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发现自己深深陷入失望的泥淖,眼前一片模糊,只剩下一线缝隙,然而这一线生机又是那么灰暗险恶。我脑中不断重复响着一句话:阿伦·得奥在劫难逃了。我在克莱家飘来荡去,活像一缕幽魂,诚心诚意希望自己死掉算了,杰里米大概也发现了我的沮丧,不再来烦我。

我对周遭的事情毫不关心,父亲成天黏在雷恩先生后头,和马克·柯里尔一次又一次商量个没完。

随着阿伦·得奥审判的日子的确定,我发现老绅士努力振作起精神,打算好好打一场历史圣战。偶尔见到他,他都沉默地紧闭双唇。显然他已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柯里尔,然后自己奔波在里兹市里,安排当地的医生们上法庭帮被告做实验;努力打破检察官办公室的沉默面纱,而且小有成效。最后还打电报去纽约市,敦请他自己的医生,马提尼大夫,来纽约州北部参加审判。

这些工作都让他和父亲有事可忙,而我却只能干坐在那儿等待,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有几次我打算到囚室探望阿伦·得奥,却不得其门而入,在拘留所的会客室就被挡下来。如果跟着柯里尔,应该就可以过去,他是被告的律师,当然有权探望他的当事人,可是我依然却步。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位律师,一想到要和柯里尔结伴,在囚室里与得奥面对面,我总隐隐有点排斥。

日子缓慢地流逝,“那一天”终于来临,报社的记者特派员、街头蜂拥的人群、叫卖的小贩、爆满的饭店,以及大众热烈的讨论,审判便在这场狂欢节般的热闹声势中展开。一开始,整个局势就充满了戏剧化的气氛,检察官和被告律师之间滋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憎恨情结,被告有罪与否反而成了次要问题。或许是因为良心有些不安或犹豫吧,年轻的休谟回避直接出面,改派他的一位助理检察官,司威特,负责起诉本案。司威特和柯里尔一出庭就铆足了劲,在法官面前像两只饿狼咬住对方的脖子。我相信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至少根据他们在法庭上对彼此的态度看来是如此。他们用最恶劣的口气诘问对方,而且屡屡被法官严厉斥责为言行不当。

另一方面,我也从一开始就看出整件事是多么没有希望。选择陪审员时,柯里尔机械化地抗争到底,弄得整个过程枯燥不堪,结果光是挑选陪审员就整整耗了三天。我一直避免去看那个悲惨的小老头,他瑟缩在被告席上,睁大眼睛看着法官,恨恨地瞪着司威特和他的随员,还不时喃喃自语,而且每隔几分钟就扭过头来,似乎企图找寻一张仁慈的脸孔。我知道,而坐在我旁边那位沉默的老人也知道阿伦·得奥在找谁,他无言的求救让我很不舒服,也加深了雷恩先生脸上的皱纹。

我们几个坐在记者席的后方,伊莱修·克莱和杰里米也和我们在一起,离我们没多远隔着走道的是艾拉·佛西特医生,他一边捻着短须,一边夸张地唉声叹气,想引起群众的同情。我也注意到芬妮·凯瑟那个男人婆坐在旁听席后头,非常安静,好像深怕引起注意。缪尔神父和马格纳斯典狱长则坐在后头,同时我还瞥见卡迈克尔安静地坐在左手边不远处。

被告律师和检察官双方都满意的陪审团终于选出并宣誓就座,我们才安下心来,等着审判继续进行。不必久等,当司威特用间接证据为得奥布下天罗地网,我们立刻就明白谁占了上风。他传唤了几个证人,铺陈出犯罪的表面事实。在凯尼恩局长、布尔医生和其他几个例行性的证词之后,卡迈克尔被叫上了证人席,他郑重而有礼的态度,一时间使司威特误以为眼前这个人是个傻瓜,不过卡迈克尔很快就让司威特醒悟,并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个足智多谋的证人。我转头看见佛西特医生脸上出现了阴郁的皱纹。

这位“秘书”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无懈可击。他简单明了地说明自己所知道的事,不断迫使司威特用更明确的词汇重复问题,于是审判尚未进入重点,司威特就开始沉不住气了……卡迈克尔证词中所提到的那半截木盒子,以及用铅笔潦草所写的“阿伦·得奥”的签名都被列为证物。

接着马格纳斯典狱长坐上了证人席,重复关于佛西特参议员拜访阿冈昆监狱的证词,虽然大部分的证词都在柯里尔强而有力的抗议之下从记录上取消,可是对陪审团却显然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大部分陪审员都是满头灰发的成功农民或商人。

审判持续了几天,情势再明白不过。当司威特提出的初步论据告终之后,他证明被告有罪的任务可以说已经漂亮完成。从新闻记者们不断的颔首,从陪审团里一张张焦虑而专注的面孔,我已经感受到检方完成任务的气氛了。

表面上,马克·柯里尔并不受法庭中不祥气氛的干扰,他冷静地继续努力,我很快就明白他心中的想法。他、父亲,以及雷恩先生已经决定,要使辩护奏效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我们那套理论所根据的细节,很简单地先点明,再向陪审团引申出必然的结论。我也看得出之前柯里尔所挑选的陪审员都相当聪明,当初审查时,只要有任何一个候选陪审员表现出愚钝的倾向,他立刻就会找各种借口否决掉,因而选出了一个智能素质相当高的陪审团。

柯里尔律师步步为营地打下整个基础,他传唤卡迈克尔坐上证人席,于是卡迈克尔首次当众说明,谋杀发生当晚他曾躲在房子外头窥探,看到了那个蒙面的神秘访客,而且谋杀发生的那段时间,只有一个人进出房子。司威特在交叉询问中刻意刁难卡迈克尔的证词,问一些让我担心会引出不利答案的问题;然而卡迈克尔冷静地解释说,他以前之所以没有透露,是因为他怕会因而失去工作——于是便巧妙地掩饰了他偷偷窥探已故参议员的真正任务。我转头看了佛西特医生一眼,他的脸像暴风雨前的阴云密布,我当下明白,卡迈克尔替政府所做的私人调查工作一定会马上中止了。

荒唐的闹剧继续上演,布尔医师、凯尼恩、父亲,还有当地警察局的专家都—一作证——我那套理论的基础一点接一点的构筑起来,而当柯里尔迂回地让所有事实都正式记录下来之后,他便传唤阿伦·得奥坐上证人席。

他看起来真是再凄惨不过了:怕得半死,不断舔唇,喃喃念着誓词,弯腰缩进椅子里,唯一的那只独眼惊惶不定。

柯里尔很快开始询问,看得出得奥已经接受过指导,问答集中在得奥十年前过失杀人的前科上,先堵住助理检察官的路,免得稍后轮到他询问时,会被拿来大做文章,引出不利被告的证词。对于每个问题,司威特都大声抗议,不过当柯里尔语气温和地指出,这些建立辩护基础的问题实在没有必要抗议之时,司威特的抗议就被法官一一驳回了。

“法官,陪审团诸位绅土,我将会证明,”他平静地说,“佛西特参议员是被一位右撇子刺死的,而被告却是左撇子。”

我们到达胜负的关键点;陪审团会接受我们请来的那些医学专家的意见吗?司威特是有备而来吗?我看着他那张淡黄色的脸,一颗心直往下沉。他正以猎人的耐心,等待一决胜负。

一切都结束了,战火的硝烟消散,我呆呆地坐在位子上。我们那些专家!他们把事情搞砸了,即使雷恩先生的私人医生,一位大名鼎鼎的开业医师,也无法说服陪审团。

因为司威特也找来了一帮专家,而这些人不断针对“当一个人变成惯用右手时,那么他也会从惯用右脚变成惯用左脚”的理论提出质疑,结果一大串医生们冗长而乏味的证词,到最后形成了僵局,每个医生坐上证人席之后,都推翻前一个人的说法,可怜的陪审团,完全不知道哪一方的意见是对的。

一次又一次,马克·柯里尔小心翼翼把我们的理论加以简化解释,表现得十分精彩;可是司威特的反驳却将它们逐一推翻。绝望之余,柯里尔—一传唤雷恩先生、我,还有父亲坐上证人席,希望借着我们在得奥囚室里进行实验的证词,能挽救专家们被击垮的意见。司威特迫不及待地接受挑战,在交叉询问里猛烈地展开反击,他扭曲我们的话,要求再传唤一位证人,就是拘留所里那个满脸邪恶的警卫。

这家伙恶意指控我们曾事先针对双脚反应和得奥预演串谋,柯里尔厉声抗议,扯着脑袋上稀疏的头发,只差没对司威特动武,可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陪审团又倒向另一边,相信司威特的指控是真的——我愣坐着,接下来的几小时,只看到可怜的阿伦·得奥又上了证人席,顺从地用他的左手又是捏又是打又是握的;然后是踩东西,先是双脚,然后左脚、右脚——用各式各样的位置,做各式各样的动作,到了最后,他气喘吁吁,又害怕又恼怒,而且非常生气,百般折腾下来,他似乎宁可被定罪,也不想再受这些折磨了。这一切更加深了不乐观和不确定的气氛。

审判的最后一天,柯里尔做终结辩论时,我们都明白大势已去。他打了一场艰苦的仗,而且失败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然而他却表现出坚韧的一面,我想,他是虽败了,但为了回报那笔丰厚的律师费,他的确是拼尽了全力。

“我要告诉诸位,”他朝着无精打采、困惑不堪的陪审团大声吼着,“如果你们把这个人送上电椅,就是对司法和医学权威二十年来最严重的打击!这个起诉被告的案件,是检方聪明却谬误之下所捏造出来的,是命运的巧合造成种种合理的间接证据,让这个可怜的糊涂虫陷入罗网。你们已经听过专家的作证,无论在什么位置,他都会出于本能地用左脚踩熄燃烧的纸片,可是你们已经知道凶手是用右脚踩熄的;再者,那天晚上只有一个人进入那个房间。根据这种种情况,你们怎么能怀疑被告是无辜的?司威特先生相当聪明,不过聪明得过了头。无论他找出多少专家提供反面的证词,我都要说,被告所提出的主要辩护专家是纽约鼎鼎大名的马提尼大夫,他个人的清白、专业的声誉,以及高深的专业知识,都绝不容检方污蔑!

“陪审团的诸位绅士,无论表面上的证据多么可鄙,无论检察官灌输那会预先串通的想法有多么狡诈,你们都无法昧着良心,宣告这个可怜不幸的人,强加于他一件他肉体上不可能犯的罪,把他送上电椅受死!”

在陪审团历经六个半小时的商议之后,阿伦·得奥被宣判,他被起诉的罪名成立,有罪。

由于某些证据具有争议性,陪审团建议法官在判刑时能从宽考虑。

十天之后,阿伦·得奥被判终身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