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种新的经验使我兴奋和惊奇的那段时间里,那永远不知道停滞的时刻不断地准备了夏天的一切。

阳光显得增加热度,积在路上的白色的尘土也越来越厚,每逢刮风就刮起阵阵灰色的涡旋。

烧麦积的烟子升往清丽的蓝天,地里到处瞧见被掷进熊熊火焰里的麦积捆子和许多张被火焰照红了的脸孔。

孩子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我家前面的池塘里洗澡,在晒满强烈的阳光的水面出没他们晒黑了的四肢;叭嘎、叭嘎溅水的响声和尖锐的叫声一直传到很远的地方。

森林加深了绿色,群山鲜明,农民喜爱的闪电从变化多端的云间穿在群山之间。(农民们传说闪电多是丰年的征象。)于是,我家四周的庄稼地迎接美丽的成熟期。

所有的庄稼几乎全都成熟了。

在从我的书斋瞧得见的地里,豆子、玉米、胡麻、瓜和其他一切庄稼都熟了,游云在银色眩眼的养麦花上时而淡时而浓地投射着影子流过去。

在果树园里,杏子、无花果等水果也都熟了,旁边的斜坡地是一块南瓜地,红而大的美丽的南瓜从大叶之下露出它们的脸,马铃薯也已经到了收获期。

一清早,两个佃户带着草袋、三叉锄和挑筐来到地里。

他们拔掉叶子已经萎枯了的茎蔓,用三叉锄锄起土来。

一个矮个儿独眼的男于把手里的锄头深深插进土去,慢慢往上翻着土。于是,面上包了一层潮湿新土的大小马铃薯就像跳舞一般滚到地面来。

随着马铃薯,连那些小小的蚂蚁也出其不意地给挖到地上来了,它们狼狈子,很滑稽地爬到农夫们的紧身裤上;有的倒着身子跳进软土里。

我也打着赤脚,撩起衣服,一心挖着马铃薯。

那一天小风吹得令人舒眼,我兴高采烈地在地里干活儿。

我把一个个的土块放在手心里揉揉,把揉出来的马铃薯一个个地丢进挑筐里去;不一会儿,不知是为什么我把一个非常可怕的东酉揉在手心里。

我忍不住惊叫起来。在我用力一揉的当儿,没想到土块就毫无耐力地给压碎了,从里面挤出来软绵绵的、粘巴巴的东西,一个腐烂的马铃薯粘了我一手。

绿黄色的粘液发出使人恶心的臭气,我忍不住赶紧把手插进松土里去,想把那个讨厌的东西擦掉。

可是,因为手上原有的泥土被腐烂的粘液牢牢粘在手掌上,尽管拚命地擦却压根儿没擦下来。我神情沮丧,险些没有哭出来。这时有个农夫边笑边跑来,用一块木片像刮掉粘在碗边儿上的葛粉似地帮我刮掉手上的东西。

“不要紧,小姐。不至于伤你的命的。”

一看,原来我家的佣人和在旁边地里干活的佃户们都来了,正聚在一块儿笑我呢。

紧接着,其他一些庄稼也到了收获期,我们每天过着名符其实的农民生活

我们忙着把收割的庄稼分给佃户们,有的把它们格起来,有的把它们晒干,或是装在草袋里。

不过,在这些时光里还发生了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事。

有些小偷儿趁人不备钻进地里来偷庄稼。

不消说,这是每年都发生的事,并不稀奇,不过这还是伤了大家的情绪。

虽然被偷的庄稼为数不多,但把自己曾经付出血汗、倾注爱情抚育了的东西白白被人拿走了,这对那些抚育的人来说是非常恼火的一件事。

我们整整花了一天功夫在小偷儿最感兴趣的南瓜上一一记下很大的记号。

那些肥壮的南瓜,红脸上用粗毛笔记上了“八”啦、“十一”啦等记号,横躺在地里,样子是相当好玩的。可是,这些尝试都归于失败,一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发现其中最大的瓜被偷走了。

对这件事,怒气最大的是女佣人,她们一看有人在地里走动,哪怕是不一会儿的工夫,都要大声吆喝,捡起小石头扔去。

老实的她们在坐着干活儿的时候都面朝地里守望着小偷儿。

因为这样,连我有时晚间出去散心一不小心站在地里,也曾挨过她们的大声叱责;“谁呀?揍你!”

有一天,那是白雾茫茫的一个早晨。

大概是四点钟左右吧。照例睡得很香的我,突然被祖母低微的、却是着急的声音叫醒了:“快起来!喂!快起来!”

我吃惊地爬了起来,睡眼朦胧、身子颠颠倒倒地打听祖母:“什么事?!啊,出了什么事?”

祖母不声不响地一手把我拉到遮雨板上的小玻璃窗跟前。

起初,我什么也没看见。但眼睛逐渐清楚了之后,透着被露水打湿了的玻璃,我看见有个人影在南瓜地里走动。

“呀!”

我把前额紧贴在玻璃上。那个人好像正在挑选偷盗的对象,身子时而伸直时而弯屈。

“快天明啦。瞧,多大胆。”

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影一伸直不再弯屈,走到小径那边去了;手里抱着一个大而圆的东西。

窃瓜小偷儿往前走去,当他快从地里走出的时候,另一个人影迈着大步奔他走来。一目了然,那是祖母。

我怔住了。祖母到底想干什么呢?我赶紧脱下睡衣。跑出去一看,啊,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呀!我当时的心情是不能用舌笔形容的;我不禁收住了脚步。

垂头站在红地白条纹西洋南瓜跟前的,原来是甚助!

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也不愿意相信;可是,多么悲哀呀,没有疑问,那是甚助。”

我怯生生地望着他的脸。他却是那么平心静气,这使我大吃一惊。

真的,他是那么满不在乎地站着。他只是把头往下垂着罢了。

他一声不响,翻着上眼皮,用轻蔑的目光望着祖母生气的脸。

我感到恐惧。他是那样地站着,而我们究竟想对他怎么办呢?

祖母和我都要对他说话,这一点是明白的。

可是,我马上发现我和祖母都自以为有莫大的权力,并且正在施用这种权力。

毫无疑问,我们是会说话的。像那些发现别人做了坏事的人要作的那样,带着安慰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责问着,有时还做出吓唬的样子。

然而,他已被我们撞见他不愿意被人看见的行为,这已经够他受的了。我们还要对他说什么呢?尽管罗里罗苏地重复了从古以来人人都说惯了的千篇一律的话,自己因而激动,但在彼此的心坎里究竟留下些什么呢?只不过是重演一出大家习惯了的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吧。

我所采取的办法只有一个。我把正不知从哪说起才好,站着的祖母拉到自己名身旁,拚命对她央求说:

“请您什么都不要说,马上放他回去吧。这么作更好些。”

“可是……你!”

“不!这样更好。我知道这样更好,所以赶紧放他吧,快!”

看来祖母不太愿意,但终于听从了我的话。

“把它拿走吧。不过,决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祖母只是对他这样说了。

甚助好像早知道会有这种结局似的,毫无感动地哈了一个腰,宛如自己花钱买来似地大模大样抱着他的南瓜,朝着还没有人影的马路扬长而去。

我陷人悲哀和恼怒交织成的难以形容的心情里。

可是,我却一方面怀着几分心安理得的心清,不住在心里反复着说:

“我可不能为一个南瓜把人叫作小偷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