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伦敦,一个女仆坐在她卧室的窗台边,看着洒满月光的街道。这时,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个子高高、面容矍铄的老人沿着马路走过来,迎着他走过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年纪稍轻的人。老人彬彬有礼地和那人说着话,据女仆后来讲,他好像在问路,然后女仆又转眼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认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来讲,“他到主人家来拜访过一次。”

那姑娘说,海德先生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边很不耐烦地把玩着,一边听着老人的话。突然间,他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他好像疯了一样,”女仆回忆道,“冲老先生挥着手杖,老先生往后一缩,非常惊讶,接着他抄起手杖,举起来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无助的老人,我都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这太可怕了,我觉得一阵难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苏醒过来,已是凌晨2点了,她去报了警,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尸体还躺在地上,旁边就是凶器。手杖从中间断开了,一半滚落在尸体旁边,另一半警察断定是凶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里发现了一块金表和一个钱包,但没有名片或任何纸张,只有一封信,上面写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给了律师,他们一起赶到警察局,尸体还在那儿停放着。

警长带他看了尸体。

“不错,我认识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他是丹佛斯·卡鲁爵士。”

“谢谢您,先生,”警长说,“您也认识这个吗?”说着他拿出折断的手杖让厄特森先生看,又给他讲了女仆看到的情况。

厄特森先生一下认出了手杖,“是亨利·杰基尔的手杖!”他自言自语地说,“是我老早以前送给他的。”

他问:“这个海德先生是不是个相貌凶狠的小矮个?”

“女仆是这么说的,先生,”警长附和道。

“跟我来,”厄特森先生对警长说,“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厄特森先生把他带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伦敦的贫民区,在一条到处是低级酒馆和饭馆的街上,这就是亨利·杰基尔心爱的朋友的家,而且他还要继承杰基尔的25万英镑!

一个老女仆开了门,满头白发下面是一张光滑的脸,带着虚饰的微笑和不怀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么说,她还算客气。

“是啊,”她说,“海德先生是住在这儿,可这会儿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来,可不到一个小时就又走了。”

“这样的事很少发生,是吗?”警长问。

“才不呢!”仆人答道,“他经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我们想看看他的房间,”厄特森先生说。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仆说。

“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长,”厄特森先生说。

“啊!”女仆叫了一声,看起来不同寻常地高兴,“海德先生出麻烦了!他干了什么?”

厄特森先生和警长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长说,接着又对女仆说:“那么请允许我们进去看一看。”

在这幢房子里,海德只用了两个房间,都布置得十分舒适,品味高雅,墙上挂着漂亮的画,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但屋里却满地狼藉,壁炉里都是快烧尽的纸片,在这个纸片堆里,警长发现了支票簿的一部分,还找到了另一半凶器。

“太好了!”他说,“现在就去银行,看他们能不能认出这个支票簿来。”

确实,银行的一个户头上以爱德华·海德的名字存了几千英镑。

“先生,他已经在我们手心里了,”警长说,“有凶器,有支票簿,现在只要在‘通缉令’上描述清楚他的相貌特征就行了。”

这可不那么容易。没有通缉犯的照片,能描述他外貌的人,说法又都不一样。只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像女仆所说的:“他是个邪恶的人,从他的脸上一下子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