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贵族铨叙局——内务部办公厅——第三厅——岗警事件——杜贝尔特将军——本肯多夫伯爵——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第二次流放

我们在莫斯科虽然过得自由自在,最后仍不得不迁居彼得堡。这是我父亲的要求;内务大臣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把我安置在他的办公厅供职,于是我们在1840年夏末到了那里。

不过在1839年12月,我到过彼得堡一次,住了两三个星期。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对我的监视撤销之后,我取得了出入“皇上驻地和首都”(按照康·阿克萨科夫的说法)的权利1,而我的父亲坚信,涅瓦河畔的皇上驻地比古都对我更合适。于是学区总监斯特罗戈诺夫伯爵2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拜见他的胞弟。但这还不是全部情由。弗拉基米尔省长推荐我晋升八等文官,我的父亲希望我的升级尽快实现。3在贵族铨叙局,各省有一定的顺序。按这顺序进行往往像乌龟爬行一般旷日持久,除非提出特别申请。这几乎已成为规矩,它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一省的名单可以不按顺序,但不能从名单中单独提出一个官员进行铨叙。因此必须为大家付钱,“否则,其余的官员岂不成了免费超越顺序?”通常官员们是醵资以后推派代表进京办理;这次一切费用却由我父亲一人承担,因此弗拉基米尔的几位九等文官是靠了他,才提早八个月当上八等文官的。

父亲为这事打发我上彼得堡活动的时候,与我告别之后,又再一次叮嘱道:

“看在上帝面上,你千万小心,要提防所有的人,从驿车管理员到我写信介绍你去拜访的那些熟人,一个都不能相信。今天的彼得堡与我们那时候不同啦,在任何场合总有那么一两只苍蝇。这话你务必牢记在心。”

我怀着彼得堡生活的这句座右铭,跨上原始的驿车(这种驿车具有其他驿车已彻底清除的一切缺点)出发了。

我于晚上九时到达彼得堡,当即雇车赶往伊萨基耶夫广场——我希望我对彼得堡的观光从它开始。一切都覆盖在厚厚的白雪下,只有彼得大帝高踞马背,在灰色的座基上从茫茫黑夜中露出阴暗森严的轮廓:

  

黑影透过夜雾,

昂起高傲的头,

巍然挺身马上,

挥手指向远方,

这雄伟的巨人,

勒紧马首笼头,

坐骑高举前蹄,

使他更可高瞻远瞩。

(《感怀》)4

  

为什么12月14日的战斗正是在这广场上进行,为什么俄国解放的最早呼声正是从这铜像下发出,为什么方阵5会紧靠着彼得一世——这是对他的褒奖……还是惩罚?1825年的12月14日,是1725年1月21日6所中断的事业的继续。尼古拉的炮弹针对叛乱,也同样针对着铜像;可惜霰弹未能摧毁青铜的彼得……

回到旅馆,我发现一位亲戚在等我;与他闲聊了一会儿,我无意间提到了伊萨基耶夫广场和12月14日。

“叔父怎样?”亲戚问我,“您离开时,他身体好吗?”

“多谢,与往常一样;他向您问好……”

亲戚丝毫没有改变脸色,只用目光向我发出责备、劝导和警告的信号;他把眼珠向旁边一斜,我不免转过身去,原来一个火夫在壁炉中架木柴,木柴烧着后,他就自己发挥了风箱的作用;雪从他靴子上融化,淌到地上,形成了一洼浊水。然后他拿起哥萨克长矛似的火钩走出了屋子。

我的亲戚这时才开始责备我,说我不该当着火夫的面谈这种“不堪入耳”的事,而且还用俄语。临走时他小声告诉我:

“顺便说一下,不要忘记,这儿有个理发师,在旅馆兜揽生意,出售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梳子,发霉的发蜡等等;您对他得多加小心,我看他与警察有联系——他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在这儿等您时,为了免得他纠缠,向他买了些小玩意儿。”

“为了奖励他?哦,那么洗衣妇大概也参加了宪兵团。”

“不要笑,您比别人更容易遭殃。您刚流放回来,背后有十个保姆在照顾您呢。”

“那样更好,七个保姆已经可以使我无人照顾了。”7

第二天我去找从前替我父亲办事的官员,他是小俄罗斯人,讲俄语带刺耳的重音;不论我讲什么,他毫不搭理,只是露出惊讶的神色,闭上眼睛,有时跟耗子似的举起胖胖的小手……他终于忍不住,看到我拿起帽子要走,把我叫到窗口,四面打量一下,对我说:“我有句话请您别见怪,我与令尊府上,还有您几位故世的伯父,都已相识多年,这才不揣冒昧……我是说,关于您过去的事最好别再多提。您不妨想想,这有什么必要,现在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您刚才不该在我的女厨子面前讲那些话,这个芬兰婆娘,谁知道她是什么货色,我本来就有些怕她呢。”

我琢磨着这个“可爱的城市”,告别了提心吊胆的官员……大雪纷飞,棉絮一般满天飘舞,潮湿阴冷的风沁入肌骨,吹打着帽子和大氅。车夫几乎看不清一步路以外,在雪中眯缝着眼睛,低垂着脑袋,一边吆喝:“小心……心!”我回想起父亲的劝告,回想起亲戚和官员,还想到了乔治·桑的一篇童话:一只麻雀出外旅行,路过立陶宛,看见一只狼冻得半死,就问它,这地方气候这么坏,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狼回答道:“自由使我忘记了气候。”

车夫是对的——“小心,小心!”我多么盼望快些离开啊!

这就难怪我初次赴京时间不久。三星期内我便办完事情,赶新年前回到了弗拉基米尔。

我在维亚特卡的经历,对我上贵族铨叙局办事大有用处。我已经知道,这个机构有点像从前伦敦的圣贾尔斯区域8,是公认的藏垢纳污之处,任何检查,任何改革,都无济于事。为了肃清圣贾尔斯地区的罪恶,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买下它的房屋,夷为平地。对贵族铨叙局也应照此办理。况且它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是培养寄生虫的温床;这是管理升官发财的机关,铨叙定级的办公厅,考据贵族爵位门第的文献研究所,衙门中的衙门。理所当然,滥用职权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我父亲的代理人带一个瘦长老头儿来见我。老头儿穿一件制服,每个纽扣都松动了,衣服腌臜;虽然是清早,他已喝过酒。这人是枢密院印刷所的校对,他一边校正排印上的错误,一边却在幕后帮助铨叙部门各级官员制造其他错误。我与他商量了半个小时,讨价还价,像买一匹马或一件家具似的。然而他本人不能作肯定答复,先回枢密院请示,得到同意之后,才向我收取“定金”。

“可是他们讲话算数吗?”

“您老尽管放心,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他们得了好处,决不会不履行义务,这是人格问题。”校对回答,口气显得十分委屈,以致我不得不再增加一些酬金,表示歉意。

我的钱征服了他,他大讲起来:

“贵族铨叙局从前有一个秘书,真了不起,您可能听到过他,此公捞钱毫无顾忌,可从来未曾失事。一天,外省一位官员到局里托他办事,临走时偷偷从帽子下抽出一张灰票子9塞给他。秘书对他道:‘何必这么秘密啊,这又不是情书,偷偷摸摸干啥?一张灰票子,让其他求情的人看到更好,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我拿了两百卢布,但没有白拿,事情圆满解决了。’于是他把钞票摊开,折叠整齐,放进坎肩口袋。”

校对讲得不错,秘书忠实履行了责任。

我是怀着近乎憎恨的心情离开彼得堡的。然而没有办法,我还是得迁移到这个令人不快的城市中居住。

我任职时间不长,又千方百计逃避工作,因此对这个衙门没多少话好讲。内务部的办公厅与维亚特卡省的办公厅相比,差别不过如干净靴子之与肮脏靴子一样:皮质相同,鞋底相同,只是前者擦得亮晶晶的,后者却沾满污泥。我在这儿没见到酗酒的官员,也没见到为一份证件索取二十戈比的事,但总觉得,在他们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外表下,隐藏着同样卑鄙、阴暗、浅薄、贪婪和怯懦的灵魂,相比之下,我那位维亚特卡的科长10还更像一个人。看到这些新同事,我不禁想起,那位科长有一次在省土地丈量员的宴会上喝得兴致勃勃,拿起吉他弹舞曲,最后终于忍不住,一边弹吉他,一边一跃而起,蹲下两腿跳起舞来。这些家伙却从来不会对任何事着迷,他们的血是冷的,酒不会冲昏他们的头脑。他们可以在舞蹈课上与德国妞儿跳法国的卡德里尔舞,扮演失恋的痛苦,吟诵季莫费耶夫和库科利尼克11的诗句……他们是外交家、贵族和曼弗雷德12。遗憾的是,哪怕达什科夫大臣13也无法叫这些恰尔德·哈罗尔德14们戒除在戏院,在教堂,在一切地方,向长官立正鞠躬的习惯。

彼得堡人嘲笑莫斯科人的装束,看不惯那种轻便短上衣和鸭舌帽,长头发和平民化的小胡子。莫斯科确实是非官方城市,有些不受约束,不守规矩,但这是优点或是缺点,还不能下定论。千篇一律,缺乏变化,缺乏个性,没有例外和特色,形式上的绝对统一,外表上的彻底整齐——这一切只有在最不合人情的场合,在兵营中,才能获得高度发展。制服和单调统一,是专制政体的癖好。时装式样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彼得堡那样得到严格遵守,一丝不苟,这证明我们的修养还那么幼稚,我们的衣衫是别人的。欧洲人是穿衣服,我们是化装,因此总担心袖子太宽,领圈太窄。在巴黎,人们只担心穿得不雅致,在伦敦,人们只担心受凉,在意大利,人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我们那些衣服千篇一律、钮子扣得紧紧的时髦绅士,排队走过涅瓦大街,英国人见了一定以为是一队警察呢。

我每次都是耐着性子走进部里的。办公厅主任卡·卡·冯·波尔,出生在希乌马岛15,是摩拉维亚兄弟会16成员;这个萎靡不振的好好先生使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虔诚的宗教气氛中。科长们挟了公文夹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对股长总是不满。股长们成天伏案书写,还是写不完那些公文;他们的前途就是终老在这位置上——最低限度,如无特别幸运的机会,得坐上二十来年。收发室一个公务员干了三十三年,天天登记公函,收发文件。

我的“文学习作”使我在这儿也叨了光,获得了某种优待。科长知道我对其他事一无所长,便派我编写汇报,把各省各地的报告归纳汇总。上司的先见之明,使他们认为必须对未来的结论事先提供一些指导,免得数字与事实妨碍了要求。例如,对一份汇报定了这么一个框框:“根据罪行的数目及性质(虽然它们的数目和性质还不知道)分析,可见地方当局为提高民众道德,励精图治,已取得显著成效。”

命运和本肯多夫伯爵救了我,免了我参与制造假报告的工作。这原委我记在下面。

12月初,早晨九时,马特维报告说,警察所长要见我。我猜不透,是什么事劳驾他光临我的家,只得请他进屋。他给我看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请于上午十时前往皇上办公厅第三厅一谈。”

“很好,”我回答,“这是在链子桥附近?”

“不必费心,我的雪橇在下面,我送您去。”

我想事情不太妙,心里很紧张。

我走进卧室。我的妻抱着孩子坐在那儿,孩子病了好久,刚开始复原。

“警察来干什么?”她问。

“不知道,可能有点小事,我得跟他走一趟……你不用担心。”

我的妻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回答,只是面色变了,仿佛乌云遮没了她的脸。她把孩子递给我吻别。

这时我才体会到,任何打击对成家的人总是沉重得多,因为承受打击的不仅他一人,他得为大家痛苦,也为大家的痛苦责备自己。

克制、忍耐和隐藏这种感情是可能的,但要知道,这代价也不小,我走出家门时,真是悲痛欲绝。六年前,我随警察局长米勒前往普列契斯钦警察所时,可不是这样的。

车子过了链子桥和夏园,拐向一幢房子,它本来属于科丘别伊家,现在尼古拉建立的世俗宗教裁判所就设在旁边一排房子里。我们的马车停在后门口;凡是从后门进去的人,不是都能出来的,有时即使出来,也是为了消失在西伯利亚,或者死在阿列克谢耶夫堡垒17中。我走过各种大大小小的院子,最后才到达办公厅,尽管有警官陪同,我还是被宪兵拦住了;他叫一个官员出来验看公文,然后把警官留在走廊内,让我跟官员入内。我被带到主任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桌旁放着几把沙发椅。一个干瘦的老头儿,头发花白,脸色阴险,孤零零地坐在桌后。他故意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把一份公文看完之后,才起身向我走来。他胸前挂着一枚宝星勋章,我由此断定,这是宪兵机关的一个特务头子。

“您见过杜贝尔特将军18吗?”

“还没有。”

他沉默片刻,并不看我,皱起眉头,露出阴森的脸色,用一种嘶哑的嗓音(这种嗓音使我不寒而栗,想起莫斯科审讯委员会小戈利岑那种神经质的叫嚣)问道:

“您获得批准来京,大概还不太久吧?”

“那是去年。”

老头儿摇了摇脑袋。

“您辜负了皇上的恩典。看来您只能重返维亚特卡啦。”

我惊讶地望着他。

“是的,先生,”他继续道,“政府放您回来,您却对它以怨报德。”

“我简直什么也不明白。”我说,再三思索仍不得要领。

“不明白?——这更糟!可见根深蒂固,本性难移。您不是首先表示忠心,洗净青年时期误入歧途留下的污点,把自己的能耐用到有益的方面——不是!根本不是!还是妄谈国事,造谣惑众,危害政府。这就谈出事情来了;您怎么不吸取教训?您从何得知,与您谈话的人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坏蛋19,他正求之不得,但愿能一转背就上这儿报功呢。”

“如果您能向我说明,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将非常感激。我再三回忆还是不明白,您这些话是指什么,或者与什么事有关。”

“指什么?……哼……好吧,我问您,有没有听到蓝桥旁边一个岗警夜间杀人抢劫的事?”20

“听到过。”我直率地回答。

“可能还传播过这消息吧?”

“大概讲过。”

“也许还发表了议论?”

“也许。”

“什么议论呢?对政府心怀不满,肆意攻击——这就是症结所在。我坦白对您说,有一点您还值得赞许,这就是您对一切供认不讳。我想伯爵会考虑这一点的。”

“算了,这哪里谈得到供认,”我说,“全城百姓谁不知道这件事,内务部办公厅以至小店铺中,都有人议论。因此我谈到它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散播虚假而有害的谣言是一种罪行,是法律所不许可的。”

“您对我的责备使我觉得,似乎这事是我捏造的?”

“在呈送皇上的报告中仅仅说,您传播了这种有害的谣言。因此圣上决定,要您重返维亚特卡。”

“您不过是在吓唬我吧,”我回答,“怎么可以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把一个有家的人放逐到千里之外,何况这是否事实,还没有经过查证,怎么能就此判罪和定刑呢?”

“您已经承认了。”

“可是在您与我谈话之前,报告已经呈上,事情已经决定了,不是吗?”

“请您自己瞧吧。”

老头儿走到桌边,在不大一叠公文中翻寻,冷冷地抽出一份递给我。我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毫无公理可言的行径,这种不顾法律和正义的无耻勾当,哪怕在俄国也是惊人的。

我沉默了。似乎老头儿自己也觉得案情荒唐可笑,不可理喻,因此不想再为它辩护,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

“您好像说,您已经成家?”

“是的。”我回答。

“可惜我们事前不知道这一点,不过伯爵会尽力而为;我会转告他我们的谈话,但是不论怎样,您不能再留在彼得堡。”

他看了我一眼。我没作声,但我感到我的脸在发烧,我不能诉诸言语的一切,我强压在心头的一切,都从我脸上呈现出来了。

老头儿垂下眼皮,略一沉思,忽然装出委婉谦恭的神色,用冷漠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不能再留您了,我衷心希望……不过,以后怎样您会知道的。”

我赶回家中,心中充满怒火,像要爆炸一般;我的无权地位和无能为力使我痛苦,我像铁槛中的野兽,街上任何一个无耻顽童都可以随意侮弄它,因为他知道,老虎使尽所有的力气也不足以冲破牢笼。

我发现我的妻在发烧,从这天起她病了,加上晚间再次受惊,几天后终于引起了早产。孩子只活了一天,而她几乎过了三四年才复原。21

据说多情善感的父亲22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听到女儿死去时哭了23!

他们这么起劲是为了什么——纷乱不堪,侦探密布,闹得鸡犬不宁,仿佛皇宫失火,皇位动摇,皇室面临覆灭了;可这一切实际上毫无必要!这是宪兵的诗歌朗诵,密探的即兴表演,一场无中生有的戏剧,目的无非为了向皇上表示耿耿忠心……瞧他们调兵遣将,好不热闹!

……我去第三厅的当天晚上,我们坐在小桌旁发愁,孩子在桌上摆弄玩具;我们很少说话。门铃蓦地响了,我们不禁一惊。马特维赶去开门,过不一会儿,一个宪兵军官闯进了屋子,军刀和马刺铮铮作响。他先是彬彬有礼地向我的妻表示歉意,一再挑选字眼,说他“没有想到,没有料到,没有预计到,这儿有夫人和孩子,因此非常抱歉……”

宪兵是礼貌之花,要不是由于神圣的责任,由于职务在身,他们不仅永远不想陷害人,而且不会在大街上对前导马御者或赶车的拳打脚踢。我在克鲁季茨兵营已领教过这种事,那位无可奈何的军官为了不得不搜查我的口袋,曾大感伤心呢。

保罗-路易·库里埃24早已指出,刽子手和检察官正在成为最有礼貌的谦谦君子。检察官写道:“敬爱的刽子手阁下,如果方便的话,务望劳驾,于明晨将某某人明正典刑,枭首示众,鄙人不胜感激。”刽子手马上复文道,他“认为自己三生有幸,能为检察官阁下略尽绵力,而且今后随时愿供驱策。”可是那个第三者却在他们的礼让声中丢了脑袋。

“杜贝尔特将军请您去一下。”

“什么时候?”

“对不起,请现在立刻动身。”

“马特维,给我大衣。”

我与妻握了手,她满脸泪痕,手是火烫似的。现在已晚上十时,这么迫不及待,莫非发现了阴谋,怕我逃跑,或者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最尊贵的生命面临了危险?我不禁想:“我确实对不起那位岗警,在这个政府治下,它的某个爪牙杀害了两三个过路人,这又何足为奇;难道那些第二等和第三等的高级岗警,会比蓝桥上的这位伙伴好一些吗?那位岗警中的岗警本人又怎样呢?”

杜贝尔特派人传见我,只是为了通知我,本肯多夫伯爵要我明晨八时前去见他,以便向我传达圣上的旨意!

杜贝尔特是个怪物,看来,在他管辖下的大大小小的第三厅官员中,他比别人聪明一些。他那张蓄着两撇长长的淡胡子的瘦脸庞,那倦怠的目光,特别是面颊上和嘴角边那些皱纹,都清楚地表明,各种欲望曾在这胸膛中进行过搏斗,最后蓝制服战胜了一切,或者不如说掩盖了一切。他的面貌有些像狼,甚至狐狸,既表现出猛兽的狡猾与机灵,也表现出它们的阴险与傲慢。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穿着没有肩章的军装坐在那里一边写字,一边吸烟斗。他一见我,马上起立,请我在他对面坐下,用下面这句奇怪的话开始: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25使我有机会见到阁下。今天早晨您应该会见过萨赫迪斯基26了吧?”

“见过。”

“我很抱歉,为了一件对您十分不愉快的事,不得不把您请来。您的疏忽又招致了陛下对您的不满。”

“将军,我要对您说的,与对萨赫迪斯基伯爵说过的一样,我不能想象,仅仅由于我复述了街头的谣言,就得再度流放。您当然比我更早听到这谣言,可能也像我一样谈论过。”

“是的,这事我听到过,也讲过,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讲到这无稽之谈时,坚信它纯属虚构,您却根据这谣言攻击整个警察机构。这完全是出于诽谤政府的不幸情绪,这种情绪是西方的腐朽影响在阁下身上的反映。在法国,政府与各党派水火不相容,它们也任意诋毁它;可是我们不同,我们的政府像慈父,一切都可以在内部解决……我们正尽一切力量要让社会尽可能保持安定和平静,然而有些人不顾惨痛的教训,坚持徒劳无益的反对派立场,企图煽动舆论的不满,用口头和书面传布谣言,说警察在大街上杀人。是不是?您在信上写过这事吧?”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严重,这才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隐瞒我在信上谈过这事,而且我还得指出,我这信只是写给父亲的家信。”

“当然事情并不严重,但是它却对您不利。皇上马上想起您的姓名,想起您到过维亚特卡,命令把您送回那里。因此伯爵要我通知您,请您明天上午八时前来见他,他会向您说明陛下的旨意。”

“那么这是说,为了您所讲的那件并不严重的事,我便得挈带有病的妻子,有病的孩子,前往维亚特卡?……”

“您在政府供职吗?”杜贝尔特问,仔细打量我的文官制服上的纽扣。

“我在内务部办公。”

“多久了?”

“六个来月。”

“一直在彼得堡?”

“是的。”

“我没有印象。”

“您瞧,”我笑笑说,“我多么安分守己。”

萨赫迪斯基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杜贝尔特不知道我在政府机关任职,可是他们知道我在房间里讲些什么,想些什么,给我父亲写信谈些什么……问题在于我那时刚开始与彼得堡的文学界人士接近,发表文章,主要是我从弗拉基米尔调到彼得堡,是通过斯特罗戈诺夫伯爵的关系,完全没有让秘密警察插手;到达彼得堡后,我也没有听从一些好心人的劝导,立刻向杜贝尔特或第三厅报到。

“好吧,”杜贝尔特打断我的话头,说道,“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对您都是有利的,昨天我还对茹科夫斯基说过,我真希望我的儿子得到的反应,也能像他对您的评论那么好呢。”

“可我还是得回维亚特卡……”

“要知道这是您的不幸,因为报告已呈交皇上,当时有许多情况还不清楚。您必须走,这不能改变,但是我想,可以把维亚特卡换成另一个城市。我跟伯爵商量一下,他今天还要进宫。一切可以使您从轻发落的办法,我们都将尽力而为;伯爵是像天使一般善良的。”

我站了起来。杜贝尔特送我到办公室门口,这时我忍不住,站定了对他说:

“将军,我对您有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您有事,最好别派警察或宪兵去叫我,他们会弄得人心惶惶,特别在晚上。我的妻有病,为什么她该为岗警的事受罪呢?”

“哦,我的天,实在抱歉!”杜贝尔特回答,“这些人都笨手笨脚的。您放心,我不会再派警察打扰您。那么,明天见;别忘了,八点钟去见伯爵;我们在那儿会面。”

仿佛我们在相约上斯穆罗夫饭店吃牡蛎。

翌日八时,我到了本肯多夫的会客厅。那里已有五六个人在求见,他们垂头丧气,心事重重,靠墙站立,听到一点响声就惶恐不安,把身子缩得更紧,对每一个走过的副官都弯腰鞠躬。其中有一个女的,穿了丧服,拿着一卷纸坐在那儿,纸像白杨树叶一样在抖动。离她三步远,站着一个高高的、背有些佝偻的老人,七十来岁,秃顶,皮肤有些发黄,穿一件深绿色军大衣,胸前挂了一排奖章和十字勋章。他不时叹气,摇摇头,喃喃地自言自语。

窗旁坐着一个人,大模大样的,像是这儿的“上宾”或者奴仆和值星官。我进屋时,他站起身,我仔细瞧他的脸,认出了他;在戏院里,人家指给我看过这个讨厌的家伙,那是街上的主要特务之一,记得名叫法勃尔。他问我:

“您有事求见伯爵?”

“我是应召而来。”

“贵姓?”

我讲了姓名。

“哦,”他说,改了口气,仿佛遇见了老朋友,“不要客气,请坐!伯爵过一刻钟就会出来。”

客厅里静悄悄的,显得阴森可怕,日光勉强透过雾和结冰的玻璃窗射进屋内;谁也不讲话。副官们敏捷地穿梭来去,门口站着一个宪兵,偶尔倒换一下脚,弄得军刀铮铮出声。又来了两个求情的人。每来一人,值星官就得上前问明事由。一个副官走到他跟前,小声与他交谈,那副神气活像是无耻的浪荡子;大概他们谈的是什么下流事件,因此常常打断话头,露出奴才的无声的笑,值星官还扮鬼脸,表示他再也忍俊不禁,要笑出声了,一再说道:“别讲啦,求求您,别讲啦,我受不了。”

过了五六分钟,杜贝尔特出来了。他敞开上装,随随便便,扫了一眼那些求见的人,他们赶紧鞠躬。他从远处望见我,说道:

“您好,赫先生,您的事情大有起色27,一切顺利……”

我刚想问“让我留下了吗?”但话还没出口,杜贝尔特又回去了。接着,客厅里进来了一位将军,他全副戎装,整整齐齐,身子挺得笔直,穿着白军裤,肩上披着绶带,总之,我没见过更漂亮的将军。如果哪一天伦敦要举办将军展览会,像如今在辛辛那提举办婴儿展览会28一样,那么我建议一定得把他从彼得堡请去。将军走到本肯多夫出入的门口,马上立正,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我津津有味地端详着这位模范军士……看来他的一生就是在操练步法时鞭打士兵;这种人是从哪里物色来的呢?他生到世上无非为的整队出操,立正稍息!跟他一起进屋的大概是他的副官,这是天下最俊秀的骑兵少尉,腿特别长,简直举世无双,头发金黄,脸蛋小得像松鼠,表情单纯,凡是被母亲宠坏的宝贝儿子大抵是这副样子,他们从来不学习,最低限度,从没学会什么。这株穿军装的金银花,与模范将军保持着应有的距离,站在那里。

杜贝尔特又出来了。这次他端起了架势,钮子也扣上了。他一见将军,立即问他有何贵干。将军像传令兵见了长官,准确地报告道:

“昨天接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公爵29传达的上谕,命卑职前往高加索作战部队服务,为此特在启程之前向伯爵大人辞行。”

杜贝尔特郑重其事地听完这些话,微微颔首表示赞许,退回里屋,过不一会儿又出来了。

他对将军说:“伯爵万分遗憾,没有时间接见阁下。他很感激,要我转达,祝您一路平安。”说毕,他伸开双臂,拥抱了将军,还把自己的唇髭在将军的面颊上贴了两下。

将军迈着庄重的步伐走了,松鼠脸和仙鹤腿的年轻副官跟在后面。这个场面抵消了我那天的不少痛苦。将军的步法表演,委托接受的告别仪式,最后,列那狐30的油滑嘴脸与将军阁下的空心脑瓜的接吻——一切都那么滑稽,使我几乎忍俊不禁。我觉得,杜贝尔特似乎发现了这一点,因此这以后才不敢小看我。

两扇门终于一齐打开了,本肯多夫走进了客厅。宪兵司令的外表确实无可挑剔,容貌与日耳曼血统的、特别是德国种的贵族大体一致,脸上布满皱纹,神色显得困倦,眼睛中流露出足以迷惑人的善良目光,这是那种随和的、冷漠的人所常有的。

本肯多夫这个恐怖的秘密警察头子,站在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有权干涉一切,也许作为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干尽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这我可以相信,特别是想起他那淡漠呆板的脸色时。但是他也没有做过好事,这需要毅力、意志和热情,而他没有。在尼古拉这种冷酷无情的暴君手下作大员,却不敢为受害的弱者仗义执言,这已比得上任何罪恶了。

有多少无辜的人牺牲在他的魔掌下,又有多少人由于他的疏忽怠慢,由于他忙于寻欢作乐而死去;也许,这个过早衰老和虚弱的人,最后在船上背叛自己的宗教,企图从天主教会得到拯救,靠赦免一切的赎罪符获得解脱的时候31,曾有不少阴郁的鬼魂和沉重的回忆在他的头脑中徘徊,折磨着他……

“皇上得知,”他对我说,“您在参与传播危害政府的谣言。他看到您还很少悔改,因此命令把您重新遣返维亚特卡。但是我根据杜贝尔特将军的请求和有关您的情报材料,向皇上说明了您夫人的病,皇上愿意改变自己的决定。皇上禁止您进入京城,您得重新接受警察的监督,但是居住地点可由内务大臣另行指定。”

“请允许我直说,即使这时候,我也还不能相信,我的流放没有其他原因。1835年我为我没有参加过的酒会被流放;今天我又为众所周知的谣言受到惩罚。这命运太不公平了!”

本肯多夫耸耸肩膀,摊开双手,表示一切道理他都知道,于是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向您宣布皇上的旨意,您却向我发表议论。您向我说什么,或者我向您说什么,这都无关紧要,都是废话。现在什么也不能改变了,至于将来怎样,一部分要取决于您自己。您既然提到了您的第一次事件,那么我得特别提请您注意,别招来第三次,到了第三次,您恐怕就不能这么便宜了。”

本肯多夫微微一笑,向我表示了好意,便朝那些求情的人走去。他很少与他们讲话,收了状子,略看一眼,便丢给杜贝尔特,对求情者的诉说,只偶尔露一下表示体谅的优雅笑容。这些人整整筹划了几个月,日夜盼望着这次会见,它关系到他们的荣誉、财产和家庭;他们费尽周折,花了多少力气,才走进这间客厅,而在叩开紧闭的双扉之前,宪兵或司阍又曾把他们赶走过多少次。何况不是万不得已,他们决不敢冒昧求见秘密警察的头子;事前,一切合法道路必然都已试过。可是这个人却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对他们敷衍搪塞,可想而知,最后不过是某个科长作出某种决定,把案件移交另一个衙门而已。那么他这么忙忙碌碌,忧心忡忡,又是为的什么呢?

本肯多夫刚走到挂勋章的老头儿面前,那人就双膝一跪,诉起苦来:

“伯爵大人,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

“真不害臊,”伯爵大声呵斥,“您玷污了您的勋章!”于是怀着崇高的愤怒扬长而过,没有收他的状子。老人默默起立,无神的眼光显得恐怖而困惑,下嘴唇哆嗦着,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

这种人异想天开,指望当一个人,却落得如此不像人样!

杜贝尔特上前向老头儿收了状子,说道:

“您这是何苦啊?好吧,您把状子给我,我会处理的。”

本肯多夫觐见皇上去了。

“我怎么办呢?”我问杜贝尔特。

“您请内务大臣挑选一个合意的城市就成了,我们不想干涉。我们明天就把全部案卷转到那里;我祝贺您获得这么顺利的解决。”

“我十分感谢您!”

离开本肯多夫那儿,我便回到了部里。我已说过,我们的主任属于那类德国人,这种人有点像狐猴,细长条子,做事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他头脑迟钝,思路不清,要揣摩好久才能理出一点头绪。不幸我把事情告诉他时,第三厅的公文尚未送到。这事他完全没有料到,因此像晴天霹雳,吓得他话也说不连贯了,他自己也觉察了这一点,为了改正,只得对我说:“请允许我使用德语”32。也许他用德语讲话,文法错误可以少些,但意思仍不准确鲜明。我看得很清楚,在他身上有两种情绪在搏斗,他了解这处分完全不公正,但认为主任的责任是拥护政府的行动;他既不愿在我面前扮演粗野的角色,又不能忘记秘密警察与内务部之间经常存在的敌对情绪。这样混乱的思想要表达得清清楚楚,自然不易办到。最后他只得声明,在向大臣请示之前,他不便表示什么,说毕便去找他。

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召见我,向我了解情况,仔细听完以后,对我谈了他的结论:

“这纯粹是警察的陷害。嘿,好吧,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我真的以为他会马上觐见皇上,向他说明一切,其实大臣们是不会这么鲁莽行事的。

“关于您这件事,”他接着说,“我已收到皇上的命令,这就是,您瞧,它要我选择一个地点,安排您的职务。您希望去哪里?”

“特维尔或诺夫哥罗德。”我回答。

“当然……好吧,既然地点可以由我决定,而这两个城市对您大概都一样,那么一有省府参议的空缺,我首先委派您,按照您的官衔,这是您可能得到的最高职位了。现在您可以准备缝一套绣花领圈的官服啦。”他又打趣道。

这就是他的对策,但并不符合我的要求。

过了一星期,斯特罗戈诺夫呈报枢密院,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的参议。

这是十分可笑的,多少个秘书、八等文官和省县官员,都在凯觑这个位置,为它奔走钻营,千方百计托人情,送贿赂,好不容易才得到了神圣的诺言,可是这位大臣为了执行圣上的旨意,为了对秘密警察进行报复,决定用升级作为惩罚,让苦药变成甜酒,突然把这个空缺(大家你争我夺、梦寐以求的目标)丢到了一个人的脚下,而这个人却是抱定宗旨,一有机会就要弃官出走的。

辞别斯特罗戈诺夫之后,我便去拜见一位夫人;关于我与她的认识,应该补充几句。

我上彼得堡时,父亲给我的介绍信中,有一封我拿起过十多次,在手中簸弄了一会儿,又放回了桌上,把拜访推迟到下一天。这信是写给一位七十岁的阔绰贵妇人的;我父亲与她的友谊还是早年开始的;他认识她时,她还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宫中,后来他们在巴黎重逢,一起游历各地,最后,三十年前,两人都回国休息了。

我一般不爱结交显贵,特别是妇人,何况还是七十高龄的老太太;但是父亲问了两次,问我是否拜会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最后,我决定吞下这颗药丸。听差把我领进一间相当阴暗的客厅,这儿陈设简陋,墙壁已经褪色,有些发黑了,家具和帷幔等也失去了光泽,显然一切放在原地已经多年,从未移动过。它使我想起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府上;老年也像青春一样,必然对周围的一切留下痕迹。我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等女主人接见,准备应付那些枯燥的问题,那种耳聋和咳嗽,以及对新一代人的谴责,也许还有道德说教。

过了五六分钟,一位高大的老妇人迈着稳健的步子进屋了。她面容端庄,早年的出众美貌还依稀可见;她的姿态、举动、手势,在在表现出执拗的意志、顽强的性格和敏捷的智慧。她目光炯炯,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走到沙发跟前,一挥手推开桌子,对我说道:

“坐到这儿圈椅上来,靠近我一些,我与您父亲是老朋友呢,我喜欢他。”

她打开信,把它交给我,一边说:

“请您念给我听,我眼睛痛。”

信是用法文写的,除了各种恭维话,就是回忆和暗示。她露出微笑,听我念完,说道:

“他的头脑还没有老,还是那样;他很可爱,非常尖刻。现在还一直坐在书房里,穿着长袍装病吗?两年前我路过莫斯科,探望过您爹,他说,我是勉强接见您的,我不久于人世啦,可后来谈得起劲,就把自己的病给忘啦。这都是无病呻吟;他比我稍大一些,长两三岁,说不定还没有,我又是个妇女,可还照样自己走路。真的,您父亲提到的那年代,如今多远了哟。您想,我与他是头一批会跳舞的。那时英国舞正风行一时呢;我与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33常在故世的女皇那儿跳舞;您不妨想一下,您爹穿了淡蓝的法国长衣,扑了粉,我穿了箍骨裙和夜礼服34。与他跳舞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美男子35,他比您漂亮——哦,您让我仔细瞧瞧,对了,他比您漂亮一些……您别生气,我这样的老人才会讲真话。其实,我想您也不在乎,您是文学家和学者呢。哟,我想起来啦,您倒给我讲讲,您那件事究竟怎么样?您流放到维亚特卡以后,您爹写信给我,我找布卢多夫36设法——他不敢插手。为什么要放逐您,他们都不肯讲,这些人什么都是‘国家机密’。”

她的举止言谈都那么朴实,诚恳,与我的预料相反,我变得轻松而自由了。我半开玩笑半严肃地给她讲了我们的案子。

“向大学生开战,”她说,“把什么都看成阴谋暴动;那些家伙当然正好乘机巴结,小题大做。他身边尽是这种小人,这些不清不白、不明来历的家伙,不知他是从哪儿搜罗到的?想想看,亲爱的阴谋家37,您当时几岁,十六岁吧?”

“正好二十一岁。”我回答,心里觉得好笑,她竟然把我的和尼古拉的政治活动看得这么无关紧要,毫无价值。“不过我是年纪最大的。”

“整个政府怕四五个大学生,真是可耻。”

这么谈了半小时,我起身准备告辞。

“等一下,等一下,”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叫住了我,声音显得更友好了,“我还没结束我的教义问答呢。您是怎么带走您的新娘的?”

“您也知道这件事?”

“唉,我的少爷,新闻是会到处飞的。当时我对您父亲说,青年人是有热情的;他还在生您的气呢,不过他是聪明人,后来明白了……何况你们生活很美满,那还要怎样?他说:‘怎么能违抗命令,私自潜入莫斯科,万一被发觉了,非坐牢不可。’我回答他说:‘可现在没被发觉啊,您应该为此高兴才对呢,何必胡思乱想,自寻烦恼。’他说:‘唉,您总是什么也不怕,冒冒失失的。’我回答他:‘我的爷,我这一辈子也不比别人过得坏啊。再说,这算什么,捉弄小两口,不给他们钱!这不像话!’他说:‘得啦,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了,您别生气。’哦,让我见见您的夫人,行吗?”

我向她道了谢,说我这次是一个人来的。

“您耽搁在哪儿?”

“在德穆特饭店。”

“也在那儿用膳?”

“有时在那儿,有时在杜马餐厅。”

“为什么要上饭馆,多花钱,这对有家的人也不合适。如果您不嫌弃一个老太婆,您到这儿来与我一起吃饭好了,真的,我认识您感到很高兴;谢谢您的父亲打发您来看我,您是非常有趣的青年人,别看您年轻,很懂道理,瞧,我刚才跟您什么都谈;跟那些朝廷大臣在一起可讨厌呢,这些人光知道宫廷,要不就是什么人得了勋章,净讲些废话。”

梯也尔在一卷执政府时期的历史中38,相当详尽、相当忠实地记载了保罗一世被害事件39。他两度提到一个女人,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最后一个宠臣祖博夫伯爵的姐姐40。她年轻漂亮,但已经守寡,丈夫是一位将军,大概在作战中阵亡的。她天性热烈好动,从小娇生惯养,但是才智出众,具有丈夫气概;在保罗一世野蛮疯狂的统治时期,她成了一切不满者荟萃的中心。人们在她府上密谋策划,她则推波助澜,当了他们与英国大使馆联系的桥梁。保罗的警探最后对她产生了怀疑,但她事先得到消息(可能是帕连41亲自通知她的),逃到了国外。阴谋那时已准备就绪,她在普鲁士国王42的舞会上,收到了保罗被弑的消息。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欢乐,在舞会上兴奋地当众宣布了这事。它使普鲁士国王感到难堪,当即下令限她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柏林。

她到了英国。这位显贵的夫人从小安富尊荣,过惯了宫廷生活,为叱咤风云的野心驱使着,成了伦敦首屈一指的名流,在与世隔绝、高不可攀的英国贵族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43,曾拜倒在她的脚下,后来更……她在国外的那些岁月真是煊赫一时,但是在朝欢暮乐中终于蹉跎了美好年华。

随着老境的到来,她的生活也变得一片凄凉,有的只是命运的打击,寂寞的光阴,伤心的回忆。她的儿子在波罗金诺战役中阵亡,她的女儿病故,留给她一个外孙女奥尔洛娃伯爵夫人44。老太太每年8月从彼得堡前往莫扎伊斯克,为她儿子的坟茔扫墓。孤独和不幸不能摧毁她坚强的性格,只是使它变得忧郁和傲慢了。她像严寒中的古木,树干和树枝仍保持着挺拔的姿态,只是树叶凋落了,光赤的枝柯似乎又瘦又冷,但整个外表却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气宇轩昂,树干蒙上了一层白霜,依然高傲而阴森地屹立着,任它风吹雨打也不弯折。

她的一生是漫长的,活动频繁,交游广阔,也不少坎坷不幸,而世态炎凉更带给她辛酸之感,这一切造成了她那种睥睨一切的目光。她有自己的哲学,它的出发点就是对某些人的彻底鄙视,可是活跃的天性又使她离不开这些人的奉承凑趣。

各种胖的和瘦的枢密官及将军们告退时,她常常向我颔首示意,对我说:“您还不了解这些人,可我已经看透了他们,我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哄骗;我的兄弟得宠的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女皇对我爱怜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说来您也不信,那些挂满勋章的老头儿,连行走也困难了,却争先恐后跑进前室,给我拿大衣,递暖鞋。女皇驾崩,第二天我的屋子就空了,人们躲避我就像躲避瘟疫,见了我就像见了疯子,可他们就是昨天那些奉承拍马的人。我走我自己的路,不需要任何人;我到了海外。回国后,上帝给了我不少灾难,可是我没看见谁对我表示过同情;只剩下两三个老朋友依然与我来往。嗯,新的皇朝开始了,奥尔洛夫据说有了势力,当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真有势力……不过至少大家这么想;他们知道,他是我的继承人,外孙女又爱我,于是又有人上门来了,又准备给我拿大衣和皮鞋了。唉!我了解这些人,可有时独自坐着实在心烦,眼睛又痛,看书不便,况且也不能老看书啊,我只得让他们来讲些废话,散散心,打发一些时光……”

这是从上世纪留下的一件精致古董,她的周围尽是些昏庸老朽的官僚,他们是从彼得堡宫廷生活的污泥浊水中长大的。她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这也是事实。如果说她分享过叶卡捷琳娜的狂欢节日和乔治四世的佳肴美酒,那么她也分担了保罗时期阴谋者面临的风险。

她的错误不在于鄙视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而在于她把我们这一代人也当作了宫廷菜圃的产物。叶卡捷琳娜时期,宫廷和近卫军确实包括了俄国全部有教养的人士,这多多少少继续到了1812年。从那以后,俄国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战争唤醒了人们,人们的觉悟引起了12月14日事件。社会内部发生了分化,宫廷方面留下的已不是俊彦之士;酷刑与暴政使一些人愤然离开,新的风气又使另一些人背离了它。亚历山大继承了叶卡捷琳娜的文明传统,到了尼古拉时期,贵族社会的高尚风气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极权暴政,另一方面是卑躬屈膝的奴才精神。这是拿破仑式歇斯底里粗暴作风和没有灵魂的官僚世界的混合物。新社会以莫斯科为中心迅速地发展着。

谈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一本绝妙的书: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回忆录》45,这是二十年前在伦敦出版的。书后附有维尔莫特两姐妹46的《笔记》,她们于1805至1810年间是达什科娃的亲信女伴。姐妹俩是爱尔兰人,多才多艺,具有极高的观察能力。我希望她们的书信和回忆录也能介绍给我国读者。

把1812年前的莫斯科社会与1847年我出国时相比,我的心高兴得直跳。我们获得了惊人的进步。那时对现实不满的都是离职的,被贬黜的,被迫退休的人;现在却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了。那时社交界的名流是反复无常的寡头政治家,如阿·格·奥尔洛夫伯爵47和奥斯特曼48等,正如维尔莫特小姐所说,那是“影子的世界”,由十五年前在彼得堡去世的那些国务活动家所组成,他们终生搽粉,挂绶带,在莫斯科出席午宴和酒会,颐指气使,妄自尊大,既无力量,也不懂得什么。1825年后,莫斯科的社会名流却是普希金,米·奥尔洛夫49,恰达耶夫,叶尔莫洛夫50。从前人们低声下气地聚集在奥尔洛夫伯爵府上,夫人们戴着“别人的钻戒”51,男舞伴们不敢擅自坐下,伯爵的农奴在我们面前表演化装跳舞。四十年后,我却看到这一类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堂里;那些戴别人的钻戒的夫人们的女儿,那些不敢坐下的先生们的儿子,在这儿全神贯注地聆听格拉诺夫斯基那深刻有力的讲演,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些激昂慷慨、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们。

这些人来自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他们挤在讲台前面,年轻的科学战士则在台上探讨严肃的问题,谈古论今,预言未来,而这一切正是热列布佐娃不可能想象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特别仁慈和器重,原因就在于我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的第一个标本;我的谈吐,我的思想,都使她惊讶。她把我看作另一个俄罗斯的新生幼苗,而冬宫的窗结了冰,已把原来的俄罗斯遮蔽得阴暗无光了。我感谢她的美意!

我听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轶事,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她不论与谁来往,与阿图瓦伯爵52和塞居尔53,还是与格伦维尔勋爵54和坎宁55,她都有自己的见解,独立的看法,而且与众不同。我只限于叙述一件小事,而且尽量用她本人的话。

她住在海军街。有一次一支军乐队在街上吹吹打打走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窗前看了看,对我说:

“我有一幢别墅,离加特契纳56不远,夏天我有时上那儿避暑。我吩咐在屋前开辟了一个大广场,那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地上铺了草皮。前年我到了那儿;真没想到,清早六点钟外面就鼓声大作,我躺在床上给吓得半死;鼓声越来越近,我按铃把我的卡尔梅克使女叫来,问她:‘我的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吵?’她说:‘这是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57在操练士兵呢。’‘在哪儿?’‘在我们院子里。’原来他看中了这块草坪,绿绿的,平平的。真是岂有此理,一位夫人住在这儿,又是老太太,还有病,他却在六点钟跑到这儿打鼓!我想,这种小事好办。‘叫管家来见我。’管家来了。我对他说:‘你马上坐车到彼得堡,雇几个白俄罗斯人,愈多愈好,叫他们明天上这儿挖池塘。’我想,他们总不至于到我窗前来训练海军吧。这些人简直毫无教养!”

……自然,我离开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后,立即拜访了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我的天,真是胡闹,越来越不像样了,”她听完后说,“为这点小事,把一个世家子弟放逐到外地,这成何体统。让我跟奥尔洛夫谈一下,我难得求他什么,这些人都不愿给人帮忙;不过有时说不定也会干点什么。您过一两天再来,我给您回音。”

过了一天,她早晨派人找我。我进屋时,她那儿已有几个客人。她没戴包发帽,只是用一块白麻纱手帕裹着头,这通常是她心情不好的迹象。她眯缝着眼睛,几乎看也不看那些前来请安的高级文官和显赫将军。

一位客人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气,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递给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说道:

“我把昨天皇上给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公爵的嘉奖令给您抄来了,您也许还没看过吧?”

我不知道她听清楚没有,但她拿起纸,把它摊开,戴上眼镜,皱起眉尖,非常吃力地念道:“公-爵,彼-得·米-哈伊洛-维奇!”

“您这是给我的什么?……啊?……这不是给我的呀!”

“我向您报告过了,这是皇上的嘉奖令……”

“我的老天爷,我眼睛痛,连写给我的信也常常没法看,您却要我念别人的信。”

“让我念……我真的没想到。”

“算了,不必费心了,他们的事与我无关,何必管他们写些什么。我没几天好活了,不想再为这些事操心。”

这位先生落了个没趣,只得强装笑容,把嘉奖令放回了口袋。

看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情绪不好,很容易冒火,客人陆续告辞了。等只剩下我们时,她对我说道:

“我要您到这儿来,是为了告诉您,我变得老糊涂了,答应替您办事,可什么也没办成。俗话说:不知深浅,且慢涉水,真是一点不错。昨天我与奥尔洛夫谈了您的事,可毫无指望……”

这时正好听差进屋通报,奥尔洛娃伯爵夫人驾到。

“哦,没什么,都是自己人,我马上讲完了。”

伯爵夫人生得很美,还正当盛年,她上前向外祖母吻手问安,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回答说,她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介绍了我的姓名,又对她道:

“坐吧,坐吧,我的朋友。孩子身体好吗?”

“很好。”

“谢谢上帝。对不起,我正在讲昨天的事。就这样,我对她的丈夫说:‘随你怎么对皇上讲,总之,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可哪儿成!他说什么也不干,对我道:‘这属于本肯多夫的管辖范围,我可以与他商量一下,但不能麻烦皇上,惹他生气,况且这不是我们应该过问的。’我对他说:‘你这算什么主意,跟本肯多夫商量?那我何必拜托你。这个人老朽昏聩,自己也不晓得在干些什么,整天想的就是女戏子,可早已不是拈花惹草的年纪啦;不论秘书写的是什么无稽之谈,他都拿去报告。他会干什么?算了,你趁早别给我丢脸,亏你想得出,要恳求本肯多夫,事情都是他搞坏的。’他说:‘我们的规矩是这样’,于是给我谈一通大道理……嘿!我看得出,他无非是怕找皇上……我说:‘怎么,他是野兽不是,你这么怕他?那为什么还要一天朝见五次?’这种人还跟他讲什么,毫无指望。您瞧,”她指指奥尔洛夫的画像,又对我说,“多么威风凛凛,可是不敢讲话!”

我没瞧画像,却忍不住瞟了奥尔洛娃伯爵夫人一眼;她的处境是不太惬意的。她含笑坐着,有时睃我一下,仿佛在说:老太太生气了,小辈只得让她几分,但发现我的目光并不同意她的看法,便佯装没有看到我。她并不开口,这是很聪明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不是容易说服的,她的脸气红了,你劝她反而会被她狠狠奚落一顿。只能听她数落,静候暴风雨的过去。

“对啦,那时你们在哪里,大概在沃洛格达吧,那些小公务员都以为奥尔洛夫是皇上宠信的,势力很大……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是他手下的人放的空气。这些人有什么势力,他们小心谨慎,诚惶诚恐,还谈得到什么势力……您别埋怨我,我这是多管闲事。您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看,别去诺夫哥罗德!不如上敖德萨,离他们远一些,这地方几乎像外国,而且沃龙佐夫58在那儿,这人如果还没变坏,与他们是不同的。”

沃龙佐夫当时在彼得堡,每天登门探望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但她对他的偏爱是并无多大根据的。他表示愿意带我前往敖德萨,只要本肯多夫同意。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冬季也过了,谁也没有催我动身,大家把我忘了,特别是下面那次会见之后,我更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了。沃洛格达省长博尔戈夫斯基当时在彼得堡,他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相当喜欢我,我不时上他家走走。他参加过谋害保罗一世的政变,当时他是谢苗诺夫近卫团的青年军官,后来到了1812年,斯佩兰斯基那不明不白的案件59发生后,他受了牵连。那时他在作战部队任团长,突然被捕,送至彼得堡,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但还没到达流放地,亚历山大赦免了他,让他回团供职。春天有一次我去看他,有个将军背朝门坐在大安乐椅上,我看不见他的脸,只见到一块银肩章。

“让我给您介绍一下。”博尔戈夫斯基说,这时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杜贝尔特。

“我荣幸得很,早已认识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了。”我笑笑说。

“您快去诺夫哥罗德了吧?”他问我。

“关于这一点,我正想向您请示呢。”

“对不起,我根本没有催您的意思,只是随便问问罢了。我们已把您交给了斯特罗戈诺夫伯爵,您什么时候动身与我们无关,何况您的夫人病了,这是完全合法的理由……”(真是世上最谦恭有礼的人!)

六月初,我终于拿到了枢密院的委任令,任命我为诺夫哥罗德省府参议。斯特罗戈诺夫伯爵认为我可以动身了,于是我在7月1日前后抵达了上帝和圣索菲亚保护下的城市诺夫哥罗德60,住在沃尔霍夫河边,对岸有一个大丘陵,12世纪的伏尔泰主义者们便是从这儿把威灵显赫的雷神像丢进河中的。

1 康·阿克萨科夫是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斯拉夫派主张把俄国恢复到17世纪以前的状态,因此当时俄国虽然已经迁都彼得堡,他们仍把莫斯科看作首都,而彼得堡不过是“皇上的驻地”。

2 谢·斯特罗戈诺夫(1794—1882),当时的莫斯科学区总监,他是前面提到的内务大臣亚·斯特罗戈诺夫的胞兄。

3 当时俄国的文官晋升制度还是彼得大帝时期确立的,共分十四个等级,而从第九等升为第八等十分重要,因为按照这个制度,凡世袭贵族均可取得八等以上官职,而非世袭贵族升至第八等即可获得贵族称号。

4 引自奥加辽夫的长诗《感怀》第二卷第三章。

5 指起义者在彼得一世铜像周围布列的方阵。

6 彼得一世逝世的日子实际上应为1月28日。

7 俄国有句谚语:保姆共七个,孩子没人管。意思是管的人多了,大家不负责。

8 伦敦西部的一个区域,是盗贼聚居的罪恶渊薮。

9 旧俄纸币,值二百卢布。

10 指阿列尼岑,维亚特卡省办公厅主任,不是科长。

11 当时俄国两个平凡的诗人和剧作家。

12 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的主人公,一个孤高绝望的人物。

13 当时俄国的司法大臣。

14 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人公。

15 爱沙尼亚的一个岛。

16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又称波希米亚兄弟会,反对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和烦琐仪式。

17 彼得保罗要塞的一部分,是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佩斯捷利、雷列耶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均曾囚禁于此。

18 杜贝尔特(1792—1862),俄国特务头子,本肯多夫的助手,第三厅办公厅主任。

19 我可以保证,这位可敬的老人确实用了“坏蛋”这个字眼。——作者注

20 赫尔岑于1840年11月给父亲写信时提到了这件事,这封信落到了宪兵手中,因而出事。

21 赫尔岑被第三厅召见时,他的妻子正在怀孕,因受惊,于1841年2月引起早产,生下赫尔岑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伊万,孩子几天后便夭折了。

22 原文是拉丁文。

23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即沙皇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一世的女儿于1844年在分娩中死去。

24 库里埃(1772—1825),法国自由派政论家,以文笔优美著称。这里提到的内容见他所著《致〈检察官〉杂志编者的信》。

25 即沙皇的特务头子本肯多夫。

26 即前面赫尔岑会见过的那个老头儿,他也是当时第三厅的高级官员,杜贝尔特的助手。

27 原文是法文。

28 原文是英文。辛辛那提是美国的城市。

29 当时的陆军大臣切尔内绍夫的名字。

30 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角色。列那狐是新兴市民阶级的代表,以奸诈狡猾著名。

31 本肯多夫于1844年9月从国外坐船回彼得堡时,突然死在船上。死前不久,他改信了天主教。

32 原文是德文。

33 即赫尔岑的父亲。

34 原文是法文。

35 原文是法文。

36 1832至1837年的俄国内务大臣。

37 原文是法文。

38 梯也尔是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所著《执政府时期和帝国时代史》共二十卷,这里是指它的第一卷。执政府时期是1795至1799年拿破仑任执政官的时期。

39 保罗一世推行敌视英国的政策,引起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中亲英派的不满。一部分贵族与皇太子亚历山大在英国大使馆的支持下,于1801年3月发动政变,杀死保罗一世,由亚历山大一世继承皇位。

40 即奥·亚·热列布佐娃,她的兄弟祖博夫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宠臣,她自己也是女皇的宫中女官。

41 帕连(1745—1826),俄国的伯爵和大臣,1801年宫廷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42 指1794至1840年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他在国际上执行中立政策。

43 1820至1830年的英国国王。

44 即沙皇宪兵司令奥尔洛夫伯爵的妻子。

45 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回忆录》,1840年用英文出版于伦敦。

46 凯瑟琳·维尔莫特和玛丽·维尔莫特,都曾作过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宫中女伴,写有记述当时俄国宫廷生活的回忆录和书信等。

47 1762年宫廷政变的参与者。

48 奥斯特曼(1725—1811),俄国外交家,大臣。

49 十二月党人。

50 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名将。

51 维尔莫特小姐的话。——作者注

52 即查理十世(1757—1836),1824至1830年为法国国王,被七月革命所推翻。他早年被封为阿图瓦伯爵。

53 法国外交家及作家。

54 英国外交家。

55 坎宁(1770—1827),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及首相。

56 俄国皇室领地。

57 俄国皇族,大公。

58 沃龙佐夫(1782—1856),俄国大官僚和国务活动家,曾任比萨拉比亚总督。这人是个伪君子,普希金曾多次谈到他。

59 亚历山大皇朝初期,斯佩兰斯基因推行资产阶级改革方案,遭到地主贵族陷害,于1812年被撤职查办,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后又被贬黜到西伯利亚任总督。

60 诺夫哥罗德是俄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圣索菲亚被认为是它的守护神,公元10世纪城内即建有索菲亚大教堂,12世纪时形成了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独立的封建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