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文并不把谋杀当回事。他只不过在做一项新工作。干起来需要小心,得用脑子。杀人与仇恨无关。过去,他只见过部长一面:有人把他指给莱文看过,当时部长正从悬着小灯的圣诞树中间穿过一个新住宅区。部长穿得邋里邋遢,没有朋友,人们说他爱的是全人类。

在欧洲大陆宽阔的街道上,冷风刮得莱文脸生疼。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借口,可以翻起大衣领子,把嘴遮住。干这行事豁嘴是个非常不利的条件。他的裂唇小时候缝得很糟糕,直到现在,上嘴唇还扭曲着,留下一个疤痕。一个人要是带着这么一个鲜明的标记,干事的时候,手段自然也就得毒辣了。从第一次干这种买卖起,莱文就不得不把每一个可能的目击者都消灭掉。

莱文夹着一个公文包,同任何一个下班回家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的黑大衣有点儿神职人员的派头。他在街上健步行走的样子同成百个同等身份的人也毫无差别。薄暮初降,一辆从身旁开过去的电车已经亮起灯来。他没有上这辆车。你也许会认为他是一个俭朴的年轻人,省钱养家。也许现在他就是去会女朋友。

但是莱文从来没有女朋友。豁嘴妨碍了他交朋友。还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豁嘴多么叫人恶心。他走进一幢灰色的高大的楼房,从楼梯走上去——一个怀着满腔怨气、乖戾、狠毒的身影。

他在最顶层的公寓套间外边把公文包放下,戴上了手套。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把剪刀,剪断了电话线;电话线是从门框上边沿着电梯升降机井通到外面去的。之后,他按响了门铃。

他希望只有部长一个人在家。这套位于最顶层的公寓房就是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住宅。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室内布置极其简单。莱文被告知说,他的秘书每天下午六点半离开这里。他对自己的雇员是很体贴的。但是莱文来得稍早一些,部长又拖延了半个小时。开门的是个女人,一个戴着夹鼻眼镜、镶着几颗金牙、一把年纪的女人。她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大衣搭在胳膊上。她马上就要离开这儿,有人把她耽搁住叫她非常生气。不容莱文开口,她就用德国话抢白他说:“部长现在有事。”

他想放过她的,倒不是他对多杀一个人有什么顾虑,而是因为他的雇主不愿意他干超出他们要求范围的事。他一句话不说地把介绍信递过去。只要她没听到他的外国口音,没发现他的兔唇,她的命就保得住。她一本正经地接过信,举到眼镜前面。不错,他想,这个女人是近视眼。“你先在外边等一会儿。”她说,转身走进屋里。他听到屋内传来她那女管家似的、唠唠叨叨的声音,随后,她从门道里走出来,说:“部长可以见你。请跟我来。”他听不懂她说的外国话,但是从她的姿势,他知道她的意思。

他的眼睛像一架暗藏的照相机,一下子就拍下了屋内的一切:书桌、扶手椅、墙上的地图、通向里间卧室的门,俯瞰光亮、寒冷的圣诞节街道的大窗户。这个房间唯一的取暖设备是一个小煤油炉。部长现在正用它烧着一口平底锅。书桌上,一只厨房用的闹钟正指着七点。一个声音说:“艾玛,再放一个鸡蛋吧。”部长从卧室里走出来。他已经尽力把身上的衣服弄弄干净,但是忘记掸掉裤子上的烟灰了,手指上还沾着墨迹。女秘书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拿出一个鸡蛋。“还有盐,别忘了盐。”部长说。他用缓慢的英语解释说:“放一点儿盐,鸡蛋壳就不裂了。坐下,我的朋友。别客气。艾玛,你可以走了。”

莱文坐下来,眼睛盯住了部长的前胸。他在想:我根据这只闹钟给她三分钟时间,让她走远。他的视线继续锁定部长的前胸,想:就是那里,我的枪会打穿它。他把外衣的领子放了下来,他看见这个老头儿看到他的豁嘴唇后,目光往旁边一闪,感到无比气愤。

部长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从来没有。我可以给你看看他的照片,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他还记着我这个老朋友,真是太好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有钱有势的人了。回去以后,你一定得问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初……”一阵铃声突然刺耳地响起来。

莱文想:电话?我已经把线掐断了。铃声搅扰了他的神经。但那不过是书桌上的闹钟在响。部长关上闹钟。“煮好了一个鸡蛋。”他说完便俯身到平底锅上。莱文打开了公文包,公文包的盖子上塞着一支安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部长说:“很对不起,闹钟把你吓了一跳。你知道,我喜欢鸡蛋只煮四分钟。”

过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开了。莱文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转过身去,他的豁嘴唇在发亮、刺痛。进来的是女秘书。他想:我的上帝,看看这家人,别人想干净利落地把事做完,他们都不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嘴唇,只感到气恼、怨恨。她的金牙闪了闪,走进屋子,有些讨好又有些一本正经的样子。她说:“我正往外走,突然听见电话响了起来。”说到这里,她把身子一闪,脸转到一边儿去,这是她看见他畸形的嘴唇、不想叫他感到难堪的表示。但是她做得太笨拙了,这一切都被莱文看在眼里。这就宣判了她的死刑。莱文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枪,朝部长脊背上开了两枪。

部长摔倒在煤油炉上,平底锅打翻了,两个鸡蛋打碎在地上。莱文在部长的脑袋上又补了一枪。为了打得准,他的身子靠在书桌上,把子弹射进头骨下面,他的脑袋像个陶瓷娃娃似的开了花。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女秘书。她对他哼叫着,说不出话,唾沫止不住地从她衰老的嘴里流下来。他想她是在求他饶命。他又扳动了一下扳机。她的身体摇摆了一下,好像被某只动物从侧面踢了一脚。但他失手了。很可能她身上不时髦的衣服,那些把她身体掩盖起来、绷带似的无用布料阻碍了他的瞄准。另外,她的身体也确实结实,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等他补一枪,她已经跑出屋门,砰的一声将门在身后关上。

但是她无法锁上房门,钥匙在莱文这一边。他拧着门把手使劲推了一下。那个老女人力气大得惊人,他只把门推动了两英寸。她开始扯直了嗓子尖叫救命起来。

不容再浪费时间了。他从门前退后两步,对准门板开了两枪。他听见夹鼻眼镜落到地上摔碎的声音。门外又尖叫了一声就不再叫了,接着又传来另外一种声音,好像她正在呜咽。这是她体内的气体从伤口透出来的声音。莱文心里踏实了。他转回身来又看了看部长。

他得留下某个线索,销毁另一个。介绍信在桌子放着。他把信装在口袋里,又把一张纸片塞在部长僵硬的手指间。莱文一点儿好奇心也没有:介绍信他只随便地看了一眼,信末尾的署名是个绰号,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他办事是很靠得住的。他向屋子四周扫视了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痕迹留下。公文包同自动手枪应该留在这里。事情非常简单。

他打开卧室的门,眼睛又把室内的景象拍摄下来:一张单人床、一把木椅、一口积满尘埃的衣橱;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的犹太人,下巴上有一块疤痕,好像有人在那里打了一棒子;两把棕色的木质发梳,柄上写着J.K.两个首字母。到处是烟灰。这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孤独老人的家,也是国防部长的家。

门外又传来低低的乞求声,听来非常真切。莱文把自动手枪拿起来。谁会想到一个老妇人气会这么长呢?他的神经又跳动了一下,正像闹钟刚才给他的震动一样,好像一个幽灵在干扰人世间的事。他打开书房的门。因为她的身体堵在门上,他不得不使了一些力气。看起来她已经完全断气了,但他还是用手枪确认了一下才放心。手枪几乎触到她的眼睛。

该赶快离开这儿了。他把手枪随手揣在身上。

暮色落下来以后,他俩把身体往一块儿靠了靠,坐在那里轻轻地颤抖。他俩坐在双层公共汽车灯光明亮、烟雾迷蒙的上层车厢里,公共汽车正开向哈默史密斯[1]。商店的橱窗像闪闪发光的冰块,她喊了一句:“看呀,下雪啦!”汽车驶过一座桥的时候,几大片雪花飘过去,像纸片一样落到幽暗的泰晤士河里。

他说:“只要车一直往前开,我就感到很快乐。”

“咱们明天还会见面——吉米。”她总是不习惯喊他的名字,像他这样一个又粗又壮的人,叫这个名字真有点儿可笑。

“叫我不能心安的是夜晚。”

她笑起来:“夜晚总会过去的,”但是她的神情马上变得严肃了,“我也很快活。”想到幸福和快乐时,她总是严肃的。她更愿意在悲哀、不幸的时候放声大笑。对于她关心和喜爱的事,她无法不严肃对待。在幸福的时刻,她就不禁想到所有那些会破坏幸福的东西,幸福就使她肃穆起来。她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实在太可怕了。”

“不会发生战争的。”

“上次大战就是一起谋杀案引起的。”

“上次被刺杀的是个皇太子。这回只不过是个老政治家。”

她说:“说话当心些。你会泄露机密的——吉米。”

“去他妈的,什么机密。”

她开始哼唱她买的唱片上的一首曲子:“对于你这只是公园。”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窗外飘过去,落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一朵雪莲。”

他说:“这首歌真没意思。”

她说:“这首歌非常美——吉米。我就是不能叫你吉米。你不是吉米。你的个头太大了。麦瑟尔探长。人们爱拿警察的大皮靴开玩笑,都是因为你这种大块头。”

“那你为什么不叫我‘亲爱的’呢?”

“亲爱的,亲爱的,”她用舌和嘴唇试着发这个词的声音,她的嘴唇像冬青结的小红果一样鲜艳,“啊,不成,”她最后决定说,“等咱们结了婚,再过十年,我会这么叫你的。”

“好吧,那叫‘心爱的’怎么样?”

“心爱的,心爱的。我不喜欢这个。听起来就像我已经认识你很久很久似的。”公交车经过一家卖油炸鱼的小店,向山上驶去。小店的火盆里冒着红红的火苗,一股烤栗子的香气扑鼻而来。汽车已经快到站了,再过两条街,从教堂旁边往左一转就要到家了。已经看得到拐角的教堂,它的尖顶像一根冰柱似的耸立在一片屋顶上。离家越近,她的心越感到沉重;离家越近,她的声音就越轻。她努力不去想那些事物:剥落的糊墙纸;通到她卧室的长长的楼梯;要同布鲁尔太太一起吃的冰冷的晚餐;第二天还得再去职业介绍所,也许又是一个外地的工作,要离开他。

麦瑟尔沉重地说:“你不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我。我再看到你差不多要过二十四小时。”

“如果我找到个工作,那就比二十四小时还要长了。”

“你才不在乎呢,你一点儿也不在乎。”

她攥住了他的胳膊。“看,看那个海报。”但是在他透过雾气蒙蒙的玻璃往外看时,汽车已经开过去了。“欧洲在动员”像一块石头似的压在她心上。

“广告上写着什么?”

“还是那个暗杀事件。”

“你怎么老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跟我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不,才不是没关系,对吧?”

“如果那件事发生在咱们这儿,我们早就把刺客给逮住了。”

“我真不懂,为什么他要这么干。”

“还不是政治问题、爱国主义什么的。”

“好了,我到了,也许还是下车的好。别那么垂头丧气的样子。刚才你不是还说你挺快活吗?”

“那是五分钟以前。”

“哦,”她又有些轻松又有些沉重地叹息了一声,“这些天日子过得多么快啊。”他俩开始在一盏路灯下接吻,她需要把脚尖踮起来才够得着他。他虽然有些沉闷和迟钝,但他还是能像一条大狗那样给人安慰的,但如果是一条狗,就不会被凄惨地打发到寒冷和黑暗中去了。

“安,”他说,“咱们结婚吧,好不好?过了圣诞节就结婚。”

“咱们一个子儿也没有,”她说,“这你知道。一个子儿也没有——吉米。”

“我会加薪的。”

“快走吧,你上班要迟到了。”

“去他的吧。你不喜欢我。”

她逗弄他说:“一点儿也不喜欢——亲爱的。”她转身向54号门牌走去,一边走一边暗自祈祷:让我赶快弄到点儿钱吧,这次让这个继续下去吧。她对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信心。一个人从她身旁走过去,向街道的另一端走去。他身上穿着一件黑大衣,样子寒冷又有些紧张,生着一个豁嘴。这个人真可怜,这个想法在她的脑子里一闪,但马上就过去了。她打开54号的门,从长长的楼梯往最高的一层走去,地毯到了第二层就没有了。她走进自己的房间,立即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新唱片,让那没有意义的歌词和缓慢的、懒洋洋的调子飘进自己的心扉: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对你这只是

蓝色的牵牛花,

对我这却是

你温柔的碧眼。 

生着豁嘴的人又从街上走回来。快速踱步并没有让他温暖过来,他像《白雪皇后》里的小男孩凯[2],走到哪儿心里都带着冰块。雪花不断从半空飘落下来,掉在人行道上,变成泥浆。从三楼一间亮着灯的房子里飘落下一首歌的歌词,老旧的唱针发出沙哑的声音: 

他们说这是

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

我说这是你素手的

洁白、沁凉和柔纤。

那个人脚步一刻也不停。他从街上穿过,走得很快,一点儿也感受不到冰块在他胸口的刺痛。

 三

莱文在“街角冷饮店”靠近一根大理石柱的空台子上坐着。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地凝视着列举各种冷饮的长菜单:芭菲、圣代、奶油水果……旁边的桌子上,一个人正在吃黑面包和黄油,喝麦芽饮料。在莱文的盯视下,这人缩了回去,用一张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报纸上印着通栏大标题:“最后通牒。”

查姆里穿过一张张桌子,向他走过来。

他是个胖子,手上戴着一只绿宝石戒指,一张方方正正的大宽脸,几重下巴垂在领子上。他的样子像个房地产商,或是买卖女式腰带发了笔横财的人。他在莱文的桌前坐下来,道了一声“晚上好”。

文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查尔—姆恩—德里先生。”他把对方的姓每个音节都清清楚楚说出来。

“查姆里,亲爱的朋友,我的姓是查姆里。”查姆里先生纠正他的发音说。

“怎么发音都没有关系。我猜这不是你的真姓。”

“不管怎么说,是我挑的姓。”查姆里先生说。在他翻看菜单时,像扣着的大瓷碗似的灯罩里射出的明亮灯光照得他的戒指闪闪烁烁。“要一份芭菲吧。”查姆里先生说。

“这种天气还吃冷饮,真是太奇怪了。要是你觉得热,在外面站一会儿就成了。我不想浪费时间,查尔—姆恩—德里先生。您把钱带来吗?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查姆里先生说:“这里的‘少女梦’甜点挺不错。更不用说阿尔卑斯雪糕了。要不就来一份冰激凌圣代?”

“我从离开加来[3]还没吃东西呢!”

“把那信给我,”查姆里先生说,“谢谢你。”他转过来对女侍说:“给我一份阿尔卑斯雪糕,加上一杯莳萝利口酒。”

“钱呢?”莱文说。

“在皮包里。”

“都是五英镑一张的?”

“两百英镑怎么可能是小票子。再说钱也不是我给的,”查姆里先生说,“我只不过是中间人。”他的眼睛落在隔壁桌子上的奶油树莓上,目光变得柔和了。“我这人就爱吃甜食。”

“你不想听听那件事吗?”莱文说,“那个老女人……”

“算了,算了,”查姆里先生说,“我什么都不想听。我不过是个中间人。我什么事都不管。我的委托人……”

莱文鄙夷地对他撇了撇自己的豁嘴唇。“你给他们起的这个名字真不错。委托人。”

“怎么我的芭菲还不来?”查姆里先生唠叨道,“我的委托人真都是最好的人。暴力行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战争。”

“我同那个老头儿……”莱文说。

“都在前线的战壕里。”他对自己的幽默得意地轻声笑起来,他的一张大白脸像一块幕布,可以把各种奇怪荒诞的影像投射上去:一只小兔子,一个长着角的人。查姆里先生看到他叫的芭菲盛在一只高脚玻璃杯里端过来,眼睛充满了笑意,闪闪发亮。他又开口说:“你的活儿干得很好,很漂亮。他们对你很满意。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查姆里先生非常肥胖、非常粗俗、非常虚伪,但是看着他坐在那里吃雪糕,奶油从嘴角上往下流,却叫人觉得他是个很有权势的人物。他很富有,好像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他的。可是莱文却什么都没有,除了查姆里带来的那只皮包里的钱、他身上的衣服、他的兔唇和那支本应扔下不拿的手枪。莱文说:“我该走了。”

“再见,我的朋友,再见。”查姆里一边用吸管吸着甜品一边说。

莱文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他长得又黑又瘦,生来一副倒霉、受罪的样子,在这些小圆桌子和晶莹的水果饮料中间非常局促不安。他走出冷饮店,穿过圆形广场,顺着沙夫茨伯里大街走下去。商店的橱窗里装饰着花花绿绿的装饰品和圣诞节的小红豆,节日的气氛叫他又兴奋又气恼。他揣在衣袋里的手握得紧紧的,把脸贴在一家时髦女装店的窗户上,不出声地向窗玻璃里冷笑着。一个女店员正俯身在一个模特儿上,这个女孩子的线条很美。莱文的眼睛轻蔑地盯着女孩子的屁股和大腿,心里满是鄙夷。圣诞节的橱窗里有这么多肉出售,他心里想。

因为刻毒的心情暂时被压抑下去,他走进了这家时装店。当女店员向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豁嘴露给她看;他感到很开心,如果他有机会拿一挺机枪对着一个画廊开一阵火,他的心情也会是这样的。他说:“橱窗里那件女装。多少钱?”

女店员说:“五几尼。”她没有称呼他先生。他的嘴唇是他的阶级烙印。显而易见,他出身贫穷,父母花不起钱请个高明的外科医生。

他说:“这件衣服挺漂亮,是不是?”

她有意咬文嚼字地说:“是的,这件服装确实很受人欣赏。”

“很软和,很薄。像这种衣服穿的时候得很小心,是不是?是给又有钱又漂亮的人准备的吧?”

她的谎言脱口而出:“这是样品。”她是个女人,什么都瞒不过她,她知道这间小店铺实际上是很寒酸、很低级的。

“一点儿也不俗气,是不是?”

“可不是,”她说,眼睛瞟着窗外一个穿着紫红色西服的肤色浅黑的人,这人正向她张望,“一点儿也不俗气。”

“好吧,”他说,“我就买了吧,给你五镑。”他从查姆里的钱包里取出一张五镑的钞票。

“要不要给你包起来?”

“不用,”他说,“一会儿我的女朋友自己来取。”他用他那发亮的嘴唇对她笑了笑。“你知道,她也挺有风度的。这是你们这儿最好的衣服了吧?”当她点着头,把钞票拿走的时候,他又说:“这件衣服同爱丽丝正好相配。”

于是他走出店铺,来到大街上,心头的轻蔑稍微发泄出去了一点儿。他拐进弗里思街,转过街角,走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咖啡馆,他在这里有一个房间。没想到,一件叫他吃惊的东西在店里等着他:木桶里立着一株小杉树,杉树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玻璃球,树下还有一个小马槽。他对开这家咖啡馆的老头儿说:“你也相信这个?这种破烂?”

“是不是要打仗啦?”老头儿说,“报上登的太可怕了。”

“那个客店里没有空房的故事我都知道。过去他们过节总是给我们葡萄干布丁吃。恺撒·奥古斯都下了命令[4]。你看,我知道这些事,我受过教育。过去他们总是一年给我们读一次。”

“我经历过一次战争。”

“我讨厌这种过节的气氛。”

“哼,”老头儿说,“对做生意可有好处。”

莱文把圣婴耶稣拿了起来,下面的摇篮也跟着一块儿起来了,是用石膏做的,涂了色,庸俗不堪。“他们后来把他杀了,是不是?你看,整个故事我都知道。我受过教育。”

他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屋子没有人整理过,面盆里还盛着脏水,水壶也是空的。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那个胖子的语声:“查姆里,我的朋友,我姓查姆里。我的姓应该读作查姆里。”胖子一边说一边晃动着他那闪闪发亮的绿宝石戒指。莱文气呼呼地从栏杆上朝下大喊:“爱丽丝!”

爱丽丝从旁边一间屋子走了出来,一个邋里邋遢的女孩子,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一绺像褪了色似的淡黄头发耷拉在脸上。她说:“你用不着这么大喊大叫。”

莱文说:“我的屋子成了猪圈了。你这样对我太不像话了。快去给我收拾收拾。”他在她脑袋瓜上掴了一掌,爱丽丝把头一歪,嘟哝了一句:“你以为你是谁?”她没敢多说什么。

“快收拾,”他说,“你这个驼背的下贱货!”当她趴在床上收拾床铺的时候,他又对她笑起来:“我给你买了件过节的衣服,爱丽丝。这是收据。快去把它取来。漂亮极了。你穿着正合适。”

“你认为这很好笑?”她说。

“这个笑话是我花了五镑钱买来的。快去,爱丽丝,再晚铺子就要关门了。”但是她在下了楼以后还是报复了他一句,她对着楼上喊道:“我的样子再难看也比你的三瓣嘴好看多了。”咖啡馆里的老头儿和大厅里老头儿的老婆,柜台前的顾客,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他想象得出这些人脸上的笑容。“干吧,爱丽丝,你们俩可真是一对儿。”莱文并没有感到刺痛,从小时候起人们就一滴一滴地给他喂毒汁,他已经感觉不出那苦辣味儿了。

他走到窗前,把窗户打开,用手指在窗台上抓弄了几下。一只小猫跑过来,顺着排水管蹿蹿跳跳跑到窗口,搔弄他的手。“你这个小杂种,”他说,“你这个小杂种。”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小盒售价两便士的奶油,倒在肥皂盒里。小猫不再自己玩耍,喵喵叫着跟着他的腿跑。他抓住小猫的脖子,连同奶油一起放在橱柜顶上。小猫挣扎着从他手里挣开。莱文小时候在家里养过一只老鼠,这只猫比它大不了多少,只是更软和些。他搔弄着小猫的脑门;小猫一心想吃食,用爪子抓了他一下。它的小舌头颤颤抖抖地舐着奶油。

该吃晚饭了,他对自己说。他身上装着这么多钱,爱到哪儿吃就可以到哪儿吃去。他可以到辛普森饭店去,像那些商业界的阔佬一样吃一顿大餐;大块吃肉,随便要多少份蔬菜。

在他经过设在楼梯下暗角的公共电话间时,他听见有人在说他的名字。老头儿说:“他在这儿长期租了一间屋子,前一阵子到别处去了。”

一个陌生人的声音说:“你,你叫什么名字——爱丽丝——领我到他的房间去。你留神看着大门,桑德斯。”

莱文溜进电话间,屈膝伏在地上。他把门留了一条缝,因为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他无法看到外面的人,但是用不着,只听那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人:警察、便衣,伦敦警察厅的口气。这个人紧挨着电话间走过去,震得地板在脚下直颤动。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下来。“屋子里没有人。大衣和帽子也不见了。这小子一定是出去了。”那人说。

“多半是出去了,”老头儿说,“他走路总是轻手轻脚的。”

陌生人开始盘问他们:“他长得有什么特征?”

老头儿和驼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豁嘴。”

“这很有用,”警探说,“他屋子里的东西你们别动。我回头派个人来采他的指纹。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们说的每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想象不出他们为什么要来逮他。他知道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不是个做事马虎的人,他知道。那间屋子、那套公寓他记得非常清楚,就好像他在脑海里拍下来的一张张照片。他们无法抓住他的任何把柄。把自动手枪带回来是违背指示的,但是这把枪他正带在身上,牢牢实实地掖在他胳肢窝底下。再说,如果他们发现了什么的话,在多佛尔就会把他截住的。他怀着一肚子闷气听着外面的谈话,急着要去吃饭。他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好好吃过饭了。他现在身上揣着两百镑钱,想吃什么都可以买,什么都可以。

“这事儿我相信,”老头儿说,“今天晚上他还拿我老婆的圣婴马槽取笑了一通呢。”

“专爱欺侮人的坏蛋,”那个女孩子说,“你们把他抓起来才称我的心呢。”

他吃惊地对自己说:原来他们都恨我!

那个女孩子又说:“他长得奇丑无比。那个嘴唇,一看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实在不是个好人。”

“我本来不愿意叫他住在这儿,”老头儿说,“可是他倒不欠房租。只要按时交租,我是无法把他撵走的。这个年头不能这么办。”

“他有朋友吗?”

“问这话太可笑了!”爱丽丝说,“他交朋友?他要干什么?”

莱文蹲在漆黑的电话间地板上暗自窃笑:他们谈论的是我,是我啊。他摸着手枪,盯着门上的玻璃。

“你好像挺生他的气?他怎么着你啦?他不是还要送你一件衣服吗?”

“他只是在耍弄人。”

“即便如此,你还是要去取?”

“我才不要呢。你以为我会要他的礼物。我要把衣服退掉,把钱扔到他脸上。真让人笑掉大牙!”

他既有些气恼又感到好笑地想:他们都讨厌我。如果他们打开这扇门,我要把这伙人一个不剩地打死。

“我要在他那个三瓣嘴上狠狠打一巴掌。我会笑得肚子痛的。我告诉你,我真会笑得肚子痛。”

“我派个人,”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站在马路对面。要是那个人进来,你们就给他个暗号。”咖啡馆的门关上了。

“啊,”老头儿说,“我真希望我的老婆也在这儿。这场好戏叫她花十先令她也肯看。”

“我给她打个电话,”爱丽丝说,“她这会儿在梅森家聊天呢。我叫她马上回来,把梅森太太也带来。咱们大伙儿一块乐一乐。一个星期以前,梅森太太还说,她再也不想在她的铺子里看到那张丑八怪的脸了。”

“太好了,爱丽丝,给她打个电话吧。”

莱文抬起胳膊,把灯泡从灯座上摘下来。他站起身,紧贴着电话间的一面墙站着。爱丽丝打开门走进来,把自己同莱文一起关在了电话间里。她还没来得及叫喊出声,莱文已经用一只手堵住她的嘴巴。他在她耳朵边低声说:“别往电话里扔便士,要不然我就打死你。你要是喊叫,我也打死你。照着我说的做。”他们俩身子贴得紧紧的,就像睡在一张单人床上似的。他可以感觉到她畸形的肩膀顶着自己的胸脯。他说:“把听筒摘下来。假装你在同那个老婆子说话。快摘下来。我打死你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说,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您好,格罗耐尔太太。”

“把这里的事说给她听。”

“他们要逮捕莱文。”

“为什么?”

“那张五镑的钞票。他们早就在铺子里等着了。”

“你说什么?”

“他们把票子的号码记下来了。那张钱是偷的。”

他被暗算了。他的脑子非常精确地开动着,像一张简便计算表。只要把数字给它,它就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莱文心头涌起一阵无名怒火。如果查姆里现在也在这电话间里,他会一枪把他打死,连眼皮也不眨的。

“从哪儿偷的?”

“你自己应该知道。”

“别跟我顶嘴。从哪儿?”

他连查姆里的雇主都不知道。这件事非常清楚:他们不相信他。他们设了这么一个圈套,为的是把他除掉。一个卖报的小孩在街上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最后通牒,最后通牒。”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往深里想:这件事好像同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又重复问道:“从哪儿?”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

他用手枪顶着她的脊背,甚至想哀求她。“你不能想一想了?这很重要。这不是我干的。”

“当然不是你干的。”她对着那没有接通的电话机气冲冲地说。

“你得了吧。我只求你把整个经过想起来。”

“我永远想不起来了。”

“我还送给你一件衣服呢,是不是?”

“你没送我。你要把赃款销掉,就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他们已经把钞票的号码通知到城里每一家商店了。连我们的咖啡馆也得到通知了。”

“要是我干的,我怎么会不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

“要是你真的没干,让人家给你栽了赃,那可就是更大的笑话了。”

“爱丽丝。”老头儿在咖啡馆喊了一声,“她回来了吗?”

“我给你十镑钱。”

“假钞票。谢谢你,我不要。你真慷慨。”

“爱丽丝。”老头儿又叫起来。他们听到他正从走道走过来。

“你也该讲讲公道吧。”他愤愤地说,用手枪在她肋骨上戳了两下。

“你居然还讲公道?”她说,“把我当犯人似的呼来喝去。要打就打。在地板上到处撒烟灰。我给你打扫垃圾已经打扫够了。你还往肥皂盒里倒奶油。你还谈什么公道?”

在黑暗的电话间里,身体紧紧同他挨着,爱丽丝一下子变成活生生的了。莱文感到非常惊奇,把外面的老头给忘了。直到门从外面打开,他才醒悟过来。他压低了喉咙恶狠狠地说:“别出声,不然我就打死你。”他用枪在后面比着,叫这两个人都走出电话间。他说:“别发昏。他们是逮不着我的。我进不了监狱。要是我想把你们两个人打死,连眼皮也不会眨。要是我自己被绞死,我也不会眨眼的。我爸爸就是被绞死的……对他来说那倒是件好事……在我前头走,咱们上楼去。出了这件事,有人可要倒大霉了。”

莱文把他俩弄到他的房间,从里面锁上门。楼下一位顾客正一遍又一遍地按电铃。他转身对他们说:“我很想叫你们吃枪子儿,你们告诉警察我是豁嘴。你们就不能讲点儿情义?”他走到窗户前边。从窗户很容易就能逃出去,他选择了这个房间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猫不敢从橱顶上跳下来,在边儿上转来转去,像只玩具小老虎在笼子里来回转悠,求援似的看着他。莱文把她抱下来,扔在床上。她走的时候想咬他的手指头。莱文爬出窗户,顺着外面的排水管道离开。浓云聚拢,把月亮遮住了,大地好像也随着云块一起在移动。一个冰冷的荒芜的星球,在无边的黑暗中穿行。

安·克劳戴尔穿着她的花呢厚大衣在小屋子里走来走去。她不想在燃气上浪费一先令,因为今天她挣不回这一先令来。她对自己说:我找到那份工作真是走运。我很高兴又到外面去工作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高兴。现在是晚上八点,他俩可以在一块待四个钟头,直到午夜。她得骗他说,她是搭早上九点的火车,而不是清晨五点的。不然他就会叫她很早上床睡觉。他就是这样的人,一点儿也不浪漫。她温情地笑了笑,对着手指哈着气。

楼下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她以为是门铃声,连忙跑到衣柜前面去照镜子。昏暗的灯泡下房间光线不足,她看不出自己的化妆是否经得起阿斯托丽亚舞厅辉煌灯火的考验。她又开始重新涂抹脂粉,如果她的脸色太白,他就要很早地把她送回家来。

女房东探进头来说:“是你的男朋友,给你打电话来了。”

“打电话来了?”

“对了,”女房东说,跨进门里边来,准备多谈两句,“听那声音,像是挺着急,简直有些不耐烦。我想同他寒暄两句,却让他给顶回来了。”

“啊,”她无可奈何地说,“他就是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他晚上多半不能陪你出去了,我想,”女房东说,“老是这样。你们这些老要到外地工作的姑娘太吃亏了。你是说《迪克·惠廷顿》[5],是吗?”

“不,不是。是《阿拉丁》。”

她一阵风似的下了楼,顾不上别人看到她这么着急会不会笑话她。她对着话筒说:“是你吗,亲爱的?”这台电话总是出毛病。对方的声音在她的耳朵里嘶哑地振动着,她简直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接?我是用公共电话打的。我已经把最后的零钱都花了。听我说,安,我不能找你去了。非常对不起。有任务,我们正在追捕那个盗窃保险箱的人。这件事我跟你说过。我整夜都得办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张钞票。”他的声音在她的耳鼓里激动地鸣响着。

她说:“啊,那好吧,亲爱的。我知道你本来想……”但是她不能继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吉米,”她说,“我不能看到你了。好几个星期也看不到了。”

他说:“这太难熬了,我知道。我在想……听我说。你最好别乘那班早班车,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九点钟的车。我看过列车时刻表了。”

“我知道。我那么说……”

“你今天夜里就走吧。这样在排演以前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午夜从尤斯顿车站出发。”

“可是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

他不理会她的话。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给别人定计划、作决定。他说:“要是我离车站近,我也许会……”

“两分钟已经到了。”电话机里传出来电话员的声音。

他说:“真见鬼,我没有零钱了。亲爱的,我爱你。”

她拼命想说一个温柔的字,但是他的名字是个障碍,妨碍了她的舌头。她总是不能顺当地说出这个名字来——吉——。电话啪的一声断了。她气得要命:他出去干吗不带点儿零钱。她想:他们把一个警探的电话掐断,太不应该了。她转身往楼上走,没有哭,只不过有一种什么亲人逝世,她被孤单单地留下般的恐惧。她害怕新的面孔、新的职业,害怕外地人爱说的那些粗俗笑话,害怕那些不知趣的人。她也害怕她自己,怕自己忘掉被人爱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女房东说:“我刚才也是这么觉着的。来吧,到楼下来跟我喝杯热茶,聊一会儿吧。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好了。对你有好处。有一回一个大夫对我说,说话能叫人把肺里的浊气排出去。这话说得有道理,是不是?谁的肺里也免不了吸进尘土,多说点儿话就把土呼出去了。别忙着收拾东西,时间还早得很呢。我的老伴要是喜欢讲话就不会死得那么早了。医生的话有道理。就是因为他嗓子里有毒气,排不出来,在正当年的时候就死了。要是他多说点儿话,就把毒气排出去了。那比吐痰要好得多。”

罪案记者很难让对方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他不断地对首席记者说:“我弄到了那件保险箱盗窃案的一些资料。”

首席记者酒喝得有点儿多。他们所有人都喝得有点儿多。他说:“你还是回家去读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吧……”

罪案记者是个严肃认真的年轻人,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看到有人能喝醉了在公共电话间里呕吐,会感到非常震惊。他提高了嗓门喊:“他们追踪到一张钞票。”

“写下来,写下来,伙计,”首席记者说,“写好了以后再把它烧了。”

“那个人逃了——用枪威胁一个女孩子——这是一篇很精彩的故事。”办事认真的年轻人说。他说话带着牛津口音,所以他们才派他去采访犯罪案件。这是新闻编辑开的一个玩笑。

“回家去读读吉本[6]吧。”

认真的年轻人拉住一个人的袖口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发疯了?是不是报纸不打算出了,还是怎么的?”

“四十八小时之内就要爆发大战了。”一个人对他吼了一声。

“可是我的那个故事非常精彩啊。他用枪指着一个女孩和一个老人,自己跳窗跑了……”

“回家去吧。报纸上没有版位登这种新闻。”

“他们把肯辛顿爱猫俱乐部的年度报告都扣下不发了。”

“‘商店巡礼’也取消了。”

“石灰屋的火灾只登了一条简讯。”

“回家去读吉本吧。”

“一个警察还在门口盯着,他却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机动警察队已经出动了。他带着武器。警察也都带上手枪了。故事太有意思了。”

首席记者说:“带着武器!你还是到外面去弄一杯牛奶浸浸你的脑袋吧。过一两天我们就都带上武器了。他们已经把证据公布了。一清二楚,是个塞尔维亚人把他枪杀的。意大利对最后通牒表示支持。他们还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可以退让。你要是想买军火股票,应该快一点儿,可以发一笔小财。”

“不到一礼拜,你就在军队里了。”一个人说。

“我不去,”年轻的记者说,“我不当兵。你知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那个在电话间里呕吐的人说:“我要回家了。就是大英银行被炸掉,报上也不会有地盘登的。”

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说:“我的稿子是可以发的。”

“我告诉你没有地盘。”

“我的稿子有。‘人人要戴防毒面具’。人口五万以上的城市居民都要进行特别防空演习。”他嘻嘻地笑起来。

“滑稽的是——是——是——”滑稽的究竟是什么谁也没听到,因为一个小厮开门进来,扔给他们一份报纸中版的校样:一张灰色的湿纸上印着油墨还没有干的字母,用手一摸,头条就印在了手指上:“南斯拉夫要求延期。亚得里亚海舰队进入战备状态。巴黎示威群众袭击意大利使馆。”一架飞机飞过,人人都突然安静下来。飞机在黑夜中驶过他们头顶,向南飞去。它飞得很低,尾灯发着红光,翅膀在月光下好像是透明的,只有淡淡的白影。他们透过大玻璃天花板向上张望着,突然间,谁也不想再喝酒了。

首席记者说:“我累了。我要去睡觉了。”

“我那篇选题要不要继续采访?”罪案记者问。

“要是这使你高兴的话。可是从现在起,报纸上除了那件事是不会登别的了。”

他们凝视着天花板,凝视着月亮和空阔的天空。

火车站的钟显示还有三分钟到午夜。入口的检票员说:“前边的车厢有座位。”

“我有一个朋友要来送行,”安·克劳戴尔说,“我能不能从后边上去,开车的时候再到前边去。”

“后边车厢的门已经锁上了。”

她垂头丧气地往检票员的身后边看了看。小卖部正在关灯,没有列车从这个月台发出了。

“你得快点儿了,小姐。”

她顺着这趟列车往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家晚报的新闻招贴映入她的眼睛,她不禁想:也许自己来不及和他会面就要宣战了。他肯定要入伍,别人都做的事他一定也会做,她对他非常恼怒,尽管她知道她爱他就是因为他可以信赖。如果他的性格古怪、对事物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她就不会爱他了。在她的生活圈里,她看到不少怀才不遇的艺术家和总以为自己应该是考克伦[7]剧团大明星的二流巡回剧团女演员,因此她是不欣赏与众不同的人的。她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个普通人,同他谈话的时候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一长列灯光映照着的面孔从她身边掠过。火车非常拥挤,甚至头等车厢里也坐着一些羞怯、自惭形秽的乘客,他们在软座上局促不安、提心吊胆,生怕验票员把他们赶出去。她不再寻找三等车厢了,随便开了一个车门,把手提包扔在唯一的空座位上,便迈过一条条伸出的腿和横七竖八的手提包,挤到窗户前边。火车引擎已经在蓄汽,浓烟喷到月台上,很难看到后面入口处的情况。

一只手拉了拉她的袖子。“对不起,”一个胖子说,“如果你没事儿就别老站在窗口了,我要买两块巧克力。”

她说:“对不起,你等一会儿。有人来送我。”

“他来不了了,太晚了。你也不能一个人霸占住窗户啊,我得买点儿巧克力。”他把她推到一边,手上的绿宝石戒指在灯光下闪着亮。她从他的肩膀后面使劲向远处的入口处张望,但是窗户差不多整个被胖子堵住了。胖子在喊:“卖巧克力的,卖巧克力的,”一边摇晃着绿宝石戒指,“你有什么样的巧克力?不,不要摩托车手牌的,不要墨西哥牌的。要甜一点儿的。”

突然,她从空隙里看到了麦瑟尔。麦瑟尔已经从检票口走进来,正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寻找她。他寻找的是三等车厢,连看也不看头等车厢。她请求胖子说:“对不起,请你让一让。我朋友来了。”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没有雀巢牌的?先给我一先令一包的。”

“请你让一让。”

“你没有小票子吗?”卖糖的孩子说,“比十先令小一点儿的。”

麦瑟尔从车边跑着错过了这一节头等车厢。克劳戴尔拼命捶玻璃,但是在汽笛的尖啸和行李车车轮的噪声中,他根本没有听到。最后一批行李已经运进行李车厢里去了。车门砰地关闭上,一声汽笛的长啸,火车驶动起来。

“请让让,请让让。”

“我的钱还没有找呢,”胖子说。卖糖的孩子一边跟着车厢跑,一边数着先令放在胖子手里。当克劳戴尔最后挤到窗口,探出身子的时候,火车已经驶出站外了。她只看到沥青地上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影,但那个人影却没有能看到她。一个上年纪的女人说:“你不应把身子那样探出去。太危险了。”

她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踩了好几个人的脚。她感到她在这节车厢里很不受人欢迎,她知道每个人都在想:“她不该来到这个车厢。我们买的头等票,可是她……”但是她不想哭,她常听到的一些老生常谈不由自主地涌到她的脑子里,叫她把心肠硬下来。什么“事已过去,悔也无益”啊,什么“五十年后什么还不都是一样”啊,等等这些话。虽然如此,她还是很不痛快地看了一眼胖子的旅行包,旅行包上摇摇晃晃地挂着一个签条,他去的目的地也是诺维治。胖子坐在她对面,膝头上摊着《今日舞台》《晚报》和《金融时报》,他正在吃奶油甜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