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早上,派尔到大陆酒店的广场之前,我早就看够了美国记者同僚的那副模样:高大,喧闹,人到中年却孩子气十足,对法国人满是挖苦和讽刺。其实,说到底,这场战争还是法国人在打。每隔一个周期,一场战事顺利结束后,伤亡者从战场上挪走,记者们就会被邀请至河内,坐上四个小时的飞机,聆听总司令的演讲,在记者营里暂住一晚,他们经常吹嘘记者营里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飞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机枪的射程),巡视一番刚打过仗的战场,然后安全地、吵吵闹闹地回到西贡的大陆酒店,就像学校里的一次郊游。

派尔很安静,看起来也很谦逊,那天有时我必须身体前倾,才能听清他在说些什么。他非常严肃。有几次,美国记者在门廊上争吵时,他露出一些厌烦的表情——大家都认为门廊上更安全些,不会遭受到手榴弹的袭击。但他没有批评任何人。

“你读过约克·哈丁的书吗?”他问道。

“没。没有,我想我应该是没读过。他写过什么?”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奶品冷饮铺,出神地说:“那间店就像一个碳酸冷饮柜。”我猜想,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场景里,他唯独注意到这个,不知道他是害了多么严重的思乡病。但我自己刚来这里的时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摆着“娇兰”香水的商店,然后想着毕竟欧洲到这里不过是三十个小时的距离,并借此来安慰自己吗?他的目光极不情愿地从奶品铺子上面移开,然后说道:“约克写过一本名为《红色中国的进步》。这本书非常深刻。”

“我没读过。你认识他吗?”

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然后陷入沉默。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开口说话,并对之前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并不熟,”他说,“只是见过两次而已。”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叫什么来着?——约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嘘的成分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他所谓的严肃作家有着巨大的尊重。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除非他们也有当代主题的作品,即便那样,他还是认为阅读直截了当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约克所写的那些。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便不会再去阅读关于它的文字。”

“当然,我一向喜欢听听那些在场的人是怎么说的。”他谨慎地回答。

“然后再拿它跟约克的描写比对一下?”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出我的讽刺意味,因为他又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说说这里的大概情况,那真是我莫大的荣幸。你知道,约克在两年多前也在这里待过。”

我欣赏他对哈丁的忠诚——不管这个哈丁到底是谁。派尔的态度,跟那些热衷于抹黑事实、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评言论的新闻记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跟你谈谈这里的大概情况。”

他专注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很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我开始给他解释北方的情况,在东京[10],法军当时正在坚守红河三角洲,包括河内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产自那里,当收获季节到来时,争夺稻米的战事也就拉开帷幕了。

“这就是北方的情况,”我说道,“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边也许还可以守一阵子,如果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山地与沼泽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至肩膀,敌军却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将武器埋藏起来,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但在河内潮湿的天气里,你也可以舒适地腐烂掉。他们不朝那里扔炸弹。天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称它为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的情况呢?”

“法国人控制主要干道,直到晚上七点为止:七点之后,他们控制着瞭望塔和城镇——一部分而已。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栏了。”

这一切,我从前不知道解释过多少次了。我仿佛是一张唱片,总为刚来到这里的人播放——来访的英国议员,刚上任的英国公使。有时我在夜里醒来,也会说“以高台教的情况来说吧”,或者是说和好教、平川派[11],这些都是私人军队,给足了钱就可以为任何人服务或者去帮忙复仇。不熟悉的人会觉得他们这些组织神秘有趣,但他们猜忌与背叛起来就毫不吸引人了。

“现在,”我说,“又出现一个泰将军。他原来是高台教的参谋长,但现在已经把队伍带到山上去了,跟两边同时交火,法国人、共产党……”

“约克,”派尔说,“曾提到过,东方需要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光芒,对他的只言片语,对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天这些具有魔力的数字快速反应。我就可以省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甚至还能救了派尔的命——如果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思想顽固的年轻人到底在动什么脑筋的话。但我没有继续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无味的局势这块硬骨头,我则像往日一样沿着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只好独自了解如同一股挥之不去的特殊气味般的真实背景:夕阳下稻田里的一片金黄;渔夫虚弱的像蚊子一般盘旋在田野上的白鹭;老方丈法坛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破损的杯子,他穿了一辈子已经用到头的挂在椅子上的旧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后,赶来修复道路的女工所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可见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服,北方则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环绕的敌人占领的群山与飞机的轰鸣。刚来这里的时候,我总在计算委派我出来的日子,像一个学生数着还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时还惦记着伦敦,布卢姆茨伯里广场和乘着七十三路公交车穿过尤斯顿的拱门,还有托林顿广场上的美妙春景。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根本不在乎了。我只要每天有抢先的新闻发出去,或是汽车爆炸,或是手榴弹爆炸,我只想在潮湿闷热的午后欣赏那些穿着丝绸裤子的女人的优雅身影,我想要凤,我的家已经搬到八千英里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国高级专员公署那里转弯,那里有“外籍兵团”的守卫站岗,戴着白色的军帽和鲜红色的肩章。我从大教堂门外走过,沿着越南安全局的墙返回。那道墙很可怕,似乎散发着尿骚味道,让你联想起许多有失公义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时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楼的黑暗通道。临近码头的书摊上又摆出来新的色情杂志——《禁忌》与《幻觉》[12],水手们在人行道上喝着啤酒,正是自制炸弹最易得手的好目标。我想起了凤,她现在大概正在左侧第三条街上跟卖鱼的讨价还价,然后她会去奶品铺子买些午后茶点(那些日子里,我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这时,派尔便轻而易举地从我的心头上跑开了。在我和凤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间里吃午饭时,我甚至没有对凤提起他,凤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丝绸旗袍,因为那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距离我们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见面已经有两年整了。

2

派尔死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们谁都没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过来之前,凤已经起床,并把茶泡好了。一个人是不会嫉妒死人的,在这个早上,重拾我们旧日的同居生活,对我来说似乎不是问题。

“今晚你会留下来吧?”吃羊角面包时,我用尽可能随意的语气问道。

“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里,”我说,“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这是那天我们的谈话里最接近提及派尔的几句。

派尔在迪朗东街附近的一栋新别墅里有一套房间,离一条主要街道不远,法国人总喜欢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纪念他们的将军们,所以戴高乐街过了第三个路口就变成勒克莱尔街,早晚也许会忽然变成德·拉特尔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从欧洲飞过来了,因为在通向高级专员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码就有一个警察面对着人行道站岗。

在通往派尔寓所的石子车道上,停着几辆摩托车,一名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记者证。他不让凤进屋,所以我先进去找一位法国官员交涉。在派尔的浴室里,维戈特正用派尔的香皂洗手,又在派尔的毛巾上擦干。他的热带套装袖子上有一块油污——派尔的油吧,我猜。

“有什么消息吗?”我问道。

“我们在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轮车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别人的汽车。也许汽油是被人抽干的。”

“他也许是步行的,”我说,“你知道的,美国人嘛。”

“你的车被烧毁了,对吧?”他若有所思地说,“还没买新的吗?”

“没有。”

“这不是重要的点。”

“没错。”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太多了。”我说。

“跟我说说。”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杀掉的。他们在西贡已经谋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河里被发现的——你们的警察在夜里撤走后,那是越盟的地盘。或者他也许是被越南安全局杀死的——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这谁都知道。也许他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也许他是被高台教的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泰将军?”

“他们都这么说。也许他是被泰将军杀死的,因为他认识高台教军。也许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杀死的,因为他勾引了他们将军的小妾。也许不过是被某个想要他兜里钱的人杀死的。”

“还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杀案。”维戈特说。

“或者是法国安全局所为,”我继续说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寻找杀死他的人吗?”

“不,”维戈特说,“我只是要交一个报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属于战时行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没有卷入其中。没有卷入其中。”我重复道。这早已成为我的一个信条。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闻同行称自己为通讯员,我宁愿要记者这个称号。我只写我所看到的。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来取凤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让她进来。”

“好吧,让我们去找找看。”

“谢谢,维戈特。”

派尔有两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我们进到他的卧室。我知道凤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里——床底下。我们一起把箱子拉出来,里面放着她的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柜里拿了几件她的换洗衣服,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几条裤子。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们在那里只是挂了几个小时,并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像房间里飞进来的蝴蝶一般。在抽屉里,我发现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收集起来的围巾。这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可以装进箱子里的,甚至比一个英国旅客出门过周末时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她与派尔的合影,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她牵着派尔的狗——一条黑色的中国狗,舌头也是黑的。它实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不在这里。他也许带它一起出去的。”

“也许它会回来的,到时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这是战争时期。”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观察那两排书——那是派尔的藏书。《红色中国的进步》《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这些,我想,就是约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这里还有很多美国国会的报告,一本越南成语词典,一本菲律宾战争的历史书,一本现代图书馆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在另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消遣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凯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国诗选。还有一本讲解国际象棋问题的书。在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消遣,但是,毕竟,还有凤陪着他。藏在那本文集后面,还有一本平装书,名为《婚姻生理学》。也许他在钻研两性问题,就像他在钻研东方问题一样,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词是婚姻。派尔可不是旁观者,他愿意卷入其中。

他的办公桌光秃秃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干净。”我说道。

“噢,”维戈特说,“我必须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好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来了。”说这几句话时,他严肃得很,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有什么损坏的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受了什么损失,我们可负担不起。”维戈特说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书吗——只是作为纪念品的话?”

“我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选了约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务》,并将它塞入箱子里,跟凤的衣服放在一起。

“当作朋友,”维戈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了,里面说他是被共产党谋杀的,也许这是一场反对美国援助运动的开端。但你我之间——听着,没必要这样干巴巴地谈话,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如何?”

“这个时间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你时,没跟你说起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

“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

“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

“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

维戈特疲倦地说:“祝你好运。他会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说的。”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那位经济专员正站在帕卡德汽车旁边,试图向他的司机解释着什么。他是个结实的中年人,拥有一个夸张的屁股,以及一张看起来从来不需要剃须刀的脸。他喊道:“福勒,跟这个该死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说:“我刚才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一直装作听不懂法语。”

“可能是口音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对于这些该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够标准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么?”

“我想是约克·哈丁的一本书。”

“搞不明白你。”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箱子。

“这里都放了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色丝绸裤子,两件丝绸旗袍,一些女孩儿的内裤——有三条吧,我觉得。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国的援助商品。”

“去过屋子里了?”他问道。

“是的。”

“你听说这消息了?”

“听说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说,“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还用说。他现在正跟法国高级专员在一起,之前已经要求去见总统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着我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不是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C.派尔教授——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他在水下侵蚀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你没在前几个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看见他的照片吗?”

“噢,我想我记起来了。背景是摇摇欲坠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边眼镜。”

“那就是他。我还得拍一封电报回去,通知他家里。这可真糟糕。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视他如同己出。”

“那样会使你和他的父亲关系更加密切。”

他转过那双湿润的棕色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回事?不应该这么说话,当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很抱歉,”我说道,“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他严谨地逐字回复我说:“‘我们悲恸地通知您,您的儿子为民主事业像个军人一样牺牲了。’这电报是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一样牺牲,”我说,“这种说法会不会令人觉得困惑?我是说对国内的人来说。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有紫心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紧张而含糊地说:“他有特殊任务。”

“噢,是的,我们都猜到了。”

“他没说过吧,说过吗?”

“噢,没有,”我说,这时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吗?”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杀了他?是谁杀的?”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语调里带有一些责备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见他留在老家里,读着周日副刊,追着棒球新闻。我也希望看见他安稳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还是图书俱乐部的订阅会员。”

他尴尬地清清嗓子。“当然,”他说道,“我忘了说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现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那种姑娘,我跟他还有过一次长谈。你看,我有这种便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然后便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凤,我回头看他时,他仍满怀痛苦与困惑地注视着我:一个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