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3月3日和5月9日1

上午我写信;写完后,我们坐下用膳。我没有吃,我们谁也不讲话,我心头沉重得受不了。这是四点多钟,七点钟马车就来了。明天午膳后他已在莫斯科,可是我……我的脉搏每分钟都越跳越快。

“您听着,”最后我对哥哥说,眼睛望着盘子,“您带我上莫斯科好吗?”

哥哥放下叉子,看看我,似乎怀疑他是不是听错了。

“您把我当作仆人,带我通过城门,其他就不用您帮忙了,同意吗?”

“可是我……好吧,只是你以后……”

这已经太迟了,他的“好吧”深入了我的血液,我的脑髓。本来只是一闪而过的思想,现在变得根深蒂固了。

“这不必多谈,反正什么都可能发生——那么,您同意啦?”

“我没什么,真的愿意——只是……”

我从桌边跳了起来。

“您要走?”马特维问我,想说什么似的。

“要走。”我回答,口气那么坚决,他不敢再讲。“我后天回来,如果谁找我,你说我头痛,睡着,晚上在屋里点支蜡烛,现在把内衣和旅行包给我拿来。”

院子中响起了铃铛声。

“您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那么,动身吧。”

第二天午饭时候,铃声不再响了,车子停在凯切尔家门口。我吩咐叫他出来。一星期前,他从弗拉基米尔动身时我根本没打算上莫斯科,因此他见了我大吃一惊,开头说不出一句话,接着又哈哈大笑,但马上露出忧虑的神色,带我进屋。到了他的房间,他小心锁上门,问我道:

“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

“那你来干吗?”

“我不能待在弗拉基米尔,我想见见纳塔利娅——这便是一切,你必须为我安排一下,马上行动,因为明天我一定得回去。”

凯切尔看着我的眼睛,高高扬起了眉毛。

“真是胡闹,鬼知道这算什么,毫无必要,什么也没准备便到了这儿。你写过信,约过时间吗?”

“没有。”

“好家伙,老弟,叫我把你怎么办?简直糟透了,这是心血来潮!”

“问题在于现在不能浪费一分钟时间,必须马上想个办法才成。”

“你是傻瓜,”凯切尔斩钉截铁地说,眉毛扬得更高了,“我但愿你什么也干不成,我宁可这样,好给你一个教训。”

“如果我给逮住,这教训就会终生难忘了。听着,天一黑,我们就上公爵夫人家,你把仆人叫一个到街上来,至于叫谁,回头我会告诉你——嗯,这以后我们再相机行事。行不行?”

“好吧,没法子,就这么办吧,但我还是宁愿你不成功!为什么你昨天不写信给我?”凯切尔神气活现地戴上宽边呢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披上了红衬里的黑斗篷。

“嗨,你这家伙,唠唠叨叨的!”我一边出门一边说。凯切尔还是笑个不住,反复嘀咕道:“难道这不滑稽?信也不写便跑来了,真是糟糕。”

我不能睡在凯切尔家,他住得太远,而且这一天他母亲有客人。我与他一起去找一个骠骑兵军官。凯切尔知道他为人正直,平时不问政治,因此没有警察监视。军官蓄着唇髭,我们进屋时,他正在吃饭;凯切尔讲了原委,军官给我斟了一杯红葡萄酒作答,感谢我们的信任,然后带我上他的卧室,卧室里挂满了马鞍和鞍韂,使人觉得他仿佛是睡在马背上的。

“这个房间给您用,”他说,“在这里不会有人打扰您。”

然后他把勤务兵叫来,那也是个骠骑兵。他吩咐他,不论是谁,不论在什么借口下,一律不准放进房间。我又有了士兵守卫,不同的是在克鲁季茨,宪兵把我与整个世界隔开,在这里是骠骑兵把整个世界与我隔开。

等天完全黑以后,我和凯切尔出发了。我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我重又见到了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街道、地点、房屋,那阔别了四年的一切……铁匠铺桥,特维尔林荫大道……这是奥加辽夫的住宅,屋上竖起了一个大纹章,它已换了主人;我们少年时一起住过的底层,现在开了一家成衣铺……这是波瓦尔大街——我的呼吸急促了,在顶楼上,拐角的窗子里,点着一支蜡烛,这是她的房间,她在给我写信,她在想我,烛光明晃晃的,那么欢乐,它是为我点的。

我们正在考虑,怎样叫人传话,公爵夫人的一个年轻仆人正好迎面跑来。

“阿尔卡季。”我走到他身边叫他。他认不出我,我又道:“怎么,你连自己人也不认识了?”

“啊,这是您?”他失声叫道。

我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说道:

“我这儿有封信,不知你肯不肯帮忙,立刻递一下,越快越好,通过萨莎或科斯坚卡2,明白吗?我们在转弯的小巷子里等回音。你不能对任何人漏出半句话,说你在莫斯科见过我。”

“您放心,我马上一切照办。”阿尔卡季回答,快步跑进了屋子。

我们在小巷里来回走了大约半小时,便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婆子匆匆忙忙、东张西望地来了,这就是那个在1812年为我向法国兵讨面包的勇敢使女,我们从小叫她科斯坚卡。老婆子双手捧住我的脸亲吻。

“那么你终于飞来啦,”她说,“唉,你这大胆的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安生啊,这么胡闹,把小姐吓了一跳,差点没有晕倒。”

“回信呢,有没有带来?”

“有,有,瞧,好急的性子!”她给了我一张字条。

字条上是用颤抖的手写的几个铅笔字:“我的天,难道这是真的——你在这里?明早五点多我等你,真不能相信!难道这不是梦吗?”

骠骑兵重又把我交给了勤务兵保护。到了五点半,我已靠在路灯柱子上等凯切尔,他已从边门溜进公爵夫人家。我不想谈我靠在柱子上等待时心情的变化,这纯粹是内心的活动,是无法描摹的。

凯切尔向我挥手。我走向边门,一个已经长大的小厮陪我进屋,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我到了前室,从前我曾打着哈欠走进这里,现在却准备跪下去吻每一块地板了。阿尔卡季把我领进客厅后走了。我疲惫不堪,倒在沙发上,心突突乱跳,头脑发痛,而且很害怕。我拖长了叙述,好让这些回忆多逗留一会儿,虽然我看到,文字并不足以表达它们。

她进来了,穿着一身素白衣服,显得光彩夺目,十分美丽。三年的离别,斗争的经历,使她的容貌和表情变得成熟了。

“这是你。”她说,声音平静而亲切。

我们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

幸福的表情在她眼睛中变成了痛苦。也许,欢乐的感觉发展到顶点,就会出现痛苦的反应,因为她也对我说:“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难看呀?”

我握住她的手,她用另一只手支着下颌,我们彼此没有谈什么……简短的句子,两三件往事,信中的话,关于阿尔卡季、骠骑兵和科斯坚卡的几句废话。

接着保姆走进屋子,说我该走了,我没有反对,站了起来,她也没留我……心中充满了要说的话。但是多讲一句,少讲一句,讲短一点,讲长一点,对眼前这丰富的内心而言,反正都一样……

到了城外之后,凯切尔问我:

“怎么样,你们决定什么没有?”

“没有。”

“你不是与她谈过了吗?”

“没有谈这件事。”

“她同意吗?”

“我没有问——当然,她是同意的。”

“见鬼,你的行动像小孩或疯子。”凯切尔说,扬起了眉毛,气得直耸肩膀。

“我会给她写信,然后写信给你,现在,再见吧!喂,快跑!”

外面是融雪天气,松软的雪有些地方发黑了,两边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三三两两的村落在远处忽隐忽现,炊烟一缕缕升起,然后月亮冉冉上升,月光异样地照射着一切。只有车夫在我身边,但我还是仿佛与她在一起,仿佛她还在眼前;道路,月亮,林中的空地,似乎与公爵夫人的客厅混成一片。多么奇怪,我记得保姆和阿尔卡季,甚至送我到门口的使女的每一句话,偏偏不记得我对她说了什么,她又对我说了什么。

两个月在不断的忙碌中过去了,我得准备钱,弄到出生证;我发现它在公爵夫人手里。一个朋友3靠行贿、说情、请警官和文书喝酒,总之,用不正当手段,从宗教事务所替我另外弄了一份。

一切就绪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和马特维动身了。

5月8日黎明,我们到了莫斯科前面最后一个驿站。车夫去要马了。气候沉闷,雨淅淅沥沥下着,似乎还会出现雷电,我没有下车,催车夫快些。车篷外一个人在说话,声音有些奇怪,尖尖的,慢条斯理,像哭一样。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站在外面,她脸色苍白,瘦瘦的,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这是乞儿。我给了她一个小银币,她乐得哈哈直笑,然而非但不走,反而爬到驾车座上,对我唠唠叨叨讲些不连贯的话,眼睛盯着我的脸。她目光浑浊,怪可怜的,头发一绺绺披在面上。她那副生病的样子,那些不可理解的语言,在曚昽的曙光中引起了我一种神经质的不安心理。

“这家伙就爱这么装疯卖傻,是个小癫婆。”车夫说。“你往哪里爬?我抽你一鞭子,你才知道厉害呢!我真的要抽呢,你这捣蛋鬼!”

“你骂什么,关你什么事。你瞧,老爷还给了我一个银币呢,我碍你什么啦?”

“给了你钱,你就滚你的,回树林待着。”

“带我走吧,”小女孩望着我央求,“真的,带我走吧……”

“到莫斯科开展览会,让人参观?瞧,这个疯女人,这个海怪,呸!”车夫说,“喂,下车,听见没有?车子要走啦。”

女孩子不肯下车,还是可怜巴巴地瞧着我。我请车夫别欺侮她,他把她轻轻一抱,放在地上。她放声大哭,我也伤心得几乎哭了。

为什么正是在这一天,正是在我进入莫斯科的时候,我遇到了这么一个人?我想起了科兹洛夫的《疯女》,他也是在莫斯科附近遇到她的。

车子离站了。空气中充满了电,又闷又热,十分难受。铁青的乌云低垂着,临近地面成了一团团灰色的雾,在原野上慢慢移动。猝然间,电光忽闪忽闪地划破长空,雷声隆隆,大雨倾盆。我们离罗戈日门十来俄里,然而还得走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莫斯科的处女广场。凯切尔在阿斯特拉科夫的家中等我,车子抵达那里时我们已淋得像落汤鸡了。

凯切尔还没有到。他正守在一位弥留的夫人的床边,她名叫叶·加·列瓦绍娃4,属于俄罗斯生活中令人惊异的现象之一,这种人减轻了生活的压力,然而一生的功绩除了少数几个朋友,无人知晓。她流过多少眼泪,给破碎的心灵带来过多少安慰,鼓舞过多少年轻人,可是自己却经历了不少苦难。“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予了人们。”恰达耶夫5对我这么说,他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曾把自己论俄国的著名书信呈献给她。

凯切尔不能离开她,写信通知我,他九点左右到。这消息使我大为不安。被强烈的私欲吞没的人是最自私的。凯切尔没有如约前来,我便认为这是他的失信……钟鸣九下,传来了晚祷的钟声,又过了一刻钟,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沮丧又失望……九点半了,他还是没到;病人一定更危险了,我怎么办呢?我不能留在莫斯科,在公爵夫人家中,使女和保姆一句话不当心,就会败露机关。坐车回去是可能的,但我觉得我没有力量往回走。

到了九点三刻,凯切尔戴着草帽来了,他脸色憔悴,一夜未睡。我奔上前去抱住他,拼命责备他。凯切尔皱紧眉头,看着我问:

“难道从阿斯特拉科夫家走到波瓦尔大街半个钟头还不够吗?本来我可以在这儿跟你谈上整整一个钟头,不过,无论谈话怎么愉快,我不能为了它毫无必要地提早离开一个临终的人。”接着他又道:“列瓦绍娃向你问好,她用她将死的手给我祝福,祝我们成功,还给了我一条暖和的围巾,以防万一。”

弥留者的问候对于我是非常宝贵的。暖和的围巾在夜间大有用处,可我不能向她道谢,也不能与她握手告别……她即将谢世了。

凯切尔和阿斯特拉科夫走了。凯切尔负责带纳塔利娅出城,然后由阿斯特拉科夫回来通知我,一切是否顺利,我应该怎么办。他的温柔美貌的妻子陪我在家中等他,她自己刚出嫁不久;这个具有热烈的、火一般的性格的女人,全心全意地关怀着我们的事,她装出乐观的样子,竭力让我相信,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其实她心里很不平静,脸色变化不定。我与她坐在窗前,无话可谈;我们像两个孩子因为做了错事给关在空房间里听候处理。这样过了大约两个钟头。

世界上没有比这种无所事事的等待更令人焦急,更无法忍受的了。朋友们包办了一切,不让我这个主要的病人有丝毫负担,这是个大错误。应该想些事给我做,如果没有,就找些体力劳动,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才可忘记心事。

最后阿斯特拉科夫回来了,我们向他奔去。

“一切都很顺利,我是亲眼看他们的马车驶出的!”他从院子中向我大声喊道。“你马上从罗戈日门出城,在那儿桥边,离佩罗夫饭店不远,你可以看到一辆马车。祝你平安。只是半路要换一下车,使后面的车夫不知道你来自哪里。”

我像脱弦的箭飞快走了……到了离佩罗夫饭店不远的桥边,却找不到一个人,桥那边也没人。到了伊斯梅洛夫动物园,还是不见人影。我打发了车夫,步行走去,来回走了几次,才发现另一条路上停着一辆马车,一个年轻英俊的车夫站在车旁。

“有没有一位先生经过这里?”我问他,“身材高高的,戴顶草帽,不是一个人,跟一位小姐在一起。”

“我什么人也没看见。”车夫爱理不理地回答。

“你送谁到这儿的?”

“送几位先生。”

“他们叫什么名字?”

“您问这干吗?”

“嗨,老弟,你这人真有意思,如果没事,我就不会问你啦。”

车夫用探索的目光打量着我,忽然笑了,大概我的样子得到了他的好感。

“既然有事,您自己应该知道名字,您要找的是谁?”

“你真是像燧石一样硬,好吧,我要找一位老爷,他名叫凯切尔。”

车夫又笑了,用手指着墓园,说道:

“瞧那远处,黑黑的,这就是他;有位小姐在他旁边,她没戴帽子,凯切尔先生把自己的给她戴了,好像是草帽。”

这一次我们又是在墓园相见!

……她轻轻喊了一声,扑到了我的颈上。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说。

“永远在一起!”我跟着说。

凯切尔很感动,眼泪在眼中闪闪发光,他握住我们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朋友们,祝你们幸福!”

我们拥抱了他。这实际上便是我们的结婚仪式!

我们在佩罗夫饭店的一个单间里等了一个多小时,马特维的马车还没有到!凯切尔皱紧了眉头。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出什么事。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很好,像在家中一样,仿佛再也不会分开。窗外是一片小树林,下面传来音乐声,还有吉卜赛人的合唱;雷雨之后的天气是美好的。

我不像凯切尔,并不担心公爵夫人派警察追赶我们,我知道,她出于高傲,不会让警察干涉我们的家事。况且,没有参政官的同意,她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参政官不得到我父亲的允许,也绝不会干什么;我的父亲却绝对不愿让警察在莫斯科或莫斯科近郊找到我,我会因违反皇上旨意而被送往博布鲁伊斯克或西伯利亚。危险只可能来自秘密警察方面,但一切进行得这么快,他们很难得到消息,即使听到些风声,又怎么会想到,私自从流放地回来的人会带着新娘,平静地坐在佩罗夫饭店中,那儿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呢。

最后,马特维坐着马车到了。

“再干一杯,”凯切尔命令道,“然后出发!”

于是只剩了我们两人,单独在弗拉基米尔大道上飞驰了。

在布恩科沃村换马时,我们走进一家客店。老板娘上前问,要不要吃点什么,她慈祥地端详着我们说道:

“你的太太多么年轻,又这么标致,愿上帝保佑你们小两口儿。”

我们脸红到了脖子上,不敢彼此看一眼;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我们要了茶。次日五点多钟,我们到了弗拉基米尔。不能浪费时间,我把新娘安置在一个有眷属的老官员家里,便赶紧去打听,一切是否已准备就绪。但是在弗拉基米尔,谁在替我准备呢?

到处都不缺乏善良的人。在弗拉基米尔,当时驻扎着一个西伯利亚枪骑兵团,我与这些军官并不太熟,但有一个人,我常在公共图书馆遇见,与他点头招呼;他彬彬有礼,人也温和。过了一个月,他向我承认,他知道我,也知道我1834年的经历,他说他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我离开弗拉基米尔时,想物色一个人替我办事,我想起了军官,便找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为我的信任所感动,握住我的手,答应一切照办。

军官在等我,他全副武装;白领章,不带套子的高筒军帽,斜挂在肩上的子弹带,形形色色的穗带,什么也不缺少。他告诉我,主教已准许神父给我举行婚礼,但首先得查看出生证明。我把证明给了军官,又去找另一个年轻人,那人也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现在按照必须在外省服务两年的新规定,在省长办公厅供职。整日无聊得叫苦连天。

“您想当傧相吗?”

“给谁当傧相?”

“给我。”

“什么,给您?”

“对,对,给我!”

“好极了!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

他以为我是开玩笑,但是当我匆匆忙忙把事情告诉他之后,他乐得跳了起来——在秘密婚礼上当傧相,凑热闹,可能还会受审问,这一切在毫无娱乐的小城市中太有趣了。他马上答应替我弄一辆马车,四匹马,还翻箱倒柜,看看有没有干净的白坎肩。

离开他家后,我又遇到了我的枪骑兵,他抱住神父,坐在车上。你们想象一下:穿得花里胡哨、全副戎装的军官,带着又高又胖的神父,挤在又小又窄的马车上,神父的大胡须迎风飘拂,那件绸僧袍钩住了军服上各种无用的装饰品。单单这幅情景,不要说在弗拉基米尔通往金门的街道上,就是在巴黎的林荫道或者摄政王大街上,也足以吸引不少人观看呢。但枪骑兵没工夫想这些,我也以后才想到。原来这天是尼古拉日6,神父正在挨家挨户做祈祷,我的枪骑兵半路截住,把他抓上了马车。我们便一同去找主教。

为什么还要打扰主教呢?我在这里把原因交代清楚。神父本来已经答应替我举行婚礼,到我临走前一天,忽然变卦,说未经主教批准,不能照办,因为他听到一些风声,有些害怕。不论我和枪骑兵怎样好言相劝,他坚持不肯。枪骑兵提议请他们团里的神父试一下。这神父没有胡髭,短头发,穿着下摆长长的常礼服,裤腿塞在靴筒里,寒碜地吸着士兵的烟斗。虽然我们的提议在细节方面他表示同情,但他拒绝替我主持婚礼,操着波兰白俄罗斯口音说,上面三令五申,不准他们替非军人举行婚礼。

“可是我们不经批准,更严禁给人当证婚人和傧相呢,”军官对他说,“我还不照样当了。”

“那不同,在上帝面前是另一回事。”

“勇敢的人会得天助。”我对枪骑兵军官说。“我马上去找主教。再说,您为什么不申请批准?”

“不必。团长会告诉他老婆,他老婆又会告诉别人。况且他也很可能不准批。”

弗拉基米尔主教帕尔费尼是个聪明、严峻、粗犷的老人,雄才大略,与众不同;他本可以当省长或将军,据我看,他当将军比当教士更合适。但是机会不巧,他没有在高加索指挥军队,却管了一个教区。我从他身上看到的不是一个活的幽灵,倒大多是行政长官的气质。然而与其说他凶恶,不如说他严厉。正如一切能干的人一样,他对问题理解迅速,敏锐,如果谁对他废话连篇,或者不领会他的意思,他就会大发雷霆。跟这种人打交道,比跟温和的、但软弱无能的人打交道,一般说容易得多。我到达弗拉基米尔之后,按照外省的习惯,一天日祷后,曾专诚拜访过主教。他殷勤接待,祝福了我,还用鲑鱼款待我;最后请我有空常上他那儿坐坐,谈谈。他说他眼睛坏了,晚上不能看书。我去过两三回,他了解文学,知道一切新出的俄国书,也看杂志,因此我与他谈得很投机。尽管这样,我去叩主教府的大门时,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

这一天天气炎热。主教大人帕尔费尼在花园中接待我。他坐在一棵绿叶成荫的大椴树下,摘下了僧帽,披着一头白发。体格端庄的大司祭光着秃头,站在烈日下,给他大声念文件;大司祭的脸晒成了紫酱色,大颗的汗珠不断从额上渗出,给太阳照得耀眼的白纸使他睁不开眼睛,可是他不敢移动一步,主教也不叫他走开。

“请坐,”他对我说,一边画十字,“我们马上完了,这是我们宗教事务所的公事。念下去。”他又转身对大司祭说,那人用蓝手帕擦擦汗,别转脸清一下嗓子,重又往下念了。

他念完后,帕尔费尼问我:“您有什么贵干?”一边把笔递给大司祭,后者利用这可靠的机会吻了主教的手。

我把神父拒绝主持婚礼的事告诉他。

“您有证件吗?”

我给他看省里的许可证。

“就这一份?”

“就这一份。”

帕尔费尼笑了。

“新娘方面呢?”

“有出生证书,结婚那天会带来。”

“什么时候结婚?”

“再过两天。”

“那么,您找好住宅了?”

“还没有。”

“嗯,您瞧,”帕尔费尼说,一边把一根指头伸进嘴唇,钩住嘴巴,把它拉向面颊,这是他的怪习惯之一,“您是聪明人,读书很多,不过,糠秕骗不了老麻雀。您这事有点不大对头呢;既然您来找我,最好干干脆脆,把事情老实告诉我。这样我才能明确对您说,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总而言之,我的忠告对您还是不会有坏处的。”

我认为我的行为光明磊落,因此全部告诉了他,当然略去了不必要的细节。老头儿仔细听着,不时看看我的眼睛。原来,他与公爵夫人是多年的朋友,有些部分他可以相信我讲的是实情。

“我明白,我明白,”他听完后说,“那么让我出面,写封信给公爵夫人吧。”

“您应该相信,一切和平办法都无济于事,任性,冷酷——这些已经根深蒂固。主教,我遵照您的要求,把一切报告了您,现在我得补充一句,如果您拒绝帮助我,那么,本来我不想声张,认为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只得秘密地、偷偷地花钱来办了。有一点我得向您声明,无论监狱或新的流放,都不能阻挡我。”

“哎哟,”帕尔费尼说,站起身子伸了个懒腰,“好厉害,您还没给彼尔姆吓怕,还没吃够苦头呢。难道我说过不准您结婚吗?您尽管结婚,在法律上这没什么好挑剔的;当然,最好有家人或亲属到场。您那个神父,您请他来见我,我会开导他。不过有一点您得记住:新娘那边没有证件,您休想办这件事。什么‘无论监狱还是流放’,这都是废话,唉,谁想得到,现在这些人都变得这样!好吧,主与您同在,祝您成功,至于公爵夫人,她非跟我大吵不可。”

这样,除了枪骑兵军官,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教区的主教大人帕尔费尼,也参与了我们的阴谋活动。

这以前,我向省长要求批准的时候,根本没提我的结婚是秘密的,这是避免人们议论的最可靠办法,至于我的新娘到弗拉基米尔成亲,这再也自然不过,因为我被剥夺了外出的权利。再说,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希望婚礼尽量不引人注目,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可是到了5月9日,我带神父面见主教时,一个见习修士对我们说,他一早就到城外的住宅去了,天黑前不会回来。这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过了十点便不能举行婚礼,明天又是星期六。怎么办?神父不敢做主。我们只得找修士司祭,主教的忏悔师。司祭在茶里掺了罗姆酒,正喝得兴致勃勃,心情很好。我把事情同他讲了,他给我斟了一杯茶,坚持要我加罗姆酒。然后他掏出大银边眼镜,查看证件,又翻到背面,看有没有写什么,折好后交还神父,说道:“手续完全齐备。”神父仍犹豫不决。我对修士司祭说,如果我今天不能结婚,我会觉得非常失望。

“为什么要延期,”修士司祭说道,“我会报告主教阁下;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吧,伊万神父,给他们办理——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神父无话可说,动手写无血统关系证明了;我驱车去接纳塔利娅。

……当我俩坐的马车驶出金门时,本来给云朵遮没的太阳,向我们射出了最后一阵鲜红耀眼的光芒,气氛变得庄重而欢乐,我们不约而同出声喊道:“这是我们的傧相!”我记得她说这话时含笑握住我的手。

驿站的小教堂离城三俄里,里边空空荡荡,没有唱诗班,也没点大吊灯。四五个普通的枪骑兵路过这儿,顺便进来看看便走了。老读经员用微弱的嗓音轻轻念诵经文,马特维含着兴奋的眼泪看我们,年轻的傧相们站在我们背后,捧着重甸甸的婚礼冠,这是弗拉基米尔驿站车夫结婚时戴的。读经员用颤抖的手把结合的银勺递给我们……教堂内逐渐暗了,那里只点着几支土蜡烛。这一切正因为单纯才显得优美,不同寻常——也许这只是我们的感觉。这时主教正好坐车经过,看到教堂的门开着,便派人查问,里边在干什么。神父一听,脸色有些发白,亲自出去回话,但过了不一会儿却满面笑容回来了,对我们说道:

“主教大人祝福新郎新娘,吩咐鄙人传话,他将为二位向主祈求保佑。”

我们回家时,秘密结婚的消息已传遍全城,太太们坐在阳台上等待,窗都打开了,我放下车窗玻璃,可惜暮色苍茫,不能让大家充分看清我的“美人”。

到家后,我们与傧相和马特维喝了两瓶葡萄酒,傧相们坐了二十分钟便走了,于是我们又像在佩罗夫饭店一样,只剩了两人,一切显得这么自然,这么简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尽管后来整整几个月一直对此惊异不止。

家里一共三间屋子。我们坐在客厅中一张小桌旁边,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谈到半夜……

在婚宴上出现一大群人,我总觉得有些粗俗,不文雅,甚至不知羞耻。把爱情的帷幕过早揭开,让家庭的秘密袒露在冷漠的局外人面前,这是为了什么?一个可怜的姑娘以新娘的名义被当众展览,这时那一切陈词滥调的祝贺,鄙陋庸俗的举动,笨拙的暗示,对她该是多大的侮辱……没有一种纤细的感情获得宽容;豪华的合欢床,精美的夜礼服,不仅供宾客们啧啧赞赏,也成了一切庸夫俗子看热闹的目标。何况新婚生活的开始,本来是每一分钟都宝贵的,最好跑到没人的地方,越远越好,却偏偏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酒筵、虚掷精力的舞会和吵闹的人群中,这无异是对婚姻的嘲笑。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大厅中发现了两株玫瑰花和一大束鲜花。这是省长夫人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送来的,她对我们的结合寄予了热烈的关怀。我拥抱和亲吻了省长家的仆人,然后又两人一起去向她道谢。由于新娘的嫁妆只有两套衣服,一套是路上穿的,一套是婚礼上用的,因此她只得穿结婚礼服出门。

拜访尤利娅·费奥多罗夫娜以后,我们又到了主教府,老头儿亲自带我们走进花园,摘了一束花,告诉纳塔利娅,我怎样用自己的毁灭来威胁他,最后教导她怎样当家。

“您会不会腌黄瓜?”他问纳塔利娅。

“会。”她笑笑回答。

“哦,我不大相信。不过这是一定得会的。”

晚上我写信给父亲,劝他不必为既成事实生气,“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结合的”,我要求他宽恕我,祝福我。父亲通常一星期给我写几个字,这次既没提早复信,也没推迟,甚至信的开头也与以前完全一样:“汝5月10日来信,已于前日五时半收到,得知上帝已使汝与娜塔莎结合,阅后余不无忧虑。上帝之意旨,余无意违抗,上帝赐予之磨难,余唯有无条件忍受而已。然因钱乃余本人所有,汝既认为无需考虑乃父之意愿,余亦只得宣布,除汝之生活费,即一年一千卢布,仍照旧支付外,其余不得增加分文。”

教会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如此泾渭分明,使我们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可是我多么需要钱啊!我所有的钱已快告罄。我们什么都缺少,可以说一无所有,既无衣服床单,也无日常用具。我们像坐牢一样困守在小房间里,无法外出。马特维为了节约,只得想方设法当起了厨子,但是除了牛排和肉丸子,什么也不会煮,结果只能大多依靠现成食品:火腿,腌鱼,牛奶,鸡蛋,干酪,以及硬得不能下咽、早已失去新鲜香味的薄荷蜜糖饼干。我们的午膳成了笑料的无穷源泉,有时牛奶给当作汤,成了第一道菜,有时又给当作了最后一道的甜点。我们面对这斯巴达式膳食,不禁含笑想起公爵夫人府上和我父亲家中那朝圣似的长长行列:六七个侍役端了碗盏菜盘,从这边走到那边,仿佛这是一场庄严的祭典,实际上不过是一顿平常的午餐。

我们这么艰苦度日,挨过了一年。化学家寄来了一万现钞,其中六千多付了欠账,其余的解决了大问题。最后,父亲也厌烦了,不想再用饥饿战术攻占我们这个堡垒,虽未增加生活费,却馈赠了一笔现金,尽管自从得知他那著名的“区分法则”以后,我从无一句话提到过钱!

我开始另找寓所。在雷别杰河对面有一幢荒凉的大花园住宅出租,它属于一个什么公爵的寡妇,公爵是输光了家产死的。它的租金特别便宜,因为它远离闹市,交通不便,主要是公爵太太讲定要分一小部分本来不能分的房子,给她那个十三岁的宝贝儿子和他的仆人居住。这么交错使用房屋,谁也不会同意,我却马上答应了,我看中它房间宽敞,窗户高大,又有绿叶成荫的大花园。但这种宽敞和高大,和我们的毫无动产,缺乏最必要的用具,正好构成了可笑的对照。公爵太太的女管家,一个好心的老婆子,对马特维十分赏识,自愿承担责任,把桌布、碗盏、床单、餐叉刀子等等,借给我们使用。

我们在金门附近三个房间的小寓所中,在公爵太太的大公馆中,都过得像神仙一般怡然自得!……这里有一间大厅,家具极少,有时我们发小孩脾气,便在大厅上奔跑,从椅子上跳跃,把墙上的枝形烛台统统点亮,让大厅照耀得如同白昼,在那儿朗诵诗歌。马特维和年轻的希腊籍使女跟我们一起玩儿,闹得不亦乐乎。我们家中是“无法无天”的。

尽管有这许多孩子气的行为,我们的生活还是充满深刻的严肃性的。我们与世隔绝,住在安静和平的小城市中,彼此相依为命。有时传来某一个朋友的一点消息,几句热情洋溢的话,然后又归于沉寂,仍是孤单地过活。但是在孤独中,我们的心没有躲进个人幸福的小天地,相反,我们的兴趣比任何时候更广泛。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我们思考和读书,献身于一切,然后又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中;我们检查自己的思想和憧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志趣是如此相同,即使在感情和思想、趣味和嫌恶的一切细微而遥远的曲折处和分歧处,仍有亲密的谐和音存在。不同的只是:在我们的结合中,纳塔利娅带来的是安静、亲切、优美的因素,一个少女充满柔情的诗意,而我带来的是精力充沛的活动,我的“恒动精神”,无止境的爱,还有种种严肃的思考、笑料和危险思想的混合物,以及一堆无从实现的计划。

“……我的希望停止了。我满足了——我生活在现在,对明天已无所期待,我无忧无虑,相信明天我也不致丧失什么。个人生活不可能再给我什么,这已是极限;任何变化,不论它来自哪个方面,只能损害它。

“春天奥加辽夫来了,他是从流放地回来小住几天。那时他正处于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但不久他也将经历沉痛的考验。有时他仿佛意识到,灾难已在身旁,但还能不当一回事,把命运伸出的手看作幻觉。我那时也认为,这些乌云就会消散;无忧无虑本是一切没有丧失力量的年轻人的特色,这表现了对生活和对自身的信心。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使我们沉醉不醒……可是黑暗势力和邪恶的人们却一声不作地把我们引向深渊的边沿。

“幸而人们或者未曾想到,或者视而不见,善于忘记。完满的幸福是无所牵挂的;它安详得像夏季风平浪静的海洋。激动只产生病态的、狂热的喜悦,它像赌博一样使人兴奋,但这绝非和谐的、无限宁静的感觉。因此不论是不是梦,我高度评价这种对生活的信心,尽管这只是由于生活还没有驳斥它,唤醒它……中国人靠吸食鸦片在陶醉中死去……”

1853年我这么结束这一章7,现在我也这么结束它。

1 这年3月3日是赫尔岑流放后与纳塔利娅初次会面的日子,5月9日是他们在弗拉基米尔私自结婚的日子。

2 即第二十章提到过的老保姆,也就是照料过赫尔岑的那个使女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

3 指阿斯特拉科夫,一个数学教师。

4 列瓦绍娃(死于1839年),当时莫斯科的一位贵妇人,与许多文人交往密切,她的家成为著名的沙龙。

5 见第三章作者注。但《哲学书简》并不是献给列瓦绍娃的。

6 指5月9日。尼古拉日一般在冬天的12月6日,见第七章,但在俄国,夏季的5月9日也是尼古拉日。

7 指1853年的初稿,前面引号中的最后几节曾作为“第三卷的片断”发表于1855年的《北极星》第一集上,后来于1857年全文发表第三卷时又把它们编入了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