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韦拉·巴夫洛夫娜喝早茶的时候对丈夫说,她觉得他的脸色很难看。他回答说,的确,他头天夜里睡得不太好,从傍晚起就觉得不舒服,不过没什么关系,就是在郊游中——当然是赛跑和摔跤以后躺在地上的时间长了——得了感冒。他责备自己不在意,但是又劝韦拉·巴夫洛夫娜相信这不算什么病。他照常上班。喝晚茶时他说他似乎全好了,可第二天早晨又说他需要在家休息几日。韦拉·巴夫洛夫娜昨天就已忧心忡忡了,现在更是惶恐不安,她要求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请医生。“我自己就是医生呀,必要时,我自己也会治。现在用不着。”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推托道。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非叫他请不可,他就给基尔萨诺夫写了一张字条,说,病倒没什么,他请他来只是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

因此基尔萨诺夫并不着急,他在医院里待到了吃午饭才走,来洛普霍夫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哎,亚历山大,我还是该叫你的,”洛普霍夫说,“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会有,不过我得了肺炎。当然,不找你,我也能治好,但还是请你来看看好。我不能不这样,免得心不安,我可不像你这单身汉啦。”

他们长久地互相摸着对方的两胁,基尔萨诺夫又听了听胸部,两人都认为洛普霍夫说得不错: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有,可是肺炎不轻,必须躺它个把星期。洛普霍夫耽误了一点自己的病,可是还不要紧。

基尔萨诺夫只好跟韦拉·巴夫洛夫娜长谈了一次,叫她放心。她总算完全相信,他们并没骗她,他的病情大概不仅不危险,并且也不算重。但也只是“大概”而已,哪有那么多绝对有把握的事?

从此基尔萨诺夫每天来看病人两次,他俩都明白这病很普通,并不危险。第四天早晨基尔萨诺夫对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德米特里没有什么,他挺好。还有三四天不大好受,但是不会比昨天更难过,以后就会逐渐复原了。可是关于您自己,韦拉·巴夫洛夫娜,我想跟您认真谈谈。您这样做很糟糕:为什么天天夜里不睡觉?他完全不需要看护,其实也用不着我。您会损害自己的健康的,这完全没必要,现在您的神经就已经相当病态了。”

他开导韦拉·巴夫洛夫娜好久,可是无济于事。她总是说“决不成”、“无论如何不行”和“我自己倒乐意,但是做不到”,就是说,要她夜里去睡觉,把丈夫扔下不管,她做不到,最后,她又说:“您对我讲的这些,他早都对我讲过,而且讲过不止一次,您本来也知道。我要是听您的,当然不如听他的了,这说明我实在做不到。”

面对着这样的理由,无可争辩。基尔萨诺夫摇摇头,走了。

他晚上九点多来看病人,跟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起在病人身边待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说:“现在您去休息,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俩请求您。我留在这儿过夜。”

韦拉·巴夫洛夫娜觉得不好意思:她自己多少明白点,或者相当清楚地知道,整夜守着病人好像没有必要,而她却要强使基尔萨诺夫这位忙人浪费时间。实际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的,好像用不着吧?……“好像”,谁知道呢?不,不能把亲爱的一个人扔下,可能发生的事少不了。是啊,他总会觉得口渴,也许想喝点儿茶,可是他太明理知趣,不会去叫醒别人,所以就不能不有个人守着他。但是基尔萨诺夫无需留下,她不答应。她说她不离开,因为不太累,她白天休息得多。

“那么就请原谅我吧,我还是求您走,坚决求您走。”

基尔萨诺夫抓住她的手,差不多是强行拉她回她的房里去了。

“我在你面前真是不好意思,亚历山大,”病人说道,“你在扮演一个多么可笑的角色,你整夜守着个病人,而他的病情根本不需要你这样。可是我很感激你,因为我没法说服她请个看护,既然她不放心让我一人留下,那她把我托给谁都不会放心的。”

“托谁照顾你,她都放心不下,我要是没有看出这一点,当然就不会来这里受苦受累了。不过现在我希望她能睡好,因为我是医生,又是你的朋友。”

真的,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走到床边,倒头便睡着了。光是三夜不睡还不要紧,光是忧虑也不要紧。但是忧虑再加上几夜不合眼,白天又完全不休息,那可确实很危险。若再有两三个昼夜不睡觉,她一定会比丈夫病得更厉害。

基尔萨诺夫还跟病人一起过了三夜。他倒是没受什么累,这当然是由于他看护时满不在乎地睡大觉的缘故,为了防备韦拉看到他这样的满不在乎,他锁上了房门值夜。她也怀疑他值夜时睡觉,可她还是挺放心:要知道他是医生,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睡,什么时候不能睡。她为自己先前总放心不下、总打扰他而感到过意不去。现在他已经不再听她下保证:说什么即使他不在这儿她也一定睡觉。他说:“您有错,韦拉·巴夫洛夫娜,因此您该受罚。我不能相信您。”

但是过了四天,她已经看到病人几乎不再是病人,她那不相信人的错误太明显了:这天晚上他们三个一同玩牌,洛普霍夫已经能半坐起来,而不用躺着了,他说话时嗓子也好起来了。基尔萨诺夫可以停止在睡眠中值夜班了;他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您为什么完全忘了我,偏偏忘了我?您跟德米特里还是挺好,他常到您那儿去。可是您在他生病以前好像有半年没来我们家,真是好久没来了。您记得吧,当初我跟您不是也挺要好的吗!”

“人都在变化,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也在拼命工作,这是我可以自夸的。我差不多谁家里也不去,没工夫,又懒。我在医院和医学院从九点干到五点,疲劳极了,回去以后,脱下制服,就换睡袍,一点劲都没了;我感到再走动一步也不可能了。友谊固然温馨,可请别生气,穿着睡袍,倒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要更温馨呐。”

确实,基尔萨诺夫已经有两年多几乎完全不来洛普霍夫家。读者在他们家的常客中看不到他的名字,就是在稀客中,他也早已成为十分罕见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