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您说得有理,我得走了。您真的就不愿意去?”“噢!不!我没有任何欲望去和斯克利亚西纳谈论政治,你嘛,他也许会饶了你。”

“但愿如此。”我说。

在罗贝尔闭门写作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没有他陪伴而独自外出。可今天夜里,当我突然陷身于寒冷与黑暗的包围之中,真后悔,不该接受斯克利亚西纳的邀请。噢!我理解自己,我看到的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对此,我已感到几分厌倦。朋友,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整整四年里我们肩并肩生活在一起,这给人以温暖。可如今,我们那亲密的劲儿已经冷却,散发着无益于人的霉味,我终于抵挡不住新的诱惑,让步了。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我也一样,绝无心思去谈论政治。一跨入里茨酒吧的门厅,我停下了步子,对着一面镜子,细细地审视了自己一番。要做到衣着寒酸却又不失高雅,本该经常注意拾掇拾掇,可是我却宁肯不屑一顾。身穿这件旧大衣,脚套这双木底鞋,我这副模样可真不佳。要是在好朋友的眼里,我无论怎样都还是我。可斯克利亚西纳来自美国,那儿的女人个个都那么喜爱打扮,他准会发现我这双木鞋的。我心里不禁想:“我不该这么随便。”

当然,斯克利亚西纳笑容可掬,不会流露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吻了吻我的手,这是我讨厌的事情,手比面孔还更裸露,有人那么紧贴着去打量,让我好不别扭。

“您喝点什么?”他问道,“来杯马提尼酒?”

“就喝杯马提尼酒吧。”

酒吧里挤满了美国军官和衣着时髦的女人,热气、烟味和呛人的金酒味很快渗入我的脑袋。我为呆在这里感到乐滋滋的。斯克利亚西纳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春秋。那是一个伟大开放的国度,在那里,泉井喷射的是果汁和冰激凌。我贪婪地向他询问这一切,他很乐意地一一解答,我慢慢喝着第二杯马提尼酒。接着,我们到了一家小饭馆用晚餐,我毫无顾忌地把血红的牛肉和奶油白菜往肚子里填。这一次,轮到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提问了:要回答他那一个个过分细致的提问,确实困难。每当我设法重新品尝过去的日子里那天天如此的滋味——在那因宵禁令而门扉紧闭的屋子里弥漫的汤味,以及当罗贝尔开秘密会议迟迟不归的时候,我内心笼罩的那种沉寂——他便不由分说地打断我的思路,他听得十分入神,人们仿佛感到词语在他的心底进行漫长的跋涉。可是,人们说话只能为了他,而不能为了自己。他打听一些实用的情况,诸如怎样设法制作假证件?如何印刷《希望报》?如何散发报纸?他也要求了解总体状况,我们是在怎样的精神氛围中生活?我竭力满足他,可难以如愿,我所说的不是比他想象的更糟糕,就是不如他设想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真正的灾难并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可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烦忧,怎么对他讲述迪埃戈的死呢?那词语太悲怆,我难以启齿,那词语也太无情,他不会往肚子里装。那个过去,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重新经历;然而时过境迁,它竟然渐渐地显出了一种淡淡的温馨。我理解朗贝尔为何在这和平的岁月中产生厌倦,这种和平使我们重新获得了生命,但却不赋予我们生活的理由。当我在小饭馆的门口再次面临那种寒冷与黑暗时,不禁回想起昔日我们是多么骄傲地向它们挑战。可如今,我需要光明,需要温暖,我渴望某种别的东西。斯克利亚西纳没有任何挑衅的意思,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别人大加抨击,我希望他很快改变话题。他愤怒地指责戴高乐的莫斯科之行。

“严重的是,”他以谴责的口吻对我说道,“整个国家似乎对此都表示赞同。瞧瞧佩隆和迪布勒伊,他们都是些正派人,可却与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这对了解底细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无名的痛苦。”

“罗贝尔可没有跟共产党人一块儿走。”我安慰他说,“他试图创立一个独立运动。”

“他跟我谈过,可他明确表示决不采取反对斯大林分子的行动。独立于他们,而又不反对他们!”斯克利亚西纳沮丧地说。

“您总不希望他反共吧,瞧眼下的局势!”我说。

斯克利亚西纳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您读过我的书《红色的天堂》吗?”

“当然。”

“那么,您该有个大致的看法,当我们将欧洲作为礼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之时,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

“绝对不可能那样做。”我说。

“事实恰恰如此。”

“不对!必须赢得与反动派斗争的胜利,倘若左派开始分裂,那就完了。”

“左派!”斯克利亚西纳讥讽地说,继又专横地一挥手:“啊!咱们别谈政治了,我害怕与女人谈论政治。”

“又不是我挑起的。”我说。

“这倒是,”他出人意料地严肃说道,“我请求原谅。”

我们又回到里茨酒吧坐下,斯克利亚西纳要了两杯威士忌。这酒味让我高兴,因为这是一种新味道。斯克利亚西纳的价值就在于我对他还不熟悉。这个夜晚突如其来,因而散发着昔日那种充满青春气息的芬芳。往昔,夜晚的聚会并不一一雷同,晚会上,常与陌生人相遇,他们说的话往往出人意料,有时还发生一些新鲜的事情。五年来,在世界上,在法国,在巴黎,在别人的身上发生了多少事情,可是就轮不到我的头上。难道从今之后,我再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呆在这里真怪。”我说。

“怎么怪?”

“这热气,这威士忌,这声音,这军装……”

斯克利亚西纳环顾四周:“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给我征用了一个房间,因为我是一家法美合办的杂志的记者。”他淡淡一笑,“万幸的是,这里的生活费用马上就要贵得让我无法再呆下去,我将被迫离去。”

“您就不能不落到被迫的地步才走?”

“不能。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金钱很腐蚀人。”一束喜悦的光芒使他的脸庞变得年轻了:“我一旦有钱,就尽快花掉它。”

“这不是维克多·斯克利亚西纳吗?”一个眼睛十分和蔼的秃顶小老头走到了我们的桌旁。

“是的。”从斯克利亚西纳的双眼我看到了几分怀疑,同时又发现某种希望。

“您认不出我了?自维也纳一别,我老多了。我是马纳斯·哥德曼。我自己许了愿,万一能与您相遇,一定要向您致谢:谢谢您的书。”

“马纳斯·哥德曼!当然认识!”斯克利亚西纳热情地说,“您现在法国生活?”

“自1935年以来一直都在。我在古尔斯集中营呆了一年,后来侥幸逃脱……”他说话的声音比他的目光更加温和,温和得近乎死气沉沉。“我不想打扰您,我能与《棕发女郎维也纳》的作者握手感到荣幸。”

“我能再次与您相见感到高兴。”斯克利亚西纳说。

矮小的奥地利人已经轻轻地离去,走出玻璃门,消失在一位美国军官的身后。斯克利亚西纳目送着他,突然说道:

“又是一次失败!”

“一次失败?”

“我本该让他坐下,跟他谈谈,他需要某种东西,可我不知他的住址,我的又没有给他。”斯克利亚西纳的话声中含着恼怒。

“若他想再见您,他一定会到这儿找您的。”

“他一定不敢。我该先开口询问他,这本来又不是难事!在古尔斯呆了一年,我猜想那整整四年里,他一直东藏西躲。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可看去像个老头。他肯定渴望某种东西,可我让他走了。”

“他并没有显出失望的神色,也许他真的只是想向您道谢。”

“这是他给自己找的借口。”斯克利亚西纳一口气把酒喝了个精光:“张口请他坐一坐,这是多么容易的事,一想起本可以办到但却不去办的事,心里真憋气!什么机会都白白放过了!没有思想、没有冲动,不像过去那么开放,而是紧闭心扉。最大的罪孽莫过于此:疏忽罪。”他极为内疚地兀自讲着,没有容我插话,“那四年里,我一直待在美国,吃得好,穿得暖,平平安安。”

“您那时无法留在这边。”我说。

“我也可以藏起来嘛。”

“我不知这又有何用。”

“当我的朋友们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我寓居维也纳。当另一些战友在维也纳惨遭褐衫党徒的杀害时,我又来到了巴黎。而当巴黎被侵占期间,我又去了纽约。问题的关键是要探清如此苟活着是否有什么意义。”

斯克利亚西纳的声调触动了我的心,我们也一样,每当我们想起被流放的人们,心里就感到耻辱:我们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可我们没有分担足够的苦难。

“有难不能同当,仿佛成了罪人。”我又补充道:“感到自己有罪,真让人难受。”

突然,斯克利亚西纳显出一副隐秘、默契的神情,朝我微微一笑:“这要看具体情况。”

我一时细细察看着这副狡黠而又痛苦的面孔:“您是想指某些可以免得我们遭受良心责备的内疚心理。”

他反过来打量着我:“您可真不蠢。一般来说,我不喜欢聪明的女人,也许是因为她们还不够精明吧。于是她们想表现自己,叽叽喳喳说个不休,可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与您初次见面时让我吃惊的是,您那种始终保持缄默的姿态。”

我莞尔一笑:“我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迪布勒伊、佩隆和我,我们都讲得很多。您神态安详地倾听着……”

“您知道,”我说,“听别人说话是我的职业。”

“这不错,可那神态不同。”他点了点头:“您肯定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要是我年轻十岁,我准交给您医治。”

“给您分析分析,这对您有吸引力吗?”

“现在为时已晚。一个成熟的人,是个利用自己的缺陷与恶癖自我塑造的人,人们可以毁灭他,但却不能医治他。”

“这要看什么病。”

“有益的惟有一种:保持自我,绝对的自我。”

他的面孔突然由于一种几乎难以令人忍受的坦诚而变得温和起来,他话声中那份给人以信任感的凄楚潜入我的心底。我冲动地说道:“比您病重的还有。”

“怎么回事?”

“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不禁会自问他们怎么能够自我承受,人们暗自思忖,这些人除非痴呆,不然肯定会对自己感到恐怖,而您并不给人造成这种印象。”

斯克利亚西纳的面容仍然那么严肃:“您就从不对自己感到恐怖?”

“从不。”我嫣然一笑:“可我与自我很少发生关系。”

“正因为如此,您才那么让人感到心宁。”斯克利亚西纳说,“我们一见面,我马上就发现您这一点:您一副很有教养的少女的乖模样,让大人们尽管放心交谈。”

“我的姑娘都十八了。”我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再说,我向来无法忍受少女。可是一位宛若少女的妇人,那就迷人了。”他细细打量了我一番,继续说道:

“真有意思,在您的生活阶层里,所有女人都是很开放的。就您而言,人们也会揣摩您是否欺骗过您的夫君。”

“欺骗!多么可怕的字眼!罗贝尔和我都是自由的,我们互相从不瞒着什么。”

“可您从来没有滥用过这种自由?”

我有些尴尬地说:“只要有机会。”为了掩饰窘态,我一口饮尽了杯中的马提尼酒。这种机会不是很多,在这一方面,我与罗贝尔迥然不同。他认为在酒吧随便找个漂亮的女人,跟她度过一小时,这很正常。可是我,我绝对不会答应把不能当朋友结交的男人当作情夫,我对友情的要求是严格的。这五年里,我一直毫无遗憾地过着清白的日子,我想我还会永远这么生活下去。作为一个女人,我的生活已经完结,这很自然,有多少东西都已经毁灭了,永远……

斯克利亚西纳默默无声地端详着我:

“不管怎么说,我敢打赌在您这一辈子没有过多少男人。”

“正是。”我说。

“为什么?”

“找不着。”

“要是找不着,那是因为您压根儿没有找。”

“对所有人来说,我都是迪布勒伊的夫人或安娜·迪布勒伊大夫,这只能赢得尊敬。”

他笑呵呵地说:“我并不那么想尊敬您。”

出现了一阵沉寂。我开口说道:

“为什么一个自由的女人就非得跟天底下所有的男人睡觉?”

他严肃地看了看我:“要是一个您对他有几分好感的男人开门见山,提出要您跟他过夜,您会干吗?”

“这要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

“看他,看我,看具体环境。”

“就假设我现在向您提出这个要求。”

“我不知道。”

我早就猜透了他的用心所在,可我还是一时不知所措,乱了方寸。

“我向您提出要求:同意还是不同意?”

“您也太快了。”我说。

“我讨厌装模作样,向一位女人献殷勤,对他自己和对她都掉价。我并不以为您会喜欢故作风雅的调情话。”

“不喜欢。可在作出一项决定之前,我喜欢先考虑一番。”

“那您就考虑考虑吧。”

他又要了两杯威士忌。不,我不想跟他睡觉,不想跟任何别的男人睡觉。我的躯体早就沉睡在一种自私的麻木状态,我会以怎样的堕落行为去打扰它的安宁?再说,这似乎绝不可能。纳迪娜那么轻而易举地委身于陌生男子,对此,我常常瞠目结舌,在我这孤寂的肉体和我身边独自饮酒的男人中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想象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他裸露的怀中,就像假设那躺着的就是我的老母亲一样荒谬。我说:

“等看看这晚上相聚的情况如何再说。”

“真荒唐。”他说,“脑子里总缠绕着这个问题,您怎能指望我们谈论政治或精神分析?您完全应该知道您将要作出何种决定,赶紧明说吧。”

他如此迫不及待,这清楚地向我表明了不管怎么说,我还不像我的老母亲。应该相信,至少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是令人渴望的,因为他就渴望得到我。纳迪娜常常说她上床就像上饭桌一样无所谓,也许她说得有理。她责备我总戴着冰冷的山羊皮手套去接触生活,果真如此吗?若我脱掉这手套,将会发生什么事?倘若今晚不脱去,从今往后还会脱去吗?“我的生命已经完结。”我充满理智地对自己说,可是,与理智唱对台戏的是我尚有多少个春秋要打发。

我突然说道:“行,那就是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