑娘家了。”

“哦,是这样,”厄特森先生说。

“是啊!”恩菲尔德说,“这事真怪。明明肇事者是个冷酷、残忍的家伙,可签支票的人却是伦敦有名善良、慷慨的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把支票给一个罪犯呢?”

“你们也不知道支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那幢房子里?”厄特森先生问。

“我可不喜欢问,”他的朋友说,“根据我的经验,提太多的问题可没什么好的。万一得到的答案既令人厌恶又令人不安,那该如何是好?但我还是稍微研究了一下那个地方。它看起来不像一所房子,没别的门,唯一使用那扇门的人就是我刚才和你讲的那个家伙。房子一侧有三扇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小院,窗户都关着,但一直干干净净的。还有个烟囱常冒着烟,所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住。”

两个人接着走下去,厄特森忽然说:

“恩菲尔德,你那条规矩挺不错,就是别问太多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想问问踩着孩子身体走过去的那个人叫什么。”

“当然了!”恩菲尔德说,“他告诉我们他叫海德。”

“他什么模样?”

“这一下子可说不好,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他长得很怪,个子又矮,身体粗壮,他的相貌哪儿有点不对劲,让人感到丑陋,不舒服——不,是让人憎恶的那种。我一看到他,马上就不喜欢他。”

厄特森先生想了好一会儿,问道:“你肯定他用了钥匙吗?”

“瞧你问的!”恩菲尔德一脸诧异的样子。

“我知道我这么问有点怪,”朋友说,“可你想,我并没问你支票上签的是谁的名字,因为我心里已经明白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朋友不无恼怒地说,“甭管怎么说,那家伙的确有钥匙,上礼拜我还看见他开门来着。”

厄特森先生心事重重地看了他一眼,但没再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