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先生一生都误以为他活着是为了做好事。无论费多少时间,添多少麻烦,他都会照做不误。不管别人是不是想请他帮助,他都会帮上一手,否则便不会心甘。

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热情和忠告都奉献出来了,不仅给那些求助于他的人,而且给那些无需他帮助的人——只要有机会插手。

他的朋友无论是谁有点烦人的琐事,巴特先生都会脸带笑容地出现在这家人门前,无论何时他听说哪位朋友要乔迁新居,买卖家具,更换女仆,雇请司机,维修水管,或购置钢琴——他都会闻风而去,转眼就到。

有一天晚上我在俱乐部的衣帽间遇到他,当时他正在特别神采飞扬地穿雨衣和长统靴,我一眼便看出他准是又要去做某件善事儿了。

“上楼去吧,”我说,“一起玩玩台球。”从他全身的装束我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先生说,“我真希望能够奉陪。要是我有时间多好啊。我相信要是我能奉陪的话,您一定会雅兴大增的,可是我刚好要出去哩。”

“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我问道,因为我知道他巴不得这样问。

“我正要去看文瓦莱一琼斯夫妇——您认识他们吗?不认识?——他们刚来本市,您知道,刚刚搬进新居,就在塞尔德姆大街。”

“可那是在郊外呀,”我说,“离车站都大约有一英里远,不是吗?”

“差不多吧。”巴特先生回答说。

“现在都快十点钟了,而且外面已开始下雨哩——”

“哈,哈,”巴特先生一边调整雨靴,一边欢快地说,“我从来就不担心下雨——它对人有好处。我还没去过他们家哩,不过我会很容易找到它的。我有一种在夜间找人家的很简单的方法,只需在那一带挨家挨户敲门就行了,敲到一定的时候总能找到的。”

“现在上那儿去不是太晚了吗?”我分辩道。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先生热心地说,“我对此一点也不在意。我放心不下的是,他们年纪轻轻的,才结婚几个礼拜,刚搬进新居,也许什么都还没安顿好哩,而且还孤孤单单的,连个解闷的伴儿都没有。”他一边说一边费劲地穿雨衣,越说越陶醉于自己行善的激情,“天啦!我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才得知他们到本市来了,要不我早在几天以前就去拜访他们了——几天以前——”

说着他就冲进了雨中,他的脸在街灯的映照下闪耀着仁慈的光芒。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我在俱乐部再次遇到他。

“哎,”我问道,“你找到琼斯夫妇家没有?”

“找到了。”巴特先生说,“天啦,幸亏我去了。只是找他们家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我不在乎这点,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至少敲了二十家的门才总算找到了,那儿还没安路灯,黑灯瞎火的,而且还冷得要命。不过嘛,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家接一家地砰砰敲门,一直敲到有人开灯,我在每一家门前都喊同样的话:‘您知道文瓦莱一琼斯家住哪儿吗?’他们不知道。于是我说:‘那好,继续睡吧。用不着下来开门了。’

“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我发现那幢屋子一片漆黑。琼斯把脑袋从楼上的一扇窗里伸了出来。‘你好,’我喊道,‘我是巴特。’‘实在对不起,’他说,‘我们已上床睡觉了。’‘我亲爱的小孩子,’我又朝他喊道,‘没什么对不起的。把钥匙扔下来吧。穿好衣服再下楼,我可以在楼下等你们。我一点儿也不会在意的。’

“你想一想,”巴特先生继续说,“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十点半就上床睡觉了,那纯粹是由于太冷清太无聊啊!真的,幸亏我去了。‘既然这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我可得让他们振奋起来,得把这儿的气氛搞活一点才行。’

“于是,他们便从楼上下来了,我们坐在运家具的木箱之类上面聊了一会儿。琼斯夫人想给我煮点咖啡。‘我亲爱的孩子,’我说(在他们还是孩子时我就认识他们了),‘那绝对不行。还是让我去煮吧。’他们不同意。可我非去不可。结果还是我去了——厨房里乱糟糟的,为了找咖啡我不得不打开至少二十个罐头盒。不过,最终我还是把咖啡煮好了。‘好了,’我说,‘喝吧。’他们说他们大约一小时以前刚喝过。‘那不算,’我说,‘一定得喝。’于是,我们坐下来,一直聊到了午夜。开头他们还有点儿冷场,我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但我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你知道,我要是打开话匣子的话,还是很能神侃的。大约到半夜的时候,他们的兴致好像提起来一点了。琼斯看了看表。‘天啦,’他兴奋地说,‘过半夜了!’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这样度过一晚,然后我又更开心地聊了一阵子。每隔一会儿琼斯就会说:‘天啦,到十二点半了。’或‘到一点钟了。’等等。

“当然,我一直在留意不要呆得太晚。走的时候我约定今天我再去帮助他们整理东西。他们不依我,但是我非那样不可。”

就在那一天,巴特先生又去了郊区,帮助琼斯夫妇井井有条地布置好了家具。

“我忙了一整个下午,”他后来告诉我说,“脱掉外衣大干了一场。先是挂那些画——他们早上试图自己把它们挂起来,可结果没有哪一幅是挂对地方的,因此我不得不把它们全取下来,‘全部取下来。’我说,然后我就认认真真地干了起来。”

几天以后巴特先生又向我作了进一步的汇报:

“是呀,”他说,“家具全开箱了,并摆了起来,可我不喜欢那种摆法。有不少家具我看着就别扭。我倒真想劝琼斯卖掉它们换新的。不过这事儿不急,我要等很有把握了再说。”

自那以后琼斯先生好像忙得够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俱乐部根本见不着他的影子。

“艾瓦莱·琼斯夫妇近况如何?”我问道,“在新居住得还舒心吧?”

巴特先生摇了摇头。

“不成,”他回答说,“开头我就担心会这样。不过我现在正在帮琼斯迁到离城近一点的地方住。我整个上午都在替他们找公寓,一找到合适的我就搬他们去那儿。我喜欢公寓远胜过独门独户的私房。”

于是,琼斯夫妇没多久就搬家了。然后,巴特先生又替他们选钢琴,还为他们张罗买墙纸和木器之类的事儿,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在新家还没完全安顿下来,突然又出现了新的麻烦。

“你听说艾瓦莱一琼斯的事了吗?”有一天巴特先生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没听说。”我回答道。

“他病了——得了某种热病,这可怜的人——都已得病三天了,既没告诉我,也没派人来找我。硬汉们都这个样儿——总是想单靠自己挺过去。我得马上去看他才行。”

此后我每天都从巴特先生处听说琼斯先生的病情。

“我每天都守在他床边,”他说,“可怜的人,昨天他一度病情非常严重,神志不清,胡话连篇的。我在另一间房里都能听清楚,看样子他好像觉得有人在追捕他。‘那个该死的老混蛋走了吗?’我听见他这样说。

“我走进房去安慰了他几句。‘这儿没别的人,我亲爱的孩子,’我说,‘没别的人,只有我巴特。’他转过身去并呻吟了一声。琼斯夫人请求我离开他。‘您看来也累坏了,’她说,‘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我回答说:‘亲爱的琼斯夫人,我累点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无疑是由于巴特先生的精心看护,艾瓦莱一琼斯的病又好了。

“是呀,”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先生对我说,一琼斯现在总算好了,他的病也真够折磨人的,自从他得病以来我还没有哪个晚上清闲过哩,总是在忙个不停。不过嘛,先生,我已得到了回报了,这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令我感到欣慰。那小两口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您要是亲眼看见就好了。您知道吧,那个可爱的小媳妇生怕我劳累过度,希望我能彻底地休息一下,到某个地方去做一次长时间旅行——她先是建议我去南方。我笑着说:‘亲爱的琼斯夫人,那是我最不愿去的地方,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热。’她一点儿都不感到为难。‘那就去北方吧,’她说,‘去加拿大,最好是去拉布拉多。’紧接着那个好心的女人就去找来了地图,看我坐火车最远能到什么地方。‘完了您可以穿滑雪靴继续前进。’她发现每年春天都有一趟船去昂加瓦,她希望我乘船北上,等下一趟船去时再回来。”

“那一定令人倍感欣慰,”我说。

“噢,那当然,没说的,”巴特先生热情洋溢地说,“我做什么都值了。它给我的何止是报答。我在世界上没什么亲戚,我的朋友们便是我的一切。我真是无法向你描述当我想到我所有的朋友时心里是何等地热乎,无论是俱乐部的朋友还是城市其他地方的,他们见到我总是那么高兴,总是不愿接受我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帮助。但若是不能征求我的意见和听取我的忠告,他们又总觉得什么事儿都有点儿美中不足。

“比如说琼斯吧,”他继续说,“你知道,这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是俱乐部的门卫确凿无疑地告诉我的——每一次艾瓦莱一琼斯到俱乐部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笑盈盈地问:‘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热乎乎的。”巴特先生停顿了一下,有人会说他已经热泪盈眶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他眼镜上的和善之光透过泪水就像阳光照彻四月的雨水了。他离开我去了衣帽间。

我刚一离开大厅就有一个陌生人进来了,他身体单薄,性情温驯,一副诚惶诚恐的神色。他鬼鬼祟祟地探步进门,探头探脑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他悄悄地对门卫人说。

“在的,先生,他刚去衣帽间,先生,我是不是——”

但那人已转过身去,直奔大门,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是谁呀?”我问道。

“先生,”门卫回答说,“是一位新会员,艾瓦莱—琼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