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处于危急关头,”八月二十八日丹东在国民议会上说,“一切属于国家。”

二十九日,下午四点,鼓敲响了。

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搜查住宅即将进行。

如同魔棍一挥,第一阵鼓声后,巴黎顿时换了面目,过去熙熙攘攘,而现在阒无一人。

营业的店铺全上了门板,由六十名人组成的小分队包围并占领了每条街。

城门有人守卫,河流有人守卫。

清晨一点,所有房屋开始了大搜查。

各区警察局长以法律的名义去敲大街的门,有人为他们打开了大街的门。

他们用法律的名义敲每一栋公寓的门,有人为他们打开公寓的门。他们强行打开那些无人居住房屋的月。

查出两千支枪;逮捕三千人。

大家需要恐怖,大家如愿以偿了。

这种措施引来了大家未曾想到、或者可能想得太多的一件事。

这类搜查对穷苦大众敞开了有钱人的住宅:跟在法官后面,武装的分区民兵得以向那些主人还居住或者主人已经不在的豪华府邸中金碧辉煌丝光灿烂的内室投上惊讶的一眼.这倒不是引起抢劫的念头,而是仇恨的增长。

抢劫很少发生,就是那时在牢里的博马舍也说,在圣安托万大街上他的豪华花园里,有个女人采摘了一朵玫瑰,大家竟然要把她投进水里。

请注意这是发生在公社刚颁布法令要对银钱贩子处以极刑的时刻。

这样,公社取代了议会;它宣布了死刑。它刚才授权肖梅特去打开监牢,释放被拘押的人,它窃取了特赦权。最后,它刚刚下令在每座监狱门张贴它重新关押的犯人的名单:这是仇恨和复仇的召唤;人人看守在关押着他仇人的牢房门口。议会看出别人要把它领到什么样的深渊。有人将不顾它的反对使它双手沾满鲜血。

而它是谁呢?公社,它的对头!

一有机会两个权力之间就会爆发一场可怕的斗争。这个机会,公社出现新的侵犯就会使它发生的。

八月二十九日,搜查住宅的日子,公社为了报上一篇文章而传唤吉莱一迪普莱到庭,他是最有胆量的吉隆特派人之一,因为他是他们中最年轻人之一。

吉莱一迪普莱来不及躲到议会,就躲到了陆军部。公社主席于格南派人包围了陆军都,用武力从那儿夺走了这名吉隆特派记者。

此刻,吉隆特派在议会里占多数,吉隆特派为它的一名成员受到侮辱闹了起来:这次轮到它传唤于格南到议会。

于格南主席对于议会的传唤不予理睬。

三十日,议会发布法令撤销巴黎市政府。

在这个阶段,人们对偷窃还十分憎恶,这件事对议会刚才公布的法令帮了大忙。

公社的一名社员,或者说一名自称为公社社员的人,打开了家具贮藏室,并从那儿拿走一个银制的小杯,是该市送给少年路易十四的礼品。

被任命为公共财产管理员的康邦知道这个偷窃事件后,召唤被告到庭,这个人并不否认,也不抱歉,而只是说这件珍贵的东西有被人偷去的危险,他认为东西放在他家里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稳当。

这种公社的暴政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很多人似乎感到很沉重。一位有勇敢首创精神的人卢韦,他是伦巴尔街分区主任,以区的名义宣布公社委员会犯了篡权罪。

议会感到有人支持,因而当场宣布公社主席这个于格南不愿老老实实出庭,将用武力把他带到那儿,并且过二十四小时后,各区将成立一个新的公社。

法令是在八月三十日下午五点公布的。

让我们计算一下时间,因为,此时此刻起,我们正向九月二日大屠杀进军,每分钟都朝着血淋淋的女神跨近一步,她胳膊扭歪、蓬头散发、目光惊慌,人称恐怖时期。

此外,出于对这个可怕的敌人的余悸,议会在取消公社的同时,宣称这个公社对国家有很多的贡献,这是完全违反逻辑的。ornandum,tollendum!(拉丁文:应修饰的东西,就应该加以高举!)这是西塞罗在谈论到奥克塔夫时说的话。

公社像奥克塔夫一样做法。它任凭别人给自己戴上花冠,但不让人把它驱逐出去。

法令公布两小时之后,小小的录事塔利昂自我吹嘘是丹东的人;公社的秘书塔利昂,建议泰尔纳区向伦巴尔区进攻。啊!这一下,真成了内战,不再是平民反对国王,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茅屋反对城堡,平民反对宫殿,而成为区对区,长矛对长矛,公民对公民了。

同时,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后者作为公社社员,前者作为拥护者,放开了嗓门。

马拉要求对国民议会进行一次血洗。这不算一回事,大家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作出类似的动议。

但是罗伯斯庇尔,谨慎、狡黠的罗伯斯庇尔,这个含糊其词、罗里罗唆的告发者则要求大家拿起武器,不光是用来自卫,甚至可以用于攻击。

这准是罗伯斯庇尔感到公社强大才敢这么表态呀!它确实十分强大。因为,当天晚上,它的秘书塔利昂带了三千名拿长矛的手下人跑到议会去了。

“公社,”他说,“也只有公社才把议会成员提高到自由人民代表的地位,公社公布了惩治捣乱的教士们的法令,并逮捕了这伙人,没人敢于对他们动手;公社,”最后他结束时说,“将在很短的日子里,从自由的大地上消灭他们。”

这样,在八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的夜里,就在刚刚取消了它的议会面前,公社说出了第一个大屠杀的字眼。

谁说了这第一个字?谁抛出了这份可以说还是空白的红色计划?

人们考虑到他,是塔利昂,将制造热月九日事件的人。议会中议论纷纷,他应该来认错。

公社检察官马尼埃尔懂得他做得太过分了:他下令逮捕了塔利昂,并要求于格南去议会赔礼道歉。

可是,马尼埃尔虽逮捕了塔利昂并要求于格南当众认罪,但马尼埃尔很清楚将发生些什么,因为下面就是他所做的事,这位可怜的学究,见解浅陋,但是心地善良。

他在修道院有一个私仇:博马舍。

专门爱开玩笑的博马舍,曾经狠狠地嘲笑过马尼埃尔。然而,马尼埃尔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假使博马舍和其他人一起被割断喉咙,人们会把这个凶杀归咎于一种为了自尊心而实施的低级卑鄙的报复。他跑到修道院,召来博马舍。这人一瞧见他,就请求原谅,并对他的文学牺牲者百般解释。

“这儿并不涉及到文学,新闻工作,也不涉及到批评。这儿门开着,假若你不想明天被绞死的话,今天赶快逃命!”《费加罗》的作者并不需要他重复第二遍,就从微微打开的大门溜了出去,消失了。

假如博马舍向喜剧演员科洛一台布瓦喝倒彩,而不是嘲笑了作者马尼埃尔,他就死定了。

八月三十一日,在议会与公社之间,换句话说在温和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必须摊牌的这个伟大日子,终于来到了。公社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原状。

议会已经提出辞呈为了成立一届新议会。

当然,公社必定占了上风,何况变动对它是有利的。老百姓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愿意动一动。一会儿提前到六月二十日,一会儿推迟到八月十日,老百姓隐隐约约地感到需要鲜血和破坏。

必须说马拉在一边,埃贝尔在另一边,对老百姓进行了可怕的煽动!甚至连罗伯斯庇尔,他愿意重新获得已经十分动摇的民心―整个法国要求战争:罗伯斯庇尔却提议和平―甚至连罗伯斯庇尔,我们说,也变成爱打听、传播新闻的人,而且由于他的新闻的荒谬性,自己比最荒谬的人还荒谬!

他说过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把王位拱手让给不伦瑞克公爵了。

在这个时刻哪些是在战斗的三个强大政党呢?议会、公社、雅各宾派;还有,公社和雅各宾派严格地说只能作为一个政党。这既不指公社,又不指雅各宾派人:罗伯斯庇尔是俱乐部和市政府的成员,他不会自己指责自己的!

这个强大的政党必然是吉伦特派。

我们讲过罗伯斯庇尔在荒谬方面超过最荒谬的新闻传播者:实际上,还有什么比指控已经向普鲁士和奥地利宣战的吉伦特派要将王位送给敌人更为荒谬的呢?

而被指控做这一切的又是哪些人呢?韦尼奥家族,罗兰家族,克拉维尔家族,塞尔旺家族,让松内家族,加代家族,巴尔巴罗家族,也就是一些最强烈的爱国人士,同时又是法国最诚实的人。

可是有些时候,像罗伯斯庇尔这样的人什么都会说,最糟糕的是有些时候民众什么都愿信!

这样到了八月三十一日那天。

把手指按在法国脉搏上的医生必然会感到这一天脉搏的跳动每分钟都在加快。

三十日下午五点,我们曾说过,议会解散了公社,法令上写明二十四小时以后,各区将任命一个新的公社委员会。因此,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命令应该执行了。

然而马拉的大叫大嚷,埃贝尔的威胁恐吓,罗伯斯庇尔的诽谤诬蔑使巴黎受到公社极大的压力,以致各区没有敢于投票。他们借口法令没有正式通知他们而弃权。

八月三十一日,将近中午,议会的看法是前一天的命令未执行,以后也不会执行了,必须使用武力,但谁知道军队是否拥护议会呢?

公社通过桑泰尔的姻兄帕尼斯获得他的支持。人们还记得帕尼斯,这个罗伯斯庇尔的狂热祟拜者,曾建议罗伯斯庇尔和巴尔巴鲁任命一位独裁者,并使他们懂得这个独裁者必须是不可腐蚀者;桑泰尔代表郊区;郊区具有海洋般不可抵抗的力量。郊区人砸碎过杜伊勒里宫的大门,他们肯定将摧毁议会的大门。

跟着议会惊慌失措了,如果它用武力反对公社,不但会被极端爱国分子所抛弃,被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要求革命的人所抛弃,而且更糟的,它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温和保王党人的支持。那时,它就彻底完蛋啦!

将近六点,在议会席位上传布着修道院周围正发生大骚乱的消息。

人们刚才清算了一位蒙穆兰先生:民众认为他是曾签署过路易十六打算潜逃时所使用的护照的那位大臣,他们大批拥向监牢,狂呼乱嚷要求处死叛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民众明了他们弄错了。

人们感到第二天,最小的事件助长这种骚动就会酿成大规模暴动。

这一事件―我们将尽量谈些细节,因为它与我们故事中的一位主人公有关,而我们已经很久未见他了―发生在夏特莱的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