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亚特卡——省长大人的办公厅和餐厅——基·雅·秋法耶夫

维亚特卡省省长没有接见我,只是命令我翌日十时前去见他。

第二天早上,我在他的大厅中遇到了县长、市警察局长和两个官员。他们全都站着,一边叽叽喳喳谈话,一边不安地望着门。门开了,进来一个身材不高、肩膀宽阔的老头子,脑袋跟斗牛狗的头差不多,下巴颏儿大大的,使他更像一条狗了;他的嘴边露出一抹淫荡的笑容,苍老的脸显得酒色过度,一对灰色小眼睛骨碌碌打转,头发稀疏,向上竖起,这一切都给人留下非常讨厌的印象。

一出来,他就把县长大骂一顿,因为他昨天下乡,发现道路太坏。县长为了表示恭敬和驯服,微垂着头,省长骂一句,他就答一声:“是,大人。”像从前的仆人一样。

骂过县长以后,他转过身来,傲慢地瞅了我一眼,问道:

“您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

“我是学士。”

“后来在哪里任职?”

“在克里姆林宫管理处。”

“哈哈哈,这差使太好啦!一定很清闲吧,所以您才喝酒唱歌。阿列尼岑!”他大声喊道。

进来了一个生瘰疠病的年轻人。

“听着,老弟,这是莫斯科大学的学士;他看来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得怎样奉公守法;皇上把他交给我们,要他在这里改邪归正。你在办公厅里给他安排个事干,他的情况你要向我专门汇报。您明天早上九点去上班,现在可以走了。哦,对不起,我忘了问您,您的字写得怎么样?”

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是问您的书法。”

“我身边没带什么。”

“给他纸笔。”于是阿列尼岑给了我笔。

“写什么呢?”

“随您的便,”秘书说,“就写这几个字:现经查明。”

“得啦,您不是誊写奏折的人才。”省长说,讽刺地笑笑。

早在彼尔姆,我已听到不少关于秋法耶夫的轶事,但他大大超过了我的想象。

俄罗斯生活本来是无奇不有的!

秋法耶夫出生在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大概也是给流放的,是当地最贫苦的市民之一。十三岁的少年秋法耶夫就跟着一群艺人浪荡江湖,从一个市集跑到另一个市集,走钢索,翻筋斗等等。他们从托博尔斯克流浪到了波兰各省,供善男信女们寻欢作乐。不知为什么,他在那里被捕了;他没有身份证,因此作为流浪儿,与一群囚犯一起被徒步遣返托博尔斯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穷得朝不保夕,终于也死了,儿子只得自食其力。他必须找个事干,由于小时候念过几天书,他在市议会当了抄写员。他天性无拘无束,又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人走遍俄国各地,受到了多方面的教育,磨练了才干,因此成了一个精明能干、老练圆滑的人。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有位钦差大臣来到托博尔斯克;他需要几名干练的文书,有人向他推荐了秋法耶夫。钦差大臣对他十分满意,便带他回转彼得堡。那以前,照秋法耶夫自己的话说,他的野心至多想在本县法院充当一名秘书,那以后他把自己的身价提高了,怀着铁的意志决心向上爬。

他也确实爬了上去。过了十年,我们看见他已是坎克林1手下一名孜孜不倦的秘书,坎克林那时是军需大臣。又过了一年,他已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主管一个科室,处理全国性事务了。联军2占领巴黎时,他随同伯爵到了巴黎。

秋法耶夫始终坐在派遣军的办公室内,从不外出,是名副其实没有见过巴黎一条街道的。他和可以与他媲美的同事克莱恩米赫尔一起,夜以继日地草拟和抄写公文。

阿拉克切耶夫的办公厅像某些铜矿,工人在那里至多干几个月,再干就非累死不可。秋法耶夫在这所发号施令、封官许愿的工厂里,最后也累倒了,要求派他一个清闲些的职务。阿拉克切耶夫不能不喜欢秋法耶夫这样的人:他从不狂妄自大,也不寻欢作乐,又没有自己的意见,外表正直廉洁,但渴望荣华富贵,把服从看作人生第一美德。阿拉克切耶夫赏了秋法耶夫一个副省长的官职;过了几年,又让他当了彼尔姆的省长。这位曾跟随马戏团和流放犯两度光临过这个省的秋法耶夫,现在终于主宰了它的命运。

省长的权力一般是随着它与彼得堡的距离,成正比例增长的,但是在没有贵族的省份,如彼尔姆、维亚特卡和西伯利亚,它却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秋法耶夫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地方。

秋法耶夫是东方的暴君,但是精明强干,精力充沛,一切亲自动手,永远不知道休息。如果在1794年,他会成为国民议会残忍专横的特派员——另一个卡里埃3。

生活上腐化堕落,性格上粗鲁暴戾,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这么一个人,他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他不要贿赂,虽然在他死后发现,他也积攒了一大笔家私。他对下属铁面无情,谁落到他手里谁就遭殃,可是官员们的贪赃枉法比任何时候更厉害。他滥用职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他派一个官员去审查案情,如果他关心这事,当然会对那个官员说,案子大概如此这般,但万一结果不是这样,那个官员就该倒霉了。

在彼尔姆,秋法耶夫的声望还不小,那里有一批他的信徒与新省长作对,新省长当然也有一批自己的党羽。

然而也有人憎恨秋法耶夫。其中一人可说是俄国畸形生活的相当新奇的产物,他特别警告我,要注意秋法耶夫是个什么货色。他是一家工厂的医师,生得聪明,神经过敏,毕业后不久便不幸地结了婚,然后给派到叶卡捷琳堡,由于毫无世故经验,在外省生活的泥淖中毁灭了。他的职业本来可以使他与这个环境不发生瓜葛,但他还是无法幸免,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消耗在对官员的冷嘲热讽上。他当面取笑他们,挤眉弄眼、装模作样地侮辱他们。由于谁都没有得到宽恕,医生的恶毒语言倒也并不使谁特别生气。他靠嬉笑怒骂制造自己的社会地位,迫使意志薄弱的庸人们忍受他无休止的鞭笞。

人们对我说,他是个好医生,但神经不正常,对人非常粗鲁无礼。

他的闲谈和笑话既不粗俗,也不平淡,恰恰相反,它们充满幽默和强烈的愤懑,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一部分也可能是他的绝望的呼声。他在研究官僚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医生,他熟知他们一切细小而隐秘的情欲,这班朋友又颟顸无知,胆小怕事,使他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对每一句话,他都要加上“一文不值”几个字。我有一次开玩笑,指出了他这句口头禅。

“这有什么奇怪的。”医生说道。“讲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我要加上这句话,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证据。你使一个人相信,杀死父亲是一文不值的事,他真的会杀死他。”

切博塔廖夫从不拒绝一两百纸卢布的小额借款。有人向他借钱,他就掏出笔记本,详细问明还钱的日期。

“现在,”他说,“我与您赌一个卢布,您不会准时还钱。”

“得了,”那人反驳道,“您把我当成什么人啦?”

“我把您当成什么人,这对您说来一文不值。”医生回答。“问题在于,这笔记本我已用了五年多,还没有一个人准时还过钱,而且几乎过期之后也不归还。”

期限过了,医生便郑重其事地找那人索取赢得的一个卢布。

彼尔姆有个包税商要出卖一辆旅行马车,医生去见他,一口气讲了下面一席话:

“您出售马车,我要买它;您有钱,是百万富翁,因此大家尊敬您,我也因此来向您表示敬意。您是一个富翁,卖不卖马车,对您说来一文不值;我非常需要它,可是我的钱不多。您想利用我的急需刁难我,一辆马车索价一千五百卢布;但我能给您的是七百卢布,我只得每天来跟您纠缠;过了一星期,您会让到七百五十或者八百卢布,那么何必多此一举?我现在就可以付钱给您。”

“不必多此一举。”诧异的包税商回答,出售了马车。

切博塔廖夫这种玩世不恭的轶事多得很,我再讲两件4。

“您信不信催眠术?”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相当聪明和有学问的太太这么问他。

“您所谓的催眠术是指什么呢?”

太太讲了一通,大抵是些无稽之谈。

“我信不信催眠术,对您说来一文不值,但您要是愿意,我不妨跟您谈谈我在这方面看到的一些情形。”

“请讲吧。”

“那么您得注意听我讲。”

于是他开始讲他认识的一位哈尔科夫医生的实验,讲得栩栩如生,非常有趣。

他讲到一半,仆人端着盘子送小吃来了。他退下时,太太对他说:

“你忘了拿芥末来。”

切博塔廖夫住口了。

“您只管往下讲,往下讲,”太太说,已经有些胆怯了,“我在听呢。”

“他有没有忘了拿盐来?”

“您在生我的气啦。”太太又说,脸红了。

“没有的事,您放心好了;我知道,您是在注意听,但我也知道,妇女无论怎么聪明,无论谈的是什么,总不能超出厨房的范围,因此我为什么偏偏要对您生气呢?”

在波利叶伯爵夫人的工厂里,也是他担任医生。有一个小厮,是个农奴,他很喜欢,要他去当仆人。小厮同意了,但管理员说,未经伯爵夫人许可,他不能放他走。切博塔廖夫写信给伯爵夫人。她命令管理员交出身份证,但有个条件:切博塔廖夫要为小厮预付五年代役金5。他收到这答复,马上又写信给伯爵夫人,表示接受这个条件,但是请她先解答一下他的疑难问题:如果恩克彗星6在横穿地球轨道时把小厮带走了,他向谁去要回付出的钱,而这事在到期前一年半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动身去维亚特卡的当天清早,医生来了,先是讲了句傻话:

“您像贺拉斯,唱了一次歌,到现在还得东奔西走。”7

然后掏出小本子,问我路上要不要用钱。我谢谢他,回绝了。

“您为什么不要呢?这对您是一文不值的。”

“我有钱。”

“世界终于变坏了。”他说,然后打开笔记本写道:“行医十五年来,我第一次遇到不要钱的人,而且这人正要出远门。”

胡闹完毕,他坐到我的床边,认真地说:

“您是在到一个可怕的人那儿去。要提防他,尽量与他疏远。如果他喜欢您,那就说明大家要讨厌您了;如果他恨您,那么他会把您弄得走投无路,对您造谣中伤,诽谤诋毁,反正什么都干得出,这在他是一文不值的。”

这时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它的真实性后来我有机会在内政部的档案中查对过,证明完全属实。

秋法耶夫与一个穷官吏的妹妹公开私通。哥哥遭到了人们嘲笑,想阻止他们来往,扬言要写状子向彼得堡告发;总之,闹得满城风雨,以致一天警察逮捕了他,把他当作疯子送交省政府审查。

省政府,法庭庭长,卫生局局长(一个深受民众爱戴的德国老头儿,与我也有一面之交),全都断定彼得罗夫斯基是疯子。

我的那位医生认识彼得罗夫斯基,为他治过病。大家按手续也向他征求意见。他对卫生局长说,彼得罗夫斯基根本不是疯子,应该对案件重新审查,否则他要继续申诉。省政府并无异议,不幸的是,彼得罗夫斯基在疯人院中死了,没有活到指定的复审日子,尽管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

事情报到了彼得堡。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为什么不是秋法耶夫呢?)被逮捕了,开始进行秘密侦讯。供词是按照秋法耶夫的授意编造的,他在这件案子中大显了身手。为了一劳永逸了结此案,逃脱再度被迫前往西伯利亚旅行的危险,他唆使彼得罗夫斯基的妹妹供称,她的哥哥与她争吵是从某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她由于年轻无知,受了引诱——她是在亚历山大皇帝銮驾经过彼尔姆时失身的,后来还为此从索洛姆卡将军手中领到了五千卢布。

亚历山大的行为向来就是这样,因此这话并无漏洞。要落实这事却不容易,至少会闹得沸沸扬扬,出丑露乖。对本肯多夫伯爵提出的问题,索洛姆卡将军回答道,他手里经过的钱如此之多,他想不起这五千卢布了。

在普希金的《埃及之夜》中,那位即兴诗人说过一句话:“在女皇身边,他们是很多的!”8……

就是这位阿拉克切耶夫的得意门生,克莱恩米赫尔的知心朋友,马戏团小丑,流浪汉,抄写员,秘书,慈悲为怀、大公无私的省长,把健康的人关在疯人院里置之死地,为了转移尼古拉皇上的视线而造谣诽谤亚历山大皇上的人,现在却要来教育我如何奉公守法了。

他可以决定我的命运。只要他向内务部汇报几句无中生有的谰言,我就会给赶往伊尔库茨克省的什么地方。而且何必汇报?他本人就有权命我移居任何穷乡僻壤,如卡依或察列沃-桑楚斯克那样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秋法耶夫曾把一个波兰青年送往格拉佐夫,原因仅仅是夫人们宁可与这个青年跳玛祖卡舞,却不肯作他省长大人的舞伴。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9便是这样从彼尔姆给遣送到上图里耶的。上图里耶在深山中,冰天雪地,虽然属于彼尔姆省,但是从气候看与别廖佐夫相仿,从荒凉的程度看甚至超过别廖佐夫。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属于贵族浪子中恶劣的一类。这种人今天已经绝无仅有。他在彼得堡胡作非为,在莫斯科胡作非为,在巴黎仍然胡作非为。

他的一生就是这么消磨的。这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伊斯梅洛夫10,一个没有在雷斯科沃隐藏逃亡农奴的格鲁津斯基公爵11,也就是说他任性,粗野,玩世不恭,令人讨厌,是一种贵族与小丑的混合物。后来他胡闹得实在过了分寸,这才给撵到彼尔姆来作寓公。

他驾临时坐了两辆马车,一辆上是他和一条狗,另一辆上是他的法国厨师和几只鹦鹉。彼尔姆对这位贵客是欢迎的,不久全城的人就拥进了他的餐厅。多尔戈鲁科夫与一位太太勾搭上了,太太怀疑他又有外遇,一天早晨出其不意闯进公爵的卧室,发现他与一个侍女私通。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最后,变心的情人从墙上取下皮鞭,官太太看到他的意图,转身便跑;他从后面追,身上只胡乱披了一件睡衣;在平日操练部队的小广场上,他赶上了她,把吃醋的太太抽了两三鞭,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这类有趣的闹剧引起了彼尔姆朋友们的攻击,于是当局决定把四十岁的老花花公子放逐到上图里耶。行前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官员们尽管与他不和,还是出席了。多尔戈鲁科夫答应请他们吃一种闻所未闻的大馅饼。

大馅饼确实可口,转眼之间便一扫而光。当桌上只剩下一些酥皮时,多尔戈鲁科夫露出不胜感伤的神情,向客人们说道:

“我与各位分别在即,因此不惜一切招待各位。昨天我吩咐把我的加尔第杀了做馅饼呢。”

官员们吓了一跳,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用眼睛寻找那只熟悉的丹麦狗:它不见了。公爵猜到了,命令仆人把加尔第的遗骨和皮取来;肉和内脏则已装进官老爷们的肠胃。一半客人吓得病了。

这样跟朋友们开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玩笑之后,多尔戈鲁科夫才得意扬扬出发,前往上图里耶。第三辆车上载了满满一大筐鸡——让驿马替他运鸡!路上他从几个驿站拿走了账簿,把它们混在一起,涂改了数字,弄得驿站长们叫苦连天,差点发疯,这些人有了账簿还常常算不清账呢。

俄国生活令人窒息的空虚和沉闷,以独特的方式与充满活力的、甚至狂风暴雨般的性格结合之后,就在我们中间培育出了各种希奇古怪的人物。

苏沃洛夫12的雄鸡叫,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狗肉馅饼,伊斯梅洛夫那种野蛮的反常举动,马莫诺夫13的半自愿精神错乱,“美国人”托尔斯泰14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径,都包含着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同一血缘的基调,只是在我们这一代,它已因教育的影响而减弱或转向其他方面了。

我见过托尔斯泰,这是在他的女儿萨拉,一个颇有诗才的、不平凡的少女刚死的时候。老头儿的外表,那飘着一绺绺白发的前额,那发亮的眼睛,那肌肉发达的身体,都让人一眼就看到,大自然赋予了他多大的能量和精力。然而在他身上,得到发展的只是疯狂的情欲,不良的癖好;这也并不奇怪:我们这里一切罪恶都可以长期通行无阻,自由发展,唯独人的感情刚一露头便会遭到摧残,人们也因此被关进警备队或者流放西伯利亚……他横行霸道,赌博,打架,残害人们,破坏家庭,接连胡闹了二十年,最后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然后像格里鲍耶陀夫说的那样,“变成阿留申人回来”15,就是说,经过堪察加半岛逃亡美国,又从那儿提出申请,要求回国。亚历山大宽恕了他,可他从回国的第二天起便故态复萌,照旧过从前的生活。他娶了莫斯科一个以嗓音闻名的吉卜赛女郎,把自己的公馆变成了赌场,整日花天酒地,整夜打牌,在小萨拉的摇床旁边演出一幕幕荒淫无耻的野蛮活剧。据说,有一次他为了证明自己打枪百发百中,命令妻子站在桌上,开枪打穿了她的鞋后跟。

最后一个恶作剧,差点把他重新送往西伯利亚。有一个小生意人从前得罪过他,他把他抓到家中,缚住手脚,拔掉了一颗牙齿。这样的事便发生在十年或十二年前,谁能相信呢?小生意人写状子告他。托尔斯泰买通了警察,买通了法院,小生意人以诬告罪名被关进了监狱。这时一个著名的俄国文学家尼·菲·帕夫洛夫16在监狱委员会任职。小生意人把案情讲给他听,没有经验的官员提起了公诉。托尔斯泰真的害怕了,显然他很可能因而判罪,但俄国的上帝是伟大的!奥尔洛夫伯爵17给谢尔巴托夫公爵18发了一份秘密公函,希望后者推翻该案,以免低等阶层对高等阶层取得如此直接的胜利。奥尔洛夫伯爵提议免去尼·菲·帕夫洛夫的职务……这几乎比拔掉牙齿更骇人听闻。我当时在莫斯科,熟识这个不够谨慎的官员。现在我们还是回头谈维亚特卡吧。

省政府的办公厅比监狱还糟得多。它叫人不能忍受,这倒不是由于日常事务太繁重,而是这个腐朽的环境散发的气息,使人觉得好像待在狗洞里,愚蠢而可怕地浪费光阴。阿列尼岑并不欺侮我,反而出乎我的意料,对我十分客气。他是喀山中学的学生,因此在我这个莫斯科大学学士面前不免谦让几分。

办公厅中有二十名文书,大部分没受过一点教育,也没任何道德观念。他们是文书或秘书的儿子,从摇篮起已养成习惯,把办公当作捞钱的捷径,而农民则是带来收益的沃土。他们出售一份证书,收二三十个戈比,为了一杯啤酒弄虚作假,丧尽天良,干尽坏事。我的听差不再上“弹子房”,他说这些官老爷比谁都会舞弊,可又不能教训他们,因为他们是官。

这些家伙只因有了官衔,才没遭到我的仆人痛揍,可我却不得不天天跟他们坐在一起,从早上九点坐到两点,从五点坐到晚上八点。

除了阿列尼岑这位办公厅总负责人,我还有我所属科的科长,这人也不算坏,只是嗜酒如命,不通文墨。我的科里还有四个文书,跟他们不能不讲讲话,寒暄几句,跟别的科里的人也一样。不用说,我稍一不慎,这些人或迟或早就会为我的“傲慢”设下圈套陷害我,即使不这样,我也无法一天几个小时面对着同样几个人一言不发,默不作声。而且不应忘记,外省人总想结交外地来客,尤其是京城来的,何况这人背后还隐藏着一段有趣的经历呢。

在这个受罪的地方坐了一整天之后,有时我回到家中简直神志不清,头昏脑涨,瘫痪在沙发上,又累又委屈,不能再做任何工作,从事任何活动。我衷心怀念我那克鲁季茨的斗室,它那煤气和蟑螂,那站在门口的宪兵和门上的铁锁。我在那儿是自由的,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打扰;那儿没有下流的谈笑和无耻的官吏,没有卑鄙的思想和粗暴的感情,有的只是死一般的沉寂和驱赶不散的闲暇。每逢我想起饭后又得上班,明天还得上班,心头就不由得充满愤怒和绝望;为了忘记烦恼,我开始喝葡萄酒和伏特加了。

有的同事还会“顺路”拐进我的屋里闲坐,聊天,直到规定的时间才去上班……

然而过了几个月,我在办公厅里的处境改善了一些。

时间长而力量均衡的迫害,不符合俄国人的性格,除非其中杂有个人因素或金钱利益。这完全不是因为政府不想把人置之死地,而是由于俄国人一向虎头蛇尾,敷衍了事。俄国当政诸公大抵粗野,无耻,暴虐,稍一不慎就会遭到他们的毒手,然而这种打击往往半途而废,持之以恒不合他们的脾胃,他们缺乏耐心,也许因为这么做,他们并无私利可图。

起先是心血来潮,一方面为了表示忠心,另一方面为了表示手握生杀大权,乱干蛮干,干了一会儿便逐渐松手,不加理会了。

办公厅里也是这样。那时内务部忽然发了统计狂,命令各地成立统计委员会,颁布了提纲,这份提纲恐怕在比利时和瑞士也是无法兑现的。提纲附有各种别出心裁的表格,要统计最高数,最低数,平均数,还有从十年的复杂情况得出的各项结论(而它们根据的资料至少是一年以前收集的!),以及道德评价、气象记录等等。对委员会和资料编辑工作,上面没有拨一文钱。做这一切应该是出于对统计的爱好,通过各县警察局进行,然后送交省政府办公厅整理汇总。但办公厅本来已经公事堆积如山,地方警察局又一向讨厌和平的理论工作,因此都把统计委员会看作无用的奢侈品,看作内务部在寻开心。然而又不能不提出工作报告,呈交表格和结论。

这件事成了整个办公厅的大难题,看来简直无法完成;但是谁都不敢表示异议,免得自讨没趣,受到申斥。我答应阿列尼岑编写绪论和开头部分,制定表格式样,保证栏目清楚醒目,有外文字,还有引文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得准许我在家中,而不是在办公厅干这项繁重的工作。阿列尼岑请示秋法耶夫后,答应了我的条件。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开端部分,由于目前没什么好谈,我谈了要求和计划。阿列尼岑看后,向我连声道谢。秋法耶夫本人也认为章法高明。统计工作就这么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却交给我负责了。从此我摆脱了抄写公文的劳役,我那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科长几乎变成了我的属员。阿列尼岑只是考虑到规章制度,才要求我每天上办公厅坐一两个钟头。

为了说明认真的统计根本不可能,我不妨从县辖市卡依送来的表格中摘录几点。那里除了各种废话以外,是这么填写的:“溺毙者——二人;溺毙原因不明者——二人”,而在总数栏中写的是“四人”。在重大事故栏中记了下面这一则悲惨事件:“某某,市民,因食用烈性饮料精神失常,自缢身亡。”在居民的道德面貌一栏中写道:“卡依市内并无犹太人”。对于有没有拨款修建教堂、市场、养老院的问题,回答是这样的:“为修建市场拨款——没有”……

统计从办公厅的劳役中拯救了我,却在我与秋法耶夫的私人关系上引起了不幸后果。

有一个时期,我很讨厌这人,然而这早已过去,何况这人已经去世;他是1845年前后死在自己的喀山庄园的。现在我对他并无仇恨,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是森林中的一头野兽,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一种特殊动物,但大可不必因为他是野兽而对他生气。当初我不得不与他斗争,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所不可避免的。机会帮助了我,要不他会害得我走投无路;但是为了他没有干成的坏事而耿耿于怀,是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

秋法耶夫是单身,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了。但是在省长公馆的后院,他故意半公开地养着一个姘妇,这是他的厨师的老婆,厨师只因为是她的丈夫,给遣送到了乡下。她并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是大小官员,特别是忠于省长,即怕他陷害的官员,都成了“红极一时”的厨子老婆小朝廷上的臣子。他们的太太小姐们虽不声张,却经常在夜间偷偷拜访她。这位姘妇继承了她一位飞黄腾达的前辈——波将金的衣钵,掌握了一种手腕:她了解老头儿的性子,担心失宠,因此主动为他物色并不危险的对手。老头儿感激涕零,用依依不舍来报答这种俯就的爱,两人因而相处得融洽无间。

秋法耶夫整个上午都在省政府办公,诗的生活开始于三点钟。晚餐对他不是一件小事。他讲究口腹之欲,而且要有人一起进膳。他的厨房总是准备十二个人的饮食;如果客人不到一半,他会闷闷不乐;如果只有两人,他会感到不幸;如果一个也没有,他就近乎绝望,只得到杜尔西内娅19屋里与她对酌。找一些客人,把他们的肚子填饱,这不是难事,但他的官场身份和下级对他的畏惧,使他们不能无拘无束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饭馆。他的座上客只能限于高级文官,机关首长之类,而这些人半数与他争吵过,不能获得他的好感;此外就只是稀有的过路旅客,富商巨贾,包税人,以及具备某种“资格”的怪物,也就是路易-菲力普曾企图引进大选中的那类角色。20理所当然,我是维亚特卡的第一号怪物。

因“思想问题”被放逐到边远城市居住的人,大家有些怕,但从来不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凡人。外省对“危险分子”发生兴趣,正如妇女对著名的洛弗莱斯21,男人对交际花感到兴趣一样,彼得堡的官僚和莫斯科的阔佬,见了他们赶紧回避,外省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却不是这样。

因12月14日事件被流放的人享有极高声誉。官员们每到新年,首先登门拜访尤什涅夫斯基22的遗孀。枢密官托尔斯泰23视察西伯利亚时,从流放的十二月党人那里搜集材料,用这些材料检察官员们呈送的报告。

米尼赫24坐在佩雷姆的塔楼里,指挥托博尔斯克的省政。凡有重大事务,省长们都得登门向他求教。

老百姓对流放者更少敌意,他们大多站在受害者一边。到了西伯利亚边境,“流放犯”一词消失了,换了“不幸者”的名称。在俄国人民眼中,法庭的判决无损于一个人的声誉。从彼尔姆省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都有农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万一“不幸者”从西伯利亚秘密逃亡,随时可以取食。

谈到流放者,顺便说一下,过了尼日尼,就会遇到流放的波兰人,过了喀山,他们的人数便迅速增加。在彼尔姆有四十来个,在维亚特卡不少于此数。此外,每一县城都有几个。

他们的生活完全与俄国人隔绝,与居民不发生任何瓜葛;但他们自己彼此极为融洽,贫富之间经常互通有无,亲如手足。

我看到,当地居民对他们既不抱敌意,也没有特殊的好感,只是把他们看作一般的外地人——这也难怪,他们几乎没有一人懂得俄语。

一个固执的萨尔马特老人25(他曾在波尼亚托夫斯基26手下当过枪骑兵军官,参加过拿破仑的一部分军事行动)1837年获得批准返回自己在立陶宛的庄园。动身前夕,老头儿邀请我与几个波兰人一起用饭。饭后,这位骑兵军官擎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拥抱着我,用军人的直爽态度在我耳边说道:“为什么您是俄国人啊?!”我没有回答什么,但这句话却深印在我的心中。我明白,这一代人是不可能解放波兰的。

从科纳尔斯基27开始,波兰人已完全改变了对俄国人的看法。

一般说,流放的波兰移民没有受到欺压,但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物质状况是可怕的。政府发给这些人每人每月十五纸卢布,这点钱得付房租、衣食和烤火费。在比较大的城市,如喀山和托博尔斯克,可以靠教书、开音乐会、在舞会上演奏、画肖像、办舞蹈训练班等等,多少挣些钱。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这些办法就行不通了。尽管这样,他们从不向俄国人乞求任何东西。

被秋法耶夫请到他那西伯利亚式酒席上吃大鱼大肉,对我是一种真正的惩罚。他的餐厅与他的办公厅是一路货色,只是形式不同,少脏一些,但更鄙俗,因为它披上了一件亲善的、而不是暴力的外衣。

秋法耶夫对自己的客人都了如指掌,他瞧不起他们,有时甚至翻脸不认人,通常对他们的态度也像主人对自己的狗一样:有时过分亲热,有时又蛮不讲理,失去一切分寸。尽管这样,他还是邀请他们吃饭,而他们怀着又怕又喜的心情去赴席,在那里低声下气,吹牛拍马,巴结奉承,赔尽笑脸,真是丑态百出。

我为他们脸红,为他们害羞。

我们的友谊没有维持多久。秋法耶夫很快就猜到,我不可能与维亚特卡的“上流”社会打成一片。

过了几个月,他已对我不满,又过了几个月,他便开始恨我,我不仅不再赴宴,而且绝不再登他的大门。皇太子28经过那儿,才使我摆脱了他的迫害,这事我们以后再谈。

同时必须指出,起先我既没有做过一件事想赢得他的好感,成为他的座上客,后来我也没有做过一件事值得他痛恨和仇视。他不能容忍我,只是因为我虽然绝不傲慢,却要保持独立的人格。我对他始终不亢不卑,他却要我奴颜婢膝。

他把权力看作命根子,这是他吃尽辛苦换来的;他不仅要求服从,而且要求保持绝对驯服的外表。不幸他这特点是颇具民族特色的。

地主对奴仆说:“住口!我容不得你顶嘴!”

局长气得脸色发白,向反驳他的官员指出:“您太放肆了,忘记您是在跟谁讲话了吗?”

皇帝为几句“逆耳之言”把人们流放西伯利亚,为几句诗把人们关进监狱。这三种人都宁可宽恕盗窃和贪污,杀人和抢劫,却不允许为保持人的尊严而高傲不屈,为直抒己见而悖逆不驯。

秋法耶夫是沙皇的真正忠臣,他受到了重视,但还不够。在他身上,拜占庭的奴隶精神与官僚机构的等级观念获得了非常和谐的统一。在上司面前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与对下属的苛刻压制,是并行不悖的。他可能成为文职的克莱恩米赫尔,他的“忠贞之心”同样可以战胜一切29;他也会用人的尸体作泥灰涂墙壁,靠人的肺吹干宫殿;对于工兵部队中不肯告密的年轻人,他也会鞭打得更厉害。

秋法耶夫对一切贵族隐藏着强烈的憎恨,这是从痛苦的经历得来的。对于秋法耶夫,阿拉克切耶夫的苦役式办公厅是第一个避风港,第一次的解放。从前,上司从不请他在椅上坐下,净派他干些无关紧要的差事。他在军需部门任职时,军官们照部队的方式欺侮他,一个上校甚至在维尔诺的大街上用鞭子抽他……这一切都在这位抄写员心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现在他当了省长,该轮到他来欺压别人,不给椅子坐,直呼姓名,毫无必要地大声呵斥了。有一次,他甚至把几个世袭贵族送交法庭审问。

秋法耶夫从彼尔姆给调到了特维尔。当地的士绅虽然谦让恭敬,善于奉承,还是忍受不了。他们要求内务大臣布卢多夫调走他,布卢多夫派他当了维亚特卡省长。

于是他又获得了适宜的土壤。官员们和包税商们,企业主和官员们——在这些人中间他如鱼得水,逍遥自在,他们见了他无不战战兢兢,肃然起立;大家请他喝酒,请他赴宴,看他的眼色行事;在婚礼和命名日的酒筵上,照例首先举杯祝贺:“为省长大人阁下的健康干杯!”

1 坎克林(1774—1845),俄国反动官僚。但秋法耶夫没有当过坎克林的秘书。

2 指反抗拿破仑的欧洲各国联军,阿拉克切耶夫曾任陆军大臣,当时作为亚历山大一世最信任的大臣,实际上控制着军队的一切。

3 卡里埃(1756—1794),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共和主义分子,曾由国民议会派往南特等地镇压王党叛乱,在各地大肆杀戮,因而在1794年以大批杀人罪被押上断头台。

4 这两件趣事在初版中是没有的,1858年对初版进行修订时,我才想起它们。——作者注

5 在农奴制度下,农奴外出做工等等,必须向地主缴纳代役金。

6 由德国天文学家恩克测定周期(约3.3年)的彗星。

7 这句话带有文字游戏性质,这里译作“东奔西走”的俄文原文的意思是迁移、调动,也可解作翻译。贺拉斯作为古罗马的著名诗人,他的诗歌一旦写成之后,便被不断传诵,一再翻译成各种文字。因此这句话如果直译便是:“您像贺拉斯,唱了一次歌,到现在还在被翻译(被押送和调动)。”

8 原文是意大利文,句中“他们”是指情人。

9 当时一个退职的陆军大尉,1831年被放逐到维亚特卡,后又转移到彼尔姆。

10 伊斯梅洛夫(约1764—1834),俄国将军,梁赞省的大地主,以残酷压迫农民闻名。

11 格鲁津斯基(1762—1852),俄国大地主,以残酷和专横闻名。他把各地逃亡的农奴藏在雷斯科沃县的庄园上,作为自己的农奴役使。

12 苏沃洛夫(1730—1800),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军事学家。他喜欢装雄鸡叫,捉弄拘泥古板的大臣们。

13 马莫诺夫(1790—1863),俄国伯爵,早年参加十二月党人的“幸福同盟”,1817年后得了精神病,一直隐居在自己的庄园中。

14 费·伊·托尔斯泰(1782—1846),富有的地主,冒险家,曾逃亡美国,因而被称为“美国人”,有不少轶事流传民间。

15 引自《聪明误》第四幕第四场列彼季洛夫的独白。

16 帕夫洛夫(1805—1864),俄国作家和杂志编辑。他出身于农奴家庭,早年倾向民主,曾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提出过严肃批评。

17 指阿·费·奥尔洛夫。

18 谢尔巴托夫(1776—1846),俄国将军,当时任莫斯科总督。

19 《堂吉诃德》中的一个乡下女子,被堂吉诃德当作公主和自己的情妇。

20 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曾提出选举改革法案,其中规定学位可作为选举资格之一,凡获得学位的人可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21 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著名小说《克拉丽莎》的男主人公。

22 尤什涅夫斯基(1786—1844),十二月党人,曾任沙皇军需大臣,1825年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他死后,他的妻子继续在西伯利亚住了十多年。

23 尼·托尔斯泰(1792—1854),沙皇大臣,“美国人”托尔斯泰之弟。

24 米尼赫(1683—1767),原籍德国,1721年起在俄军供职,曾任俄军总司令及元帅等。1742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佩雷姆城,1762年赦回。

25 萨尔马特人是古代的游牧民族,今已绝迹,他们的活动地区在今波兰和伏尔加河以西一带,因此波兰的民族运动者称自己为萨尔马特人。

26 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波兰军人,1764至1795年间的波兰国王。

27 科纳尔斯基(1808—1839),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过1830年的波兰起义。他主张俄国人与波兰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

28 指尼古拉一世之子亚历山大,1855年后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29 尼古拉一世赐给克莱恩米赫尔的伯爵纹章上有一句题词:“忠贞之心胜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