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见证人——普列契斯钦区的警察所办公室——家长制法庭

……“明天见,”我反复嘀咕着,睡熟了……心里非常轻松舒适。

深夜一点多钟,我父亲的听差喊醒了我;他没穿外衣,神色慌张。

“有一个军官要找您。”

“什么军官?”

“我不认识。”

“哦,我知道了。”我对他说,披上了罩衫。

大厅门口站着一个人,裹在军用大衣里;窗上映出白白的帽缨,后面还有几张脸——我认出了哥萨克军帽。

这是警察分局局长米勒。

他拿着总督的命令对我说,根据这命令,他要检查一下我的文件。蜡烛送来了。局长拿了我的钥匙;一个警官带一名中尉,动手翻我的书和衣服。局长查看我的信件,他觉得一切都可疑,随即把它们统统放在一旁,蓦地转身对我说道:

“现在请您穿好衣服,您得跟我一起走。”

“去哪里?”

“去普列契斯钦的警察所。”局长若无其事地回答。

“然后呢?”

“以后的事,总督的命令中没有讲。”

我开始穿衣服。

这时间,惊慌的仆人叫醒了我的母亲;她从卧室奔向我的房间,但在客厅与大厅之间的门口被一个哥萨克拦住了。她大叫一声,我打了个寒战,朝那儿跑去。警察局长丢下信件,跟进大厅,向我母亲表示了歉意,放她进屋,一边大骂那个无辜受责的哥萨克,然后回来继续看信件。

父亲跟着来了。他脸色苍白,但仍竭力扮演他那种冷漠恬淡的角色。气氛是沉闷的。母亲坐在墙角边啼泣。老人在与局长交谈,净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但他的声音发抖。我怕我不能支持太久,又不愿流泪,让警察们看了得意。

我扯了一下局长的衣袖。

“我们走吧!”

“走吧。”他高兴地说。

我父亲走出房间,过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拿着一枚小小的神像替我挂在脖子上,说他父亲临终前曾用这神像祝福过他。我很感动,这个宗教性礼物向我表明,老人心头的惶恐和震惊达到了什么程度。我双膝跪下,让他挂神像。他扶起我,拥抱并祝福了我。

神像是珐琅的,刻着盛在盘子上的先知约翰1被砍下的头颅。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警戒、劝告,还是预言?我不知道,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的母亲几乎昏厥。

所有的仆人都含着眼泪送我下楼,争先恐后吻我的手——我像活着参加自己的出殡。警察局长皱皱眉头,催我快走。

出了大门,他命令全队集合;我看到他一共带来四个哥萨克,两个警官和两名警察。

“让我回家吧。”一个满面胡髭、坐在门口的人向警察局长恳求。

“去吧。”米勒说。

“这是什么人?”我坐上马车时问。

“见证人;您知道,没有见证人,警察是不准走进居民家中的。”

“因此你们把他留在大门外面?”

“这不过是例行手续!其实何必多此一举,不让人睡觉。”米勒说。

两个哥萨克骑了马护送我们。

警察所内没有专门关押我的屋子。局长命令,让我天亮以前睡在办公室中。他亲自把我带到那里,自己朝安乐椅上一坐,一边困得直打哈欠,一边叨咕:“这鬼差使,从三点钟起就到处跑,又跟您磨到了天亮——现在恐怕已经三四点钟了吧,可明天九点还得向上头汇报。”他坐了一会儿,说声“再见”,便走了。军士锁上门,对我说,如果有事,可以在门上敲几下。

我打开窗户——东方已经发白,晨风微微吹拂;我向军士要了一大杯水,喝得光光的。我一点也不想睡。再说,也没有地方可躺,除了两把皮椅和一张安乐椅,办公室里只有一只堆满公文的大桌子,墙旮旯的小桌子上堆的案卷更多。幽暗的长明灯不能照亮房间,只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摆动的光圈,随着曙光的到来,光圈正逐渐暗淡。

我坐在所长的位子上,随手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阅,这是加加林公爵家一个仆人的埋葬证和检验书,证明根据一切科学鉴定,该人确系因病死亡。我又拿起另一份,那是警察条例;我匆匆浏览一遍,发现其中有一条这么写:“一切被捕者在被捕后三日内,均有权获知被捕原因,否则应即释放。”我记住了这条条文。

过了个把钟头,我看到我们的管家从窗外走过,他是来给我送枕头、被子和大衣的。他大概在向军士说情,要求让他进屋见我。这是个白发老人,我小时候曾给他的两三个孩子祝福过。军士粗声粗气吆喝着,把他赶走;我家一个车夫站在旁边。我从窗口叫他们。军士慌了,命令他们快走。老头儿向我弯腰鞠躬,流下了眼泪。车夫把马抽了一鞭,摘下帽子,揉揉眼睛,马车便驶走了,我不觉泪如泉涌,心潮澎湃。这是我被囚禁后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眼泪。

到了早晨,办公室开始来人了。起先是一个文书,醉醺醺的,昨夜的酒还没醒,这是个火红头发的痨病鬼,满面粉刺,脸上一副酒色过度的神气。他穿的那件土灰色燕尾服怪模怪样的,脏得起了油光。接着又进来一个穿警士大衣的家伙,举止非常粗野,一进屋就问我:

“怎么,是在戏园子里给抓住的?”

“我是在家中被捕的。”

“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亲自捉的?”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谁?”

“米勒上校。”

“对,是他。”

“我明白了。”他向红头发的文书眨眨眼睛,后者没有任何反应。老兵痞不再往下讲了,他看见我不是因为喝酒闹事被捕的,便不再发生兴趣,也可能是怕跟一个危险的犯人搭讪。

过不多久,各种办事员陆续到了。这些人神色昏昏沉沉,还没睡醒似的。最后,人们争争吵吵来告状了。

一个妓院老板娘告酒店老板,说他在他店里当众辱骂她,那些话下流极了,她作为一个妇女,简直不便当着老爷们的面讲出口。酒店老板发誓,他从没讲过这一类话。老板娘发誓,他骂了不只一次,而且声音很响,还说他挥手想打她,要不是她躲得快,她的脸准会让他砸烂。掌柜说,首先,她欠了账不还,其次,在他开的店里侮辱他,还扬言要纠集她的相好来跟他拼命。

老鸨子生得高大,邋遢,眼皮浮肿,用刺耳的尖嗓门大叫大闹,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掌柜的话不多,主要靠表情和动作。

贤明的警官不问情由,把两个人都臭骂了一顿。

“狗吃得太饱了就乱嚎!”他说。“你们这些混蛋,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们一放松,你们就乱来。你这老婆子,你瞧,什么大不了的事!一吵架就要找长官,吵得长官不得安生,这哪成。再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头一回啦,叫我说什么好呢,不想想你干的什么营生。”

酒店老板晃晃脑袋,耸耸肩膀,表示非常满意。警官马上回过头来攻击他:

“你这狗,从柜台里乱嚷什么,想去西伯利亚吗?说话这么下流,还想动手打人——要吃皮鞭不成?”

对于我,这场面相当新鲜有趣,它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俄国宗法制法庭审判实况。

老鸨子和警官一直吵到所长进屋为止。所长一到,不分青红皂白,也不问谁是谁非,便大骂一通,声音更加粗野:

“滚出去,统统给我滚蛋;难道这里是澡堂,还是酒店?”

赶走了“混蛋”之后,他教训警官了:

“让这些家伙在这里大吵大闹,成何体统?我跟您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忘记您是警官,哪能由着他们胡闹,弄得乌烟瘴气。您对这些骗子太客气了。这个人是谁?”他看到我,便问。

“犯人,”警官回答,“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送来的,这儿有公文。”

所长匆匆看了一下公文,打量着我,发现我也一眼不眨注视着他,他很不满,但知道他一开口就会遭到我的反击,因此只是说了一声:

“对不起。”

妓院老板娘与酒店老板的案子并未了结,她又来了,提出要对方起誓,神父来了,似乎两人都起了誓,但结果究竟如何,我没看到。我给带到了总局,不知为什么,谁也没问我一句话,我又给送回了警察所。那里已给我准备了一间房子,就在瞭望塔下面。军士对我说,如果我想吃什么,得派人去买,因为公家的伙食费还没有批下来,这至少要过两天,而且只有三四戈比银币,因此有身份的犯人宁可放弃这个权利。

墙边放着一张肮脏的长沙发,时间已过中午,我觉得非常困倦,倒在沙发上死一般的睡熟了。等我一觉醒来,心头已经平静,不再发愁了。最近我一直为得不到奥加辽夫的消息而痛苦,现在轮到了我,危险已不再显得遥远,它来到了我身边,乌云就在我的头顶了。这第一次迫害必然成为我们的按手礼2。

1 《圣经》中的人物,曾为耶稣行洗礼,因而又称施洗约翰。后来犹太王希律应女儿莎乐美的请求,砍下了约翰的头,盛在盘子里,送给莎乐美。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六章。

2 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圣事”之一,由主教把手按在教徒头上行“坚信礼”,认为可使“圣灵”降于其身,因而坚定其信念,振奋其虔诚精神。这里是指更坚定了赫尔岑的革命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