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拉夫连季耶维奇·维特贝格

在这些畸形的和猥琐的、卑鄙的和丑恶的人物和场面、事件与标题之间,在这些森严的衙门和官僚的天地之中,我想起了一个艺术家忧郁而高尚的形象,这人是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下毁灭的。

沙皇的魔掌不仅把天才的作品掐死在摇篮中,不仅葬送了艺术家的创作才华,把他送进法律的罗网和警察的陷阱,而且企图在剥夺最后一块面包的同时,污蔑他清白的声誉,加上贪污盗窃的罪名。

摧残和侮辱了亚·拉·维特贝格之后,尼古拉又把他流放到了维亚特卡。我便是在那里遇见他的。

两年半中,我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朝夕相处,看到在迫害和不幸的重压下,这个刚强的人怎样消沉下去,成为衙门和兵营的专制统治的牺牲品;这个专制统治麻木不仁,是用招兵的尺码和公文的标准衡量世上的一切的。

不能说他毫不反抗,坐以待毙,他倔强地挣扎了整整十年;流放出来时,他还抱着战胜敌人的希望,想证明自己无罪,总之,那时他还准备战斗,他有他的计划和意图。但是在这里他明白,一切都完了。

也许,他对这个发现本可处之泰然,但是他的身边站着妻子儿女,而前途只是遥遥无期的流放,贫困和饥馑,于是维特贝格的头发一天天迅速变白了,人也一天天迅速衰老了。两年后,我离开维亚特卡与他分手时,他至少老了十年。

这里要讲的就是他漫长的苦难史。

亚历山大皇帝不相信自己对拿破仑的胜利,荣誉成了他的负担,他公开把它归功于上帝的恩赐。神秘主义和阴暗心理从来就是他的主要倾向——许多人认为,这是良心的谴责1。在对拿破仑的一系列胜利之后,这种倾向在他身上更是加强了。

当“最后一名敌兵走出国界”时,亚历山大颁布诏书,许愿要在莫斯科为救世主建造一座大神庙。

全国各地都在征求图样,规定了大笔赏金。

维特贝格当时是青年艺术家,刚从学校毕业,得了绘画科的金质奖章。他的祖先是瑞典人,但他出生在俄国,起先在采矿武备学校读书。他热情洋溢,性情古怪,倾向神秘主义。读了诏书和征求图样的公告之后,他丢下一切事务,日日夜夜在彼得堡街头踯躅,一个思想折磨着他,它比他更强大,不让他安静;于是他关上门,坐在房间里,拿起铅笔伏案工作了。

艺术家没有把自己的构思告诉任何人。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到了莫斯科,专门考察这个城市和周围的地形,然后又继续工作,几个月中没人看到他,他也没向人透露自己的图样。

征稿评比的时间到了。图样很多,还有从意大利和德国送来的,我们的院士们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图。这个年轻的无名小卒也与其他人一起呈上了图纸。过了几个礼拜,皇帝才开始审阅图样。这是沙漠中的四十天,考验、疑虑和焦急等待的日子。

维特贝格那充满宗教诗意的宏伟设计,震惊了亚历山大。他站在它面前,第一次开口询问设计图的作者。拆开密封的纸条,他发现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美术学院学生的姓名。

亚历山大想见见维特贝格。他与美术家作了长谈。他那朝气蓬勃、天才横溢的议论,那充满在心头的真实灵感,那信念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在都打中了皇帝的心。“你是在用石头讲话。”他说,重又端详图样。

当天图样就得到了批准,维特贝格被任命为神庙的建筑师和修建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没有想到,他给艺术家戴上的不仅是一顶桂冠,也是一顶荆冠。

没有一种艺术像建筑术那么接近神秘主义;它是抽象的,像几何图形,又是无声的音乐,恬淡冷静,以各种象征、形象和暗示为生命。简单的线条,它们的和谐组合,节奏,数量的对比,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同时也是不完整的感觉。房屋或庙宇与塑像或绘画,诗或交响乐不同,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目的;建筑物需要有居住者,它是规划、清理出来的场所,一个环境,像乌龟的背甲,软体动物的贝壳,它的任务正是在于为精神、目的、居住者服务,正如甲壳之于乌龟相同。神庙的四壁,它的拱门和圆柱,它的大门和正面,它的屋基和房顶,必须反映它所供奉的神,正如颅骨上必然反映出大脑的曲折沟纹。

埃及人的寺庙是他们的经书。方尖碑是大路上的布道坛。

所罗门2的神殿是一部石造的《圣经》,正如圣彼得大教堂3是背离天主教的建筑标记,尘世生活的起点,人类还俗的开始。

寺庙建筑本身始终伴随着神秘的仪式、各种寓意和奥妙莫测的奉献精神。因此中世纪的建筑业者自封为某种特殊的圣徒,所罗门神殿建造者的继承人;他们组成了石工的秘密社团,后来它便发展成共济会。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学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质。基督教信仰与哲学怀疑精神,哥特式箭头形花纹与希腊式三角楣饰,宗教的圣像与世俗的美,展开了斗争。正因为这样,圣彼得大教堂才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它的宏伟规模体现了基督教冲向尘世的要求,教堂带上了异教色彩;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礼拜堂4壁上画的耶稣基督是虎背熊腰的大力士,年轻力壮的赫拉克勒斯5。

圣彼得大教堂之后,教堂建筑术完全没落了,最后只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古希腊的圆柱式建筑或者圣彼得大教堂。

巴黎也有一座万神殿,它名叫圣马德莱娜教堂6。另一座便是纽约的证券交易所。

没有信仰,没有特殊的客观情势,便很难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切新建的教堂都显得不自然,虚伪,缺乏时代精神。尼古拉和托恩7造的印度拜占庭风格的教堂,像一只五头调料盂,只是用圆球结顶代替了瓶塞;英国人用来装饰自己的城市的那些教堂,那种棱角鲜明的哥特式建筑,只能侮辱艺术家的眼睛。

然而维特贝格设计图样时的客观情势,他的个性,以及亚历山大皇帝的心情,都是异乎寻常的。

1812年的战争猛烈地冲击了俄国人的头脑,直到莫斯科收复以后很久,震动的思想和激怒的情绪还不能平静。俄国境外的变化,攻占巴黎,百日政变8,期待,谣言,滑铁卢,拿破仑的放逐海外,为战死的亲属服丧,为生者担忧,回国的军队,重返家园的士兵——这一切哪怕对最粗鲁的个性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想象一下吧,这个青年艺术家,神秘主义者,具有天赋创造力、同时又具有狂热的宗教情绪的美术家,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在皇上的号召和自己的天才的激励下,会怎样呢?

莫斯科附近,在莫扎伊斯克大道和卡卢加大道之间,有一块不大的高地,它可以俯瞰全市,这就是麻雀山,我在青年时代初期的回忆中,已提到过这个地方。整个城市铺展在它的山麓下,从山顶眺望,是莫斯科最优美的风景之一。伊凡雷帝曾站在这里啼哭,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荡子,他望着他的首都怎样在他脚下燃烧;西尔韦斯特尔神父9来到他的面前,用严峻的语言把这位天才的恶魔改造了二十年。

拿破仑带着他的大军在山下迂回时,遭到了惨败,他的溃退便是从麻雀山麓开始的。

这是敌人到达的最远点,要建造纪念1812年的神庙,难道还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吗?

但是这还太小,必须把整座山变成神庙的底层,环绕着通向河道的平野修建柱廊,然后在这三面由大自然环抱的地基上,建造第二层和第三层神庙,使三者结合成惊人的统一体。

维特贝格的神庙正如基督教的主要教理,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神庙的底层是从山中凿出的,采取平行四边形,形状像棺材,这是身体;它的前面是雄伟的正门,几乎全由埃及式圆柱支撑;它隐没在山中,隐没在未经人工雕琢的粗野的自然景物中。神殿是用高大的埃特鲁利亚10枝形烛台照明的,日光只能从第二层神庙穿过透明的基督诞生图像,隐隐射进这里。这座地下圣堂将供奉1812年殉难的全体英雄,战死者在这里受到永恒的悼念,周围的墙壁上要刻满从统帅到士兵的所有姓名。

在这棺木和墓园上面,是形状像四臂等长的希腊式十字架的建筑,它构成神庙的第二层,是伸开双臂,迎接生活、苦难和辛劳的象征。通向它的柱廊饰有《旧约》人物的雕像,入口处站着先知们,他们在殿门外向人指点着一条他们未能行走的道路。这一层内部画着全部《福音书》的故事和使徒们的事迹。

它上面是第三层神庙的圆形建筑,这构成整个神庙的顶点和终结。这一层光线充足,是神庙的灵魂,肃穆宁静,它的环形设计表现了永恒的存在。这里没有塑像,没有浮雕,只是外面围绕着一圈由天使长组成的花环,上面是一个庞大的圆顶。

我现在仅凭记忆传达维特贝格的主要构思,他的设计是周密的,连最小的细节也考虑到了,而且处处遵循基督教神正论精神,又不违背建筑学上的优美原则。

这个奇特的人把一生精力都花在这设计上。十年受审期间,他心中仍只有它;在贫困潦倒的流放生活中,他依然每天挤出几个小时献给自己的神庙。这是他的生命,他不相信它不能建造;回忆,安慰,荣誉,一切都包含在艺术家的这些手稿中。

也许在受难者死后,将来会有另一个美术家用手拂去纸上的尘埃,怀着虔诚的心公布这份建筑师的蒙难录——一个强有力的生命曾为它苦闷,为它牺牲,这个生命虽然一度充满光明,后来却在皇帝和司务长、枢密官和奴才、大臣和事务员的摧残压迫下湮灭了。

这设计是完美的,惊人的,疯狂的,正因为这样,亚历山大才选中了它,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应该付诸实施。有人说,山负担不了这座神庙。我不相信。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起美国和英国工程师的一切新技术,那种车行八分钟的隧道和链索桥等等。

米洛拉多维奇伯爵11向维特贝格建议,用整块花岗石制作神庙底层的粗大圆柱。有人向伯爵指出,从芬兰运来,运费非常昂贵。

“正因为这样,才要定购这些花岗石,”他答道,“如果莫斯科河边就有花岗岩采石场,它们造的柱子就不希罕了。”

米洛拉多维奇是军人,也是诗人,因此一般说来,他懂得诗的意境。宏伟的事物需要用宏伟的材料制作。

唯独大自然的伟大是不必付出代价的。

维特贝格的清白,有些人从未怀疑过,但是他们也攻击他,因为他的主要罪状是:他,一个没有经验的艺术家,对官场内幕一窍不通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占据主任委员的位置?他应该只担任建筑师的角色。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坐在自己房间里提出这些责备是容易的。他正因为年轻,没有经验,正因为是个艺术家,才会接受这个职务;他接受是因为他的设计被采纳之后,他认为一切都很简单了;他接受是因为皇帝亲自向他提议,鼓励他,支持他。谁不会冲昏头脑呢?……那种清醒的、稳健的、有自制力的人,在哪里呢?即使有,他们也创造不出宏伟的设计图,也不可能叫“石头讲话”!

不言而喻,维特贝格遭到了一群骗子的包围,这些人把俄国看作交易所,把当官看作赚钱的买卖,把职务看作发财的捷径。不难理解,他们是在维特贝格脚下挖洞。但是要使他落进陷阱;永远爬不出来,单单盗窃还不够,还需要一些人的嫉妒,另一些人被伤害的虚荣心从旁协助。

维特贝格在委员会中的同事是:菲拉列特总主教,莫斯科总督,库什尼科夫枢密官;所有这些人一开始就因为与一个黄口小儿共事而愤愤不平,何况这小子还敢直抒己见,不留情面。

他们与其他人一起陷害他,污蔑他,最后又无动于衷地毁灭他的一生。

神秘主义大臣亚·尼·戈利岑公爵的下台,以及随之而来的亚历山大的去世,都促成了他的失败。

由于戈利岑大臣的免职,共济会,圣经会,路德派虔信主义教会,都失势了;它们本来炙手可热,在喀山以马格尼茨基12,在彼得堡以鲁尼奇13为代表,已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致野蛮的迫害,疯狂的乱舞,歇斯底里的狂叫,闹得乌烟瘴气,无奇不有。

于是粗暴、野蛮、愚昧无知的东正教乘机抬头,占了上风。它由诺夫哥罗德修士大司祭福季带头传播,这个福季与奥尔洛娃伯爵夫人14有着某种亲密关系——当然不是肉体关系。著名的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掐死了彼得三世,女儿想为他超度亡灵,把叶卡捷琳娜从修道院没收的无数领地15,大部分赠给了福季和他的修道院,自己也疯疯癫癫,刻苦修行。

但是,不论彼得堡政府怎样更改立国的原则,怎样变换它的教义,有一点是始终不变、贯彻到底的,这就是不公正的压制和迫害。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的暴虐,现在落到了鲁尼奇们和马格尼茨基们本人身上。昨天圣经会还是道德和宗教的支柱,受到庇护和表彰,今天却关闭了,查封了,地位一落千丈,几乎与假金币差不多;《郇山通报》16昨天还被推荐给父亲们做家庭读物,现在变得比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著作更危险,遭到了查禁,它的发行人拉布津也被流放到了沃洛格达。

亚·尼·戈利岑公爵的倒台连累了维特贝格,他成了众矢之的,委员会把一切责任推给他,总主教埋怨他,总督生他的气。他的答复“狂妄自大”(在他的案件中,狂妄自大是主要罪状之一),他的属员“贪污盗窃”——仿佛在俄国还有不贪污的官员。然而可能维特贝格手下那班人贪赃枉法的事更多:他从来没有管理行政机关和高级窃贼的经验。

亚历山大命令阿拉克切耶夫调查案件。他同情维特贝格,通过自己的一个亲信转告他,他相信维特贝格是正直的。

但是亚历山大死了,阿拉克切耶夫也下台了。维特贝格的案子在尼古拉统治下马上变得对他不利了。它拖了十年,荒谬到令人难以相信。刑事法庭确认的各条罪状,最高法院推翻了。刑事法庭否定的各条,最高法院却看作罪状。国务会议则认为一切罪状均属事实。皇上“享有君主的最高特权,可以赦罪,也可以减刑”,在判决书上作了批示:流放维亚特卡。

就这样,维特贝格“因非法利用亚历山大陛下之信任,使国库蒙受损失”,被撤职流放了。据说,他个人的非法所得多达百万卢布,他的田产被没收了,一切家私都被公开拍卖,有人还散布谣言,说他把大量财产转移到了美国。

我与维特贝格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两年,直到离开维亚特卡,始终与他保持着联系。他不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家庭经常处在饥寒交迫中。

为了说明这案件和俄国的类似情况,我要引用两个细节,它们是我记得特别牢的。

维特贝格为工程需要,向商人洛巴诺夫买了一片树林。开始砍伐前,维特贝格发现了另一片树林,也是洛巴诺夫的,更靠近河道,因此提议把神庙已买下的那片树林换这片树林,商人同意了。树砍下了,木材运走了。后来又需要一片树林,维特贝格把第一片树林重新买下了。这就是所谓一片树林购买两次的著名罪状。可怜的洛巴诺夫因此入狱,死在牢里。

第二件事是我亲眼目睹的。维特贝格为神庙收购领地。他的想法是,地主的农奴随同土地一起买进之后,可为神庙提供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农民和他们的乡村也因而获得了自由,可笑那些披上了法官衣衫的地主老爷却认为,这是他在推行奴役制度!

顺便说一下,维特贝格想向我父亲买鲁兹县的一块田地,它在莫斯科河边。村里发现了大理石,维特贝格要求让他作一次地质勘察,以便确定它的蕴藏量。我父亲同意后,维特贝格回彼得堡了。

过了三个月,我的父亲得悉,开采工作已在大规模进行,以致农民的秋播地上堆满了大理石;他提出了抗议,没有人听。双方争持不下,开始了诉讼。起先,大家想把全部责任推给维特贝格,但不幸发现他从未发过任何指示,一切都是他不在的时候委员会干的。

案件到了最高法院。出乎大家意外,最高法院的判决还相当符合情理:开采的石块归地主所有,作为对被压坏的田地的赔偿。国家花在采石上的人工和费用,达到十万卢布纸币,这笔钱由签订工程合同的人负担。在合同上签字的有:戈利岑公爵17、菲拉列特和库什尼科夫。当然,他们不服,大叫大嚷。事情闹到了皇帝那里。

他有自己的法律观点。他豁免了负责人的罚款,按照印在最高法院简报上的他的批示的说法,这是因为“签字一事,各位委员并不知情”。这真是皇恩浩荡,可敬得很;假定说,总主教按职务而言应该绝对服从,那么其他两位大员对这种恩赏,为什么也缄口不言呢?

只是从哪里去弄这十万现钞呢?据说,国家财富是火烧不掉,水淹不没的——但是我们不妨加上一句:它是可以被盗窃一空的。然而不必担忧,一位侍从将军立即赶往莫斯科处理这问题了。

斯特列卡洛夫只花了几天工夫,就把一切调查清楚,理出了头绪,平息了争端,了结了案件:用地主土地上开采的石块抵充开采费用,如果地主想保留这些石块,应交纳十万卢布。对地主的特别补偿并无必要,因为他的领地已因发现新资源(要知道,这是宝藏呀!)而提高了价值;至于农民遭到破坏的庄稼,那么按照彼得一世颁布的关于水淹的牧场和踩坏的刈草地的规定,一俄亩发给若干戈比。

在这个案件中,实际受到处罚的是我父亲。不用说,开采大理石这件事,责任仍落在维特贝格身上。

……维特贝格流放后过了两年,维亚特卡的商人打算造一座新教堂。

为了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事物上扼杀任何独立精神、个性、幻想和自由,尼古拉颁布了一整本钦定的教堂正面图样。谁想修建教堂,只能从官方的图样中选择一种。据说,他还禁止编写俄国歌剧,因为连他的第三厅的侍从武官利沃夫18写的歌剧,也一点不合他的意。但这还不够,他应该颁布一部钦定的曲调大全。

维亚特卡的商界领袖翻阅了“法定”的图样,居然有勇气不同意皇上的口味。他们呈上了自己的图样,尼古拉看后大为惊叹,批准了它,并指示省政当局,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歪曲建筑师的意图。

“这个图样是谁设计的?”他问御前大臣。

“维特贝格,陛下。”

“怎么,就是那个维特贝格?”

“就是那个人,陛下。”

这样,运气突然变了,维特贝格获得了返回莫斯科或彼得堡的许可。他要求为自己申辩,遭到了拒绝。他设计了一张成功的图样,皇上便下令让他回去,仿佛他犯的罪是有人怀疑他的艺术才能……

他在彼得堡穷得朝不保夕;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但彻底失败了。他曾为此找亚·尼·戈利岑公爵协助,公爵认为不宜旧事重提,劝维特贝格向皇太子提出申请,要求经济上给予补助。他答应与茹科夫斯基19一起从中斡旋,让皇太子赏他一千银卢布。

维特贝格拒绝了。

1846年初冬,我最后一次去彼得堡,见到了维特贝格。他异常消沉;从前他对他的仇敌充满愤怒,曾得到我的赞美,现在连这种仇恨也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也不再为摆脱自己的困境做什么。平静的绝望伴着他度过晚年,生命力已从他身上消失。他等待着死亡。

如果这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所希望的,那么他可以满足了。

这位受难者还活着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怀疑。

我与他分别时,他对我说:“如果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我会离开俄国,到世界各地流浪;我要把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挂在脖子上,心安理得地向过路人伸出亚历山大皇帝握过的手,向他们讲我的设计图和俄罗斯艺术家的命运!”

受苦的人啊,你的命运全欧洲都会知道,我向你保证这一点。

与维特贝格的交往,大大减轻了我在维亚特卡的寂寞生涯。他的举止严肃开朗,有一种庄重的气质,这使他的外表有些像教士。他的心地非常纯洁,一般说来他不喜爱享乐,倒是更倾向禁欲主义;但是他的严峻丝毫没有使他丧失一个艺术家丰富豪迈的天性。他赋予了他的神秘主义以生动活泼、富有诗情画意的优美色彩,使你不敢提出反驳,不忍驱散和破坏他想象中那些若隐若现的形象,那些朦胧的画面。

维特贝格的神秘主义一部分来自他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这是那种冷静思考的富于幻想的天性,正如我们在斯维登堡20身上看到的一样,它有些像挪威冰山雪岭上阳光的强烈反射。

维特贝格对我发生了影响,但是我的现实精神还是占了上风。我注定了无法上升到三重天上,我生来完全是一个人间的人。桌子不会在我的手下旋转,圆环也不会在我的视线下摇晃21。思想的日光比幻觉的月光对我更为亲切。

但正是在我与维特贝格一起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神秘主义。

离别,流放,我收到的信中22那热烈的宗教精神,充斥在我心头的越来越强烈的爱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忏悔感23——这一切都帮助了维特贝格。

以后还有两年,我处在神秘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它来自《福音书》和卢梭的学说,我的思想方式接近皮埃尔·勒鲁24一类法国思想家。

奥加辽夫比我更早卷进神秘主义的漩涡。1833年他就开始为黑贝尔25的圣乐《失乐园》写歌词。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失乐园的思想包含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可见那时他也认为,正在寻找的理想的乐园已经失去了。

我在1838年写的几个历史场景26,充满社会主义宗教精神,那时我把它们称作戏剧。在一个剧本中,我表现了古代世界与基督教的斗争,在这里,保罗27进罗马时救活了一个死去的少年。另一个剧本表现了官方教会与贵格会28的斗争,以及威廉·佩恩29之远赴美国新大陆。30

科学的神秘主义很快取代了我的基督教神秘主义。幸而我也摆脱了这第二种神秘主义。

但是回到我们低微的赫雷诺夫城31来吧——不知为什么,除非是出于照顾芬兰族的家乡观念,叶卡捷琳娜把它的名字改成了维亚特卡。

我在维亚特卡这个穷乡僻壤过着流放生活;在这肮脏的官僚世界,这阴森的远方,我离开了一切亲爱的人,毫无保障地听凭省长的支配,但是在这里我也度过了不少美妙神圣的时刻,接触了许多热烈的心和友好的手。

现在你们在哪里呢?我的生活在冰雪下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怎样了?我们阔别二十年,大概你们像我一样老了,你们的女儿已经出嫁,你们自己也不再整瓶地喝香槟,用高脚玻璃杯喝果子酒了吧。你们中间谁富裕了,谁破产了,谁做了官,谁瘫痪了呢?主要是,你们谁还记得我们那些大胆的谈话,还保持着当年的爱和愤怒,保持着那些激烈跳动的心弦?

我还是那样,这是你们知道的;我想,我的消息会从泰晤士河边传到你们那里。有时我想起你们,总感到亲切温暖;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些信,其中有几封是我非常宝贵的,我喜欢一再读它们。

1838年1月26日,一个青年32写信给我道:“我现在非常苦闷,我向你承认这一点,我不感到羞愧。为了你号召我过的那种生活,帮助我吧,用你的教导帮助我吧。我希望学习,给我指定几本书吧,随你指定什么都成,我要尽力做我能做的一切,让我看到出路吧——如果你抛弃我,这是有罪的。”

我走后不久,另一个人写信给我道:“我感谢你,正如农夫感谢雨水使他缺乏养料的土地恢复生机一样。”

我不是出于虚荣心引用这些字句,而是因为我珍重它们。为了这些青年人的呼声和青年人的爱,为了这种在他们心头激发的苦闷,是可以容忍九个月的监禁和维亚特卡的三年流放生涯的。

那时莫斯科的邮车一星期到达维亚特卡两次;我怀着多么激动的心情在邮局旁边等待分拣信件,多么焦急地扯掉火漆印,在家乡的来信中寻找,有没有用纤细娟秀的笔迹写在精美的小信纸上的信。

我不在邮局读信,却悄悄走回家中,尽量拖延拆阅的时间,我陶醉在一个思想中:信收到了。

这些信全都保存着。我把它们留在莫斯科。我多么想重读一遍,又多么怕看到它们33……

信比回忆更丰富,它凝结着事件的血肉,这是往事本身,事物的本来面目便保留在信上,那是不朽的。

……何必再去翻阅、观看、接触它们,用苍老起皱的手抚摩自己的结婚礼服呢?……

1 亚历山大的父亲保罗一世因采取敌视英国的政策,引起地主贵族的不满,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死。亚历山大参与了这次政变,他是在父亲的血泊中登基的。

2 公元前十世纪的以色列国王,以智慧著称,曾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上建造规模巨大的圣殿。

3 在罗马梵蒂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因此已背离了中世纪精神。

4 罗马梵蒂冈宫的教皇礼拜堂,米开朗琪罗在这里作有拱顶画和壁画《最后的审判》。

5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和大力士。

6 万神殿是古罗马的著名建筑,正面有科林斯式列柱门廊。圣马德莱娜教堂建于19世纪初,本为庆祝拿破仑胜利的纪念堂,建筑式样仿照万神殿,也以科林斯柱廊为特点。拿破仑失败后,纪念堂改为教堂。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是在19世纪初按照这种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

7 托恩(1794—1881),俄国建筑师。维特贝格被放逐后,尼古拉一世用托恩设计的图样,建成了救主基督大教堂。

8 指拿破仑重返巴黎的短暂时期(1815年3月20日他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战败,第二次退位止)。

9 俄国的著名神父,约生于15世纪末,死于16世纪60至70年代。他曾任莫斯科布拉戈维申斯克大教堂大司祭,后成为伊凡雷帝的忏悔师,对俄国历史发生了很大影响。

10 指意大利北部地区。埃特鲁利亚枝形烛台是一种雕花柱子型的高大烛台。

11 当时的彼得堡总督。

12 沙皇的反动官僚,神秘主义者,1820至1826年任喀山学区总监。

13 沙皇的反动官僚,神秘主义者,1821至1826年任彼得堡学区总监。

14 即本书第五章中提到过的安娜·奥尔洛娃伯爵夫人,十二月党人米·费·奥尔洛夫的堂姐。她的父亲阿·格·奥尔洛夫年轻时是彼得堡的近卫军军官,1762年叶卡捷琳娜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她的丈夫彼得三世,登上帝位,在这次政变中,奥尔洛夫是她的主要助手。

15 叶卡捷琳娜女皇于1764年发布命令,没收教会的土地。后来她又把这些土地分赐给她的亲信大臣。

16 一种神秘主义刊物。

17 指当时任莫斯科总督的德·弗·戈利岑。

18 利沃夫(1798—1870),俄国作曲家,曾在第三厅当过本肯多夫的副官。

19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当时任皇太子的教师。

20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晚年主要从事神学研究,倾向神秘主义,他的宗教思想发生了深远影响。

21 当时欧洲神秘主义风行一时,这些都是神秘主义者玩弄的反理性现象。

22 指纳塔利娅写给赫尔岑的信。

23 指赫尔岑对梅德维杰娃的感情,见本书第三卷第二十一章。

24 勒鲁(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年倾向圣西门主义,后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

25 黑贝尔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作者注黑贝尔(1787—1843),原籍德国,1817年后在莫斯科教授音乐,曾作赫尔岑之兄叶戈尔的音乐教师。

26 指赫尔岑1838至1839年在弗拉基米尔写的《罗马小景》和《威廉·佩恩》。

27 指《圣经》中的使徒保罗,他救一个少年复活的事,见《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28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又称“公谊会”或“教友派”,在教会内反对一切烦琐的仪式,与英国国教对立。在政治上提倡和平主义,反对暴力和战争。

29 威廉·佩恩(1644—1718),又译彭威廉,英国基督教贵格会领导人之一,政治活动家。后为贯彻自己的信仰,赴美洲开拓宾夕法尼亚州。

30 不知为什么,我想用诗体写这些短剧。大概我认为任何人都能用五音步抑扬格无韵体写诗,因为波戈金也在写。1839年或1840年,我把两本稿子交给别林斯基,安心地等待他的称赞。但第二天别林斯基退回了原稿,还附了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请你叫人把句子连在一起,重抄一遍,不要分诗行,那时我才愿意读它。现在我总想到它是诗,因而读不下去。”别林斯基给两本戏剧习作判了死刑。一报还一报。1841年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关于文学的长篇对话。在狄索的餐馆中,几个好朋友一起吃饭,他问我:“我最近的文章,你喜欢不喜欢?”我答道:“非常喜欢,你讲的一切都很对,但是请问,你怎么耐烦跟这个人谈了两个小时,没有一开始就看出他是个傻瓜?”别林斯基捧腹大笑:“真的这样,老弟,你打中了我的要害!这人确实是个大傻瓜!”——作者注波戈金(1800—1875)是俄国一个平凡的作家和杂志编辑,思想保守。

31 即维亚特卡。

32 指当时维亚特卡的中学教师斯克沃尔佐夫。

33 这时赫尔岑的夫人已经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