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我的朋友，还没有找到工作吗？”
“还没有，韦拉·巴夫洛夫娜。不过您别灰心，会找到的。我每天去两三个人家，最终不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您安身的好人家。”
“唉，我的朋友，您若是能知道我待在这儿有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当我还没有看到在近期内能摆脱这屈辱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倒能勉强保持像死人似的麻木状态。而现在，我的朋友，在这腐臭恶劣的空气中再待下去，就太令人窒息了。”
“忍耐，忍耐，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们会找到的。”
这类谈话持续了约有一个星期：
星期二——
“忍耐，忍耐，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们会找到的！
“我的朋友，我给您添了多少麻烦，让您花费了多少时间！我该怎样报答您呢？”
“我的朋友，您不生我的气，就是报答我了。”
洛普霍夫说完就感到不好意思了，韦罗奇卡看看他。不，他不是没话说了，而是不想往下说，他在等她回答。
“为什么生您的气，我的朋友，您做了什么事？”
洛普霍夫更加不好意思，而且仿佛很伤感。
“您怎么啦，我的朋友？”
“嗯，您都没有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相当地伤感，可是后来却又开怀大笑起来。“唉，我的天，我多笨，我多笨！原谅我，我的朋友！”
“哎，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您已经报答我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您真是个怪人！那么好吧，您就称我为‘朋友’吧。”
星期四是哈姆雷特式的考验，照萨克逊·格拉马蒂克的方式。过后的几天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稍事休息，暂不监视了。
星期六喝完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查点洗衣女工送来的衣服去了。
“我的朋友，事情大概快办妥了。”
“是吗？如果这样……唉，我的天……唉，我的天，快点儿！再拖下去，我恐怕要死了。什么时候能办妥？怎样才能办妥？”
“明天定下来。差不多、差不多是绝对有把握的。”
“找到了什么事？怎么找到的？”
“镇静点，我的朋友：人家会察觉的！您乐得差点儿都要跳起来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不定有什么事马上驾到。”
“您自己可好！笑呵呵地走进来，怪不得我妈看了您半天。”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告诉她我为什么开心，我看出必须对她说明一下，于是就说：‘我找到一份好工作。’”
“真受不了，受不了！您总是警告我，到现在什么也没说清。怎么样，总该说了吧？”
“今天一清早，基尔萨诺夫——您知道，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姓基尔萨诺夫……”
“我知道，真受不了，受不了，我知道！快点儿说，别讲这些废话。”
“是您自己打断我的话啊，我的朋友！”
“唉，我的天！总是责备我，该谈的又不谈。我不知道拿您怎么办。我要罚您下跪，这儿不行，我叫您回家在您屋里下跪，让您的基尔萨诺夫看着您，还要他给我送一张字条来，证明您确实跪过——我就拿您这么办，听见了吗？”
“好，我跪就是。可是现在我不说。等我受完罚，得到了饶恕，我才说。”
“我饶恕您了，不过您得说出来，真受不了。”
“我感谢您。您自己有错，反倒来饶恕别人，韦拉·巴夫洛夫娜。是您自己总打岔呀。”
“又管我叫韦拉·巴夫洛夫娜？这是怎么啦？您那‘朋友’到哪儿去啦？”
“嗯，这是我罚您，我的朋友。我是一个气量又小又苛刻的人。”
“罚我？您敢责罚我？我不想听您说了。”
“不想听了？”
“当然不想听。还有什么可听的呢？因为您都说了：事情差不多成功啦，明天就定下来啦，您看，我的朋友，可今天您自己却又一无所知。还有什么可听的？再见吧，我的朋友！”
“听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您听我说呀！”
“不听啦，走啦。”但她又返回头。“快说吧，我不打岔。唉，我的天，可惜您不知道您叫我多高兴！让我们握握手。您看，我握得有多紧，多么紧。”
“为什么掉眼泪了？”
“谢谢您，谢谢您。”
“今天一清早，基尔萨诺夫给了我一位太太的住址，她定好让我明天去找她。我自己并不认识她，可是常听我们一个共同的熟人，也就是中间人，讲到她。她的丈夫我倒认识，我们在我的这个熟人家曾多次见过面。根据这一切来判断，我相信您可以在她家待下去。她把住址交给我的熟人，托他转给我的时候，说她相信会同意我的条件。因此，我的朋友，事情可以说是差不多完全成功了。”
“嘿，这可多好！我多高兴！”韦罗奇卡反复地说。“不过我希望早点知道结果，尽可能地早。明天您能直接就从她那儿来我们家吗？”
“我，我的朋友，这会引起怀疑的，因为我平日只有上课的时候才来你们家。我们可以这么办：我由市邮局寄一封信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我星期二不能来上课，想把课挪到星期三。如果我写的是挪到星期三早晨，那就表示事情成功了。挪到星期三晚上就是没能成。但差不多确定无疑地是挪到‘早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会把这事告诉费佳、您和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
“信什么时候能寄到？”
“明天晚上。”
“等这么久！不行，我等不了。再说，我能从信上了解到什么呢？只了解到一个‘成’，然后一直要等到星期三！这是折磨人！如果‘成’，我就尽快去这位太太家啦。我要马上知道。怎么办呢？我想这样：我在街一上等着您从这位太太家出来。”
“我的朋友，这比我来你们家更不慎重。不，还是我来好。”
“不，这儿恐怕连谈话都不行。妈妈无论如何会怀疑的。不，最好是照我的主意办。我有一块很密实的面纱，戴上就谁也认不出我来。”
“那好吧，也许真可以这样办。让我想想。”
“没工夫想啦，妈妈随时可能来的。这位太太住哪儿？”
“战船厂街，桥旁边。”
“您几点到她家？”
“她定的是十二点。”
“从十二点起，我在近卫骑兵林阴道高桥近的那一边最末的一张长凳上等您。我说过，我要戴一块密实的面纱。我再给您做个暗号：我手里拿一卷乐谱。万一我没赶到，那就是说我有事给耽搁了……那么请您坐在那张长凳上等一等。我可能迟到，但是一定会到。我出的主意多好！我真感激您！我会多么幸福！您的未婚妻怎么样啦，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您已经从‘朋友’被降为‘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了。我多高兴，我多高兴！”韦罗奇卡跑到钢琴前，开始弹奏。
“我的朋友，您把艺术贬损到了什么程度！您的趣味降低到了什么地步！您把歌剧抛开不弹，却弹起加洛泼舞曲来了！”
“我偏不弹歌剧，偏不弹歌剧！”
过了几分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走进来。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跟她俩人玩了会“择优”，最初他赢了，后来却让她捞了回去，自己甚至输掉三十五戈比，这是他头一次让她获胜，所以他离开时她甚为满意。不是那一点钱，而是胜利本身让她心满意足。沉浸于唯物主义的人也有纯精神的享乐，这也足以证明，用唯物主义来说明生活，是远远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