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思想1——流放后重返莫斯科——波克罗夫村——马特维之死——约翰神父

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生活并不愉快。我不是怀着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定的意志,而是怀着懊丧和愤怒的心情到达那里的。第二次流放的平庸性质使我生气,而不是痛苦;它不是那种可以振奋精神的灾难,它只是使人心烦意乱,其中既没有新鲜的趣味,也没有危险的刺激。单单省政府和它的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它的参议官赫洛平,它的副省长皮缅·阿拉波夫,已足够叫人头痛不止了。

我闷闷不乐,纳塔利娅也被忧郁征服了。她天性温柔,从小习惯于发愁和流泪,现在重又陷入了自怨自艾的烦恼中。悲痛的思想长时间压在她的心头,使她看不到一切光明和欢乐。生活变得复杂了,弦变得多了,忧虑也随之增加了。萨沙2病后,接着便是第三厅的骚扰,流产,婴儿之死。婴孩的死,父亲是不大感觉得到的,对产妇的照顾使他几乎忘记了这个一闪而过的生物,他还没来得及哭出声音,还没来得及吸一口奶,便死了。但对于母亲,这个新生命与她朝夕相处已经多日,她早已感觉到他,他们之间存在着身体、化学和神经的联系;况且,婴孩之于母亲是付出了十月怀胎的艰苦代价的,是分娩的阵痛的产物,没有他,痛苦就失去了意义,成了对人的侮弄,没有他,无用的乳汁就会扰乱头脑。

纳塔利娅去世后,我在她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字条,我早已把它忘了,这是我在萨沙诞生前一两个小时写的。3它是祈祷,是祝福,是对新生者踏上“为人类服务”的道路的献辞,是对他的“艰难历程”的预言。

背面有纳塔利娅亲笔写的字:

“1841年元旦。昨天亚历山大给了我这张字条,他做得对,这是最好的礼物。这张纸一下子把三年的幸福生活呈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充满着不断的、无限的爱的三年。

“我们就这样跨进了新的一年;不论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愿垂下头,为我们两人向它宣告:一切悉听尊便!

“我们在家中迎接新年,冷冷清清,只有亚·拉·维特贝格4与我们在一起。全家人只少一个小亚历山大,孩子已进入安静的梦乡,对于他,既不存在过去,也无所谓未来。睡吧,无忧无虑地睡吧,我的小天使,我为你祈祷,也为你,我那尚未出生的孩子祈祷——我已用我的全部母爱爱你,我的心已多次感到你的动作,听到你的声音。愿你来到世上愉快而幸福!”

但是母亲的祝愿没有实现:尼古拉处决了婴儿。俄国专制皇帝的魔掌也伸到了孩子头上,把他扼杀了!

孩子的死给她留下了创伤。

我们怀着忧伤和深入内心的愤怒,到达了诺夫哥罗德。

那时的真实情况就按照当时的理解,保存在当时的笔记本中,它不会因距离遥远而产生虚假的幻觉,不会因时过境迁而淡忘,也不会因其他许多事件的相继出现而变得模糊晦暗。我曾多次打算写日记,但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在诺夫哥罗德,我生日那天,纳塔利娅送给我一本空白的本子,我有时就把心中感到的或头脑中想到的写在这本子上。

这本子还保存着。纳塔利娅在第一页上写道:“愿这本子的每一页和你的整个生命,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

三年后,她在它的最后一页上又写道:

“我在1842年曾希望,你的日记的每一页都充满着光明,风平浪静;现在三年过去了,回顾往事,我的愿望没有实现,然而我并不懊丧,因为欢乐与痛苦对于完满的生活都是必要的,而你可以在我对你的爱中找到安慰,这爱是充满在我的全部身心和整个生命中的。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祝未来幸福!1845年3月25日于莫斯科。”

1842年4月4日写着这么一段话:

“我的天,多么不能忍受的忧郁哟!这是软弱,还是我的法定权利?难道我应该把生活看作已经结束,难道我的全部工作意愿,我亟待吐露的一切,都应该予以压制,让这些要求无声无息地湮灭,然后开始空虚的生活?人生可以只留下一个修身养性的目的,但是在书斋中,同样可怕的忧郁依然困扰着我。我之需要发言,也许正如蛐蛐之需要鸣叫一样……而这种压力还得忍受多少年啊!”

仿佛自己感到害怕似的,我在这后面摘录了歌德的几行诗:

  

失去财产——损失不大,

失去荣誉——损失极大,

但你一旦赢得声誉,

人们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

而失去勇气——就丧失了一切。

这时不如没有出生更好。5

  

以后还写道:

“……我的双肩已将压断,但仍支持着!”

“……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全部恐怖,全部悲剧方面,未来的人们能否理解,能否正确评价呢?然而我们的痛苦,正是他们的幸福所赖以生长的胚胎。他们能否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所事事,追求各种享乐,喝酒及其他?为什么我们的手不从事伟大的劳动,为什么在兴奋的时刻不能忘记忧愁?……让他们站在我们长眠的墓前,洒下几滴怀念的泪水吧:他们的眼泪,我们是当之无愧的!”

“……我再也无法长时间忍受我的处境了,我会窒息死的——不论怎样,我必须挣扎出去。我写信给杜贝尔特,要求他设法让我获准移居莫斯科。信写好后,我病了,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大概正是妓女初次出卖灵魂时体验到的心情……”

然而我这种苦恼,这种不可克制的焦躁的呼声,这种对自由活动的渴望,这种手脚被束缚的感觉,纳塔利娅却作了不同的理解。

我常常发现她坐在萨沙的小床旁边,眼睛哭得肿肿的;她竭力使我相信,这一切只是由于她心情不好,不值得注意,也不值得多问……我相信了她。

一天晚上我回家较迟,她已经睡了。我走回卧室。我的情绪很坏:刚才菲6邀我到他家里,告诉我,他怀疑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与警察有联系。这类事使我痛心,主要还不是由于可能发生危险,而是由于精神上感到的厌恶。

我默不作声,在屋里踱来踱去,思量听到的消息,突然发觉仿佛纳塔利娅在啼泣;我拿起她的手帕,它已给眼泪浸得湿湿漉漉的。

“你怎么啦?”我问,有些害怕和震动。

她握住我的手,呜呜咽咽地对我说:

“我的朋友,让我向你实说吧;也许这是虚荣感,是利己心,是精神失常,但我感到,看到,我不能使你快乐;你心里烦闷,这我能理解,我不怪你,但我难受,痛苦,我只得哭泣。我知道,你爱我,也同情我,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忧郁来自哪里,这空虚感来自哪里,你只是觉得你的生活太贫乏——那么说真的,我能为你做什么呢?”

我像一个人突然在半夜给人叫醒,在他还没完全清醒之前,就把一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惊骇,发抖,但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本来心安理得,坚信我们的爱情根深蒂固,完满无缺,因此从不谈论到它,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根本是不言而喻的;安详的感觉,无限的信任,排除了一切疑虑,甚至内心的犹豫,这已构成我私生活中幸福的基本源泉。宁静,安谧,生活的美好方面,这一切仍如1838年5月9日7我们在墓园相会以前一样,仍如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初期一样,这完全在于她,在于她,在于她!

我那深刻的忧虑,我的惊诧,起先驱散了这些乌云,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它们重又出现了。我劝解她,安慰她,她自己也为这些阴暗的幻觉感到可笑,于是阳光重又射进了我们中间。但只要我稍一疏忽,它们便乘机抬头,无缘无故地来到我们中间,以致它们每次到来时,我早已在担心它们的重复出现了。

1842年7月我们迁回莫斯科时,我的心情便是这样。

莫斯科的生活起先过于散漫,不可能发生良好的作用,也不可能使人安心。这时我非但没有帮助她,相反,还使她的痛苦的思想8有增无减,日益深入……

我们离开流放地诺夫哥罗德,迁回莫斯科的前夕,还发生了一件事。9

从前有一天早上,我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看见一个使女在打扫屋子,她是新来的,即参政官去世后留给我父亲的,我与她可说素不相识。我坐到椅上,拿起一本书,耳边似乎听见这姑娘在抽泣。我抬头一看,她真的在哭;忽然她在惊悸不安中走到我面前,双膝跪下。

“你怎么啦,怎么啦,有话快讲!”我对她说,既诧异又不好意思。

“带我走吧……我一定忠心耿耿侍候您,您需要使女,带我走吧。我留在这儿一定会羞死的……”她呜呜咽咽,像个孩子。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可怜的姑娘带着恳求的目光站在我面前,脸孔因哭泣和羞涩而发红,流露出恐怖和期待的神色,这是妇女在怀孕之后常有的表情。

我笑了笑,嘱咐她去打点行装。我知道,我带走谁,我的父亲是全不介意的。

她在我们身边过了一年。我们在诺夫哥罗德的最后阶段心情很不平静,我对流放深恶痛绝,每天愤愤不平地等待着回莫斯科的许可。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的使女生得非常漂亮……她也猜到了我的心思!……一切本可到此为止,机会却使我们欲罢不能。这种机会是随时都存在的,特别是当我们不想避免的时候。

我们到了莫斯科。宴会接连不断……一天我深夜回家,不得不穿过后面一些屋子。卡捷琳娜给我开门。显然她刚离开床铺,两颊红通通的还没苏醒,肩上披一条大围巾,粗粗的辫子没有扎紧,随时可能像浊浪似的掉下……这时天已黎明,她瞟了我一眼,笑笑说:

“您多迟啊。”

我望着她,陶醉于她的美貌之中,本能地、半意识地把手伸到了她的肩上,围巾掉下了……她啊了一声……她的胸脯裸露了。

“您做什么啊?”她嗫嚅着,激动地瞅一下我的眼睛,扭转了头,仿佛为了让我不致面对见证人……我的手触到了睡得热烘烘的肉体……当一个人忘记一切,沉浸和陶醉在自然中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啊……

在这时刻,我爱这个女人;这狂欢中似乎包含着某种不道德因素……使谁受了委屈,受了侮辱……使谁呢?使我在世上最亲密、最宝贵的那个人。我的迷恋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欲念,它不足以左右我——它没有根基(双方都如此,她甚至不一定真的钟情),一切本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丝微笑,一点狂热的回忆,也许还有两三次的脸红……但事实不然,介入了其他因素;我的轻率种下了恶果……我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我觉得,纳塔利娅似乎已有所风闻,产生了怀疑,我决定向她供认一切。这样的忏悔是困难的,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净化和赎罪,为了重建纯洁坦率的关系,我必须打破沉默,不让它造成危害和威胁。我认为,真诚本身可以减轻打击,谁知它引起的却是强烈而深刻的震动;她非常悲痛,似乎我已经堕落,并将把她也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什么我不考虑后果,不在行动之前悬崖勒马,却要到事后才想起,它在一个与我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人身上,必然引起的反应?一个妇女,哪怕受过最完备的教育,早已摆脱基督教的羁绊的,对于失节仍抱着不作任何区分,不接受任何辩解的禁欲主义观点,这我难道不知道吗?

责备妇女固执己见,未必是公平的。有谁曾严肃而正直地致力于破除她们的偏见呢?破除它们的是经验,因此被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婆子和儿童回避坟墓或那种地点……10

她跨过了界线,但这是在接触到棺木之后!她什么都明白了,然而打击来得猝然而沉重;对我的信念动摇了,偶像坍毁了,幻觉的痛苦变成了现实。难道这事不是证明我内心空虚吗?如若不然,为什么一遇诱惑便无法抵御?而且这是什么诱惑?发生在何处?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而情敌又是谁?她是牺牲在谁的手中?在这样一个女人手中,这个女人是可以倒进任何一个男人的怀抱的……

我觉得这一切并非如此,觉得她从来没有被牺牲,“情敌”这话不合适,如果这个女人不是轻佻的女人,那么什么也不致发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明白,她的想法是自然的。

激烈的斗争在她心中进行,对这一点,不论以前和以后,我都感到惊讶。她没说过一句让卡捷琳娜伤心的话,使她可能猜到纳塔利娅已知道一切——承受责备的是我。她离开我们的家时心平气和,毫无芥蒂。纳塔利娅对她那么亲切,让她获得了自由,以致这个平凡的女人(她仍是人民的纯真的儿女)抽抽搭搭,跪在她面前,亲自坦白了一切,并请求饶恕。

纳塔利娅病了。我在她旁边,成了我所造成的灾难的见证人;不仅是见证人,而且是自我控诉人,甚至准备成为行刑人。我的想象翻腾起伏——我的堕落越来越显得严重了。我觉得自己卑鄙可耻,几乎到了自暴自弃的程度。在那时的笔记本上,我留下了一系列精神失常的痕迹:从悔罪和自我谴责到怨恨和烦躁,从忍耐和流泪到愤怒……

1843年3月14日我写道:“我有罪,我罪孽深重,我受到的惩罚是罪有应得……但是当一个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充满悔恨,决心与旧我决裂的时候,他是希望受到鞭挞和惩罚的,任何判决他都乐于接受,他会温顺地垂下头忍受一切,但愿拷打和灾难会减轻他的痛苦,刑罚会勾销和抵偿过去的错误。然而惩罚的力量只能到此为止,如果它继续不断,如果它重提旧事,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开始为自己辩解……确实,他已作了真诚的忏悔,此外还要他说什么呢?他还得靠什么来赎取前愆呢?做人的道理应该是:在为罪人的堕落与他同声痛哭之后,向他指出,他还有改过自新的途径。一个人犯了罪,如果让他相信,他已无可救药,那么他只能自杀,或者更加沉沦下去,以求忘记一切,此外没有其他出路。”

4月13日:“爱情!……它的力量在哪儿?我爱她,可是侮辱了她。她更爱我,可是不能宽恕我的侮辱。既然这样,人与人之间还剩下什么?这只能是一种直线的发展,对它说来无所谓过去,过去始终活在它中间,永不消逝……它没有曲折,只会断裂,只会随着另一个人的堕落而幻灭,不可能恢复原状。”

1843年5月30日:“清晨的红霞消失了,当暴风雨逐渐过去,乌云逐渐散开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增加了,可是幸福感减少了。”11

纳塔莉娅愈来愈沉浸在忧郁中——她对我的信心动摇了,偶像倒塌了。

这是危机,是从青年到成年的痛苦转折。她无法摆脱那些折磨她的思想,她病了,瘦了;我在她面前惶恐不安,责备自己,我看到我已丧失了从前那种可以排除任何阴郁情绪的至高权力,我为此痛心,更无限怜惜她。

据说,孩子是在疾病中成长的;在这场使她濒临肺痨边缘的精神疾病中,她飞速地成熟了。她通过这段忧伤的历程,离开了明朗的、但是斜射的晨光,走进了敞亮的中午。身体未受损伤,这已是最大的幸运。她的柔情丝毫不减往日,但是思想获得了非常勇猛和深刻的进展。她露出自我牺牲的笑容,温顺地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没有发出浪漫主义的呻吟,另一方面也没有故作镇静,用傲慢自负的态度对待它。

她不是在书本中,也不是靠书本,而是靠清醒的头脑和生活本身获得解脱的。细小的不幸和痛苦的争执,对于许多人往往不会产生任何印象,但在她的心头却会留下鲜明的痕迹,足以引起她深刻的内心活动。只要有一点轻微的迹象,她就会寻根究底,毫无畏惧,直至把连男人的心也难以忍受的真理探究明白为止。她伤心地告别了自己的圣像壁,在这里曾珍藏着多少浸透了忧郁和欢乐的泪水的圣物啊!她抛开它们,但没有像女孩子长大后抛弃昨天的玩偶那样脸红;她不是背弃它们,只是怀着悲痛割舍它们,她知道这将使她今后的生活更贫乏,更没有保障,闪烁不定的亲切的灯光将被灰色的黎明所代替,迎接她的将是严峻而淡漠寡情的力量,它们对喃喃的祈祷声听而不闻,对来世的祝愿也无动于衷。她把那些圣物像死去的孩子一样,从胸前轻轻移开,小心放进棺木,她尊重它们,因为它们是她生命中过去的一页,那诗的一页,那另一时期的欢乐。即使今后,她也不想再用冷漠的手触摸它们,正如我们没有必要不会再跨进墓园一样。

处在这种强烈的内心活动中,处在一切信念幻灭和重新调整的时刻,自然会感到需要休息和孤独。

我们到了莫斯科郊外我父亲的庄园上。

一旦我们单独在一起,周围只有树木和田野的时候,我们觉得心胸开阔了,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光辉。我们在乡下住到了深秋。有时从莫斯科来一些客人,凯切尔在这儿住过个把月;8月26日12,所有的朋友欢聚了一天,然后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宁静,森林,田野,除了我们谁也没有。

僻静的波克罗夫村位在一大片森林中间,与莫斯科河边群村环抱的欢乐的瓦西里耶夫庄园相比,情景是完全不同的,显得严峻得多。这差异甚至在农民中也一目了然。波克罗夫村的庄稼人住在森林中,不如瓦西里耶夫村人那么像莫斯科郊区的居民,虽然它离莫斯科还近二十俄里。他们安静,朴实,相互间非常融洽。我的父亲曾把一家富裕的农民,从瓦西里耶夫迁至波克罗夫,但他们从来不把这家人家看作本村人,总是称他们为“移民”。

我的童年也与波克罗夫村有密切关系,我在不懂人事时已到过那里,后来从1821年起,我家每年夏季从瓦西里耶夫回来,或去瓦西里耶夫时,总要到那儿逗留几天。那个1813年后失宠的瘫痪老人卡申佐夫13就住在那儿,幻想着一睹他的老爷佩戴勋章和绶带的英姿。那儿还住着一个年高德劭的白发老村吏瓦西里·雅科夫列夫,这人腆着个大肚子,后来死在1831年的霍乱中,我记得他一年年衰老下去,他的胡须渐渐从深褐色变成银白色。那儿还住着我的同乳兄弟尼基福尔,他因为我夺去了他母亲14的乳汁而引以为荣,他的母亲后来死在疯人院中……

小小的村庄共有二十户或二十五户农家,与相当大的主人住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一边是一片半圆形的牧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四周围了栅栏,另一边可以看到一条河流,河中筑了坝,这是十五年前打算造磨坊用的,还可看到一座倾侧的、古老的木教堂,共同占有这块领地的参政官和我的父亲,每年都说要修理这座教堂,这也有十五年了。

住宅是参政官造的,非常漂亮,房间宽敞,窗户高大,两边有露台似的走廊。屋子全用上等大圆木建造,内外都没经过任何粉刷,只有塞在缝里的麻屑和青苔点缀在各处。这种墙壁能发出一股松香味,松脂像熔化的琥珀从表面渗出。屋前是一片不大的田野,田野那边是黑压压的建筑木材林,林中一条小路通往兹韦尼哥罗德。另一边是蜿蜒的村庄,一条村道仿佛尘土织成的细长带子,从村中伸出,消失在黑麦田中,这条路经过迈科夫工厂通往莫扎伊斯克。沉静的和喧闹的阔叶树林,苍蝇,蜜蜂,黄蜂,它们的不断的嗡嗡声……还有一阵阵香味,这是饱和着植物蒸汽的草木的气息,不是花香,是绿叶的清香……我走遍意大利和英国,想寻找这种香气,可是无论春天还是盛夏,几乎从未找到过。有时在干草收刈之后,在西洛可风15中,在雷雨之前,仿佛袭来一阵这样的香气……于是我想起了屋前的一方草坪,由于我禁止修剪青草,还引起了村长和仆役们极大的不满;我三岁的儿子就在这儿的三叶草和蒲公英上面,在螽斯、各种昆虫和瓢虫中间打滚,还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青春!

太阳落山了,气候还很温暖,我们坐在草地上,不想回家。凯切尔在摘蘑菇,无缘无故与我吵嘴。这是什么,是铃铛声吧?车子是来我们这儿的?很可能——今天是星期六。

“县长出门办事啦。”凯切尔说,其实并不相信这是他。

一辆三驾马车过了村庄,咚咚地驶上木桥,绕到小丘背后;那儿只有一条路,是通到我们家的。我们刚赶去迎迓,车子已到了大门口;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16像雪崩似的从车上滚到地下,嘻嘻哈哈与我们拥抱,笑得前仰后合的。就在这时,别林斯基也钻出了车子,一边揉腰眼,一边骂波克罗夫路远,骂俄国马车不好,俄国道路不平。凯切尔却大骂他们:

“你们真是活见鬼,晚上八点才到,不可以早一点吗?一定是别林斯基这个促狭鬼不肯早些起床。你们看什么?”

“他在你这儿越发像野人了,”别林斯基说,“瞧这头发,留得这么长!凯切尔,你可以在《麦克白》中扮演活动森林啦。等一会儿,别把话都骂完,还有比我们更迟的坏蛋呢。”

另一辆三驾马车已拐进院子,车上坐着格拉诺夫斯基和叶·科尔什17。

“你们要在这儿玩几天吧?”

“两天。”

“好极了!”凯切尔高兴得跳了起来,像塔拉斯·布尔巴18见了自己的儿子一样。

是的,这是我们生活中一段光辉的时期,暴风雨过去了,只剩下几朵正在消失的乌云。朋友们欢聚一堂,融洽无间!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故几乎破坏了一切。

一天傍晚,马特维跟着我们,在堤上指给萨莎看什么东西。他脚一滑,从狭窄的堤坝边沿掉进了水里。萨莎吃了一惊,向他奔去,等他钻出水面,就用小手拉住他,噙着眼泪反复说道:“别走,别走,你会淹死的!”谁也没想到,孩子的眷恋竟是马特维一生得到的最后的爱,而萨莎的话中包含着对他的可怕的预言。

马特维浑身湿湿漉漉的沾满了污泥,便去睡了,从此我们没有再看到他。

翌日早晨七时,我站在阳台上,听到有人讲话,声音越来越嘈杂,还夹杂着喊叫,接着,几个农夫慌慌张张冲进屋子。

“出了什么事?”

“糟了,”他们答道,“老爷府上有人落水了……一个捞得快,救上岸了,可还有一个怎么也找不到。”

我奔到河边。村长脱了靴子,挽起裤管,在岸边指挥。两个农夫从小划子上往水中投网。过了五六分钟,他们大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把马特维的尸体拖上了岸。这个年轻力壮、两腮红红的漂亮小伙子,睁着两眼躺在地上,没有一点气息,脸的下部已开始肿胀。村长把尸体留在岸上,严禁农夫碰它,又给它盖上了一件粗呢大衣,派了看守,然后打发人上警察所报案……

我回到家中,遇见纳塔利娅,她已知道一切,呜咽着扑在我身上。

我们非常可怜马特维。在我们的小家庭中,马特维是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与我们最近五年的一切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真心爱我们的,他的死对于我们是无法弥补的。

我当时写道:“也许,对于他,死是幸福,生活许给他的只能是可怕的打击,他没有出路。但是用这种办法摆脱未来的不幸,实在太凄惨了。他是在我的影响下成长的,然而成长得太快,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使他感到痛苦。”

马特维的命运的悲剧方面,正在于匆忙的发展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裂痕,他又无力填补这裂缝,缺乏战胜它的坚强意志。在他身上,高尚的感情和温柔的心肠比思想和性格更强大。他像女人一样敏捷地领会了许多事物,尤其是我们的观点;但既不甘心回到识字课本的初级阶段,又没有条件用知识来充实缺漏和空虚。他厌恶自己的身份,也不可能不厌恶。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任何场合都不如在主仆之间那么令人感到可耻和屈辱。罗特希尔德19在街上,对拿了扫帚在他面前扫垃圾的乞丐,比对穿绸袜子、戴白手套的他的侍仆客气得多。

我们每天听到主人埋怨仆人,它与仆人埋怨主人同样合理,因为这不在于主人还是仆人变坏了,而在于双方对自己的地位愈来愈清楚了。这造成了仆人的压抑感,也对主人发生了腐蚀作用。

我们已习惯于对待奴仆的贵族老爷态度,因此完全不以为怪。世界上有不少小姐善良多情,可以为一只冻毙的小狗落泪,把最后的钱施舍给乞儿,乐于冒着严寒参加摸彩大会,救济叙利亚的难民,或者出席为阿比西尼亚的灾民举办的音乐会。她们在要求妈妈多留一刻,再跳一曲卡德里尔舞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驾驭前导马的小厮在风雪之夜坐在马上,血管中的血冷得已快冻结。

主仆关系是令人厌恶的。工人至少知道这是他的职业,他在制造什么,他可以快一些把东西制成,于是他就没事了,最后,他还可以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老板。仆役的职务却是不会完的,这是终身苦役;生活不断产生垃圾,仆役就得不断打扫。他必须把生活中一切不舒服的琐事,一切腌臜的劳动,一切乏味的工作,全部包下。他得穿上号衣,表示他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别人的所有物。他要侍候比他强壮一倍的人,为了让后者不致玷污靴子,他便得踩进污泥里,为了让别人暖和,他便得自己挨冻。

罗特希尔德没有让爱尔兰乞丐作他的豪华酒宴的目击者,没有派他给二十来个客人斟葡萄酒,同时提醒他,如果他斟给自己喝,就得把他当贼赶走。最后,爱尔兰乞丐根本不知道世上有柔软的弹簧床和芳香的美酒,单凭这一点,他就比大公馆的奴隶幸福了。

马特维离开佐年贝格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是十五岁。我的流放生活是与他一起度过的,在弗拉基米尔我也与他在一起。他跟随我们时,我们并没有钱。他像保姆一样照料萨沙,此外,他对我无限信任,盲目服从,因为他认为我不是真正的老爷。他对我的态度,与从前意大利画师的弟子对他们的老师一样。我常常责备他,但从未当他是仆人……我为他的前途担忧,他为自己的处境痛苦、烦恼,但从未设法另找出路。照他的年纪,如果他想干什么,他是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的;但是为此必须坚持顽强持久的劳动,往往还是枯燥幼稚的劳动。他的阅读只限于小说和诗歌,他理解它们,有时还能非常正确地评价它们,但是严肃的读物使他困倦。他算账很慢,常常算错;他不会书写,总是词不达意。我多次要他学算术和写作,但毫无效果;他不学俄文文法,却一会儿学法文字母,一会儿学德语会话,这自然是浪费时间,只能使他失去信心。我为此狠狠骂他,他觉得伤心,有时还哭了,说他是不幸的人,读书已太迟了;有时他还这么绝望,甚至想死,丢下一切工作,几星期几个月地游荡,苦闷。

才能平庸,抱负不大,这还可有所作为。不幸的是,这些感情细腻灵敏,但意志薄弱的人,把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向前冲击中,以致不能持之以恒,不断前进。他们遥望知识和学问,只看到了它们优美可爱的一面,他们希望取得的也正是这个方面,却不知道,不掌握事物的一切技术部分,没有培养起一种能力,那么任何工具都是不能为我所用的。

我常常问自己,他的半开化状态对于他是不是反而有害?未来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

命运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难题!

可怜的马特维!连他的葬礼,那具有悲悼沉痛性质的葬礼,也被演成了一幕丑剧,然而这是完全符合民族风格的。

中午,警察所长和文书到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我们的乡村神父,一个老酒鬼。他们检验了尸体,在厅堂里开始侦讯和记录。神父什么也不记,什么也不看,鼻梁上架了一副大银边眼镜,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打哈欠,画十字,后来突然转过身子,向村长做了个仿佛腰痛得受不了的姿势,问道:

“萨韦利·加夫里洛维奇,酒菜准备没有?”

村长是个稳重的农民,参政官和我父亲因他是出色的木匠,才提拔他当了村长。他不是本村人(因此对它一无所知),生得很漂亮,虽然已经快六十岁。他捋捋那一大把络腮胡子,觉得这事与他毫不相干,因此一边皱起眉头瞧我,一边用粗重的嗓音答道:

“很抱歉,我不知道!”

“准备了。”我回答,吩咐了仆人。

“感谢上帝;该吃点东西啦,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一早起身,肚子都饿瘪了。”

警察所长放下笔,搓搓手,装模作样地说:

“我们的约翰神父好像饿得受不了啦;既然主人不见怪,这是好事,我们就叨扰了。”

仆人端上了几盘凉菜、甜伏特加、果子酒和葡萄酒。

“神父,向主谢恩吧,您是带路人,您开个头,我们才可跟着您走呢。”警察所长说。

神父匆匆忙忙念了一段非常短的祈祷文,便拿起一杯甜伏特加一饮而尽,把一小块面包送进嘴巴,嚼了几口,随即又喝了一杯,然后才慢条斯理地、细心地吃火腿。

警察所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也跟着喝了一杯甜伏特加,对它很满意,便装出行家的神气对我说道:

“我看,您这种茴香甜烧酒是寡妇鲁热的店里酿制的吧?”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买的,吩咐把酒瓶拿来,果真,它来自寡妇鲁热的店里。根据伏特加的香味,就能辨别这是哪个商店的产品,这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啊!

他们吃完后,村长把一袋燕麦和一袋马铃薯装到警察所长的车上;文书是在厨房喝酒的,他一坐上驾车座,车子就驶走了。

教士踉踉跄跄地步行回家,一边还在用一根小木条剔牙缝。我正向仆人交代安葬的事,约翰神父蓦地站住,招招手,村长跑到他跟前,然后回来了。

“什么事?”

“神父要我问您老一声,”村长回答,并不掩饰自己的嘲笑,“安葬后由谁置办酒宴?”

“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他不必担心,油煎薄饼总是有的。”

马特维安葬了,神父吃到了薄饼和烧酒,然而这一切在我心头留下了一条漫长的黑影。此外,还有一件可怕的事等着我办,这就是通知他的母亲。

但是关于波克罗夫圣母教堂中的这位高僧,我还得讲几句,然后才能把他丢开。

约翰神父不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时髦教士,不懂得希腊文变位和拉丁文句法。他已经七十岁出头,在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20的大村庄上当过半辈子教堂执事,我的姑母要求总主教赏了他一个神父的职位,我父亲的村子正好有个空缺,主教就派给了他。尽管他喝了一辈子酒,酒量越来越大,他还是不能抵挡酒的作用,因此每天一到下午便迷迷糊糊的。在属于他的教区的附近几个村庄里,每逢婚丧喜庆,他总要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农民们把他像一捆烂干草那样抬上马车,把缰绳缚在车辕上,全权委托他的马把他送回家中。那匹识途老马也总是万无一失,把他平安带回府上。神父太太不比他差,也是有酒必醉。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那位十四岁的小千金也能一口气喝下一茶碗烧酒。

农民们瞧不起他和他一家人。有一次他们甚至联合向参政官和我父亲告了状。参政官和我父亲要求总主教查明事实。农民控告他主持圣礼收费太贵,如不预先付钱,丧礼要拖延三天,婚礼则根本不给举办。总主教和宗教法庭发现,农民的控告事事属实,要约翰神父停职反省了两三个月。神父在亲聆主教的教诲之后,回村时不仅加倍喝酒,而且成了小偷。

我听仆人们说,在一次教堂节日中,一个老农民与神父一起酗酒,喝醉后对他说:“嗨,你也太胡闹了,还惊动了主教大人!你不肯好好干,大家自然要收拾你。”神父听了很生气,好像是这么回答:“嘿,我也有办法对付你们这些混蛋,我主持婚礼和葬礼时,专给你们念最不吉利的祈祷文。”

过了一年,即1844年夏季,我们又去波克罗夫村。满头白发的神父瘦得多了,但他照样酗酒,照样每天醉得昏昏沉沉的。每逢星期日做完祷告,他总要来找我,坐上一两个钟头,拼命喝烧酒。这使我讨厌,我吩咐别接待他,甚至躲进森林回避他,然而他照旧光顾:“主人不在家吗?没关系,伏特加总在家中吧?他不会随身带走吧?”我的仆人只得把一大杯甜伏特加送进前室,神父喝了酒,吃了咸鱼子酱,这才若无其事地回家。

最后,我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

一天早晨,教堂的诵经士来找我,这是个身材细长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向后梳,像女人似的;他的满面雀斑的年轻妻子也来了。两人都非常激动,你一言我一语,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擦眼泪。诵经士用不自然的尖嗓子,他的太太用咬不清字音的口齿,争先恐后地说,前两天他们的怀表和首饰匣失窃了,首饰匣里有五十来个卢布,诵经士的老婆找到了贼,这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高僧和基督徒约翰神父。

证据是确凿无疑的:在神父家扔出的垃圾中,诵经士的老婆发现了失窃的小匣子上一块打碎的盖子。

他们要求我主持公道。我再三向他们解释,教会和世俗的权力不能互相干涉,但诵经士不听劝告,他的老婆也哭个不住,弄得我束手无策。我同情他们,据他估计他们的损失约值九十卢布。我考虑了一下,吩咐套车,写了一封信,派村长去见县长;我把诵经士对我的希望寄托在县长身上。傍晚,村长回来了,县长要他转告我:“别管这事,否则宗教法庭出面干涉就麻烦了。不要沾了一手蜜糖洗不干净。”这答复,特别是最后这句话,萨韦利·加夫里洛夫向我传达时非常得意。

“首饰匣是神父偷的,”他又说,“这一点正如我站在您面前一样清楚。”

我把世俗权力的答复转告了诵经士,表示遗憾。相反,村长却安慰他道:

“你这么垂头丧气还为时过早呢,结账的日子在后面。你是婆娘还是诵经士啊?”

村长和他的伙伴们真的替他报了仇。

萨韦利·加夫里洛夫是不是分裂派教徒,我不大了解。但是我父亲出售瓦西里耶夫庄园时,从那儿迁来的农民全部是旧礼仪派教徒21。这些人戒酒,机灵,勤劳,全都痛恨神父。其中有一人,农民都称他粮栈老板,在莫斯科的涅格利诺街开店做买卖。怀表失窃的事马上传到了他耳中;他经过调查,知道波克罗夫神父的女婿,一个丢了差使的教堂执事,曾向人兜售或抵押一只表,这表在一个银钱兑换商人手中;粮栈老板见过诵经士的表,他马上找银钱商,一点不错,表正是诵经士的。他喜出望外,马上带了这个消息坐车来到波克罗夫村。

诵经士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便找教区监督。过了三天,我听说神父付了一百卢布给诵经士,他们和解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诵经士。

“教区监督听了我的控告,便召见了我们的老暴徒。他们谈了好久,只是谈些什么,我不知道。后来监督又通知我去见他,对我严厉地说:‘你们争吵什么?你还年轻,这个人尽管贪酒,但年纪老了,是你父亲一辈的人,你与他闹,不害羞吗?现在他给你一百卢布,与你和解。你满意吗?’我回答:‘满意,大人。’‘既然满意,今后不准再提这事,更不准向外宣扬;记住,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办,当心我给你颜色看。’”

于是这个被粮栈老板揭发的贪酒的贼,仍照旧行使神父的职权,尽管村长仍是那个向我坚决指出他偷了首饰匣的村长,读经台上也仍是那个诵经士(但是现在他再也不让那只著名的怀表离开他的口袋,只允许它躺在那儿测定易逝的时间了),农民也仍是那些农民!

这件事发生在1844年,离莫斯科五十俄里的地方,而我是这一切的目睹者!

这样,毫不奇怪,正如贝朗瑞的诗歌所讲的,对约翰神父的召唤,圣灵是不会降临的:

  

圣灵不说,我不降临!22

为什么不驱逐他呢?

  

东正教的贤哲们告诉我们:教会人士是像恺撒的夫人一样不允许怀疑的!23

1 原文是德文。

2 萨沙即赫尔岑的长子亚·亚·赫尔岑。

3 萨沙生于1839年6月13日,字条应是从赫尔岑当时的日记中摘录的。

4 维特贝格当时已回彼得堡。

5 原文系德文,引自歌德的《赠辞》。《赠辞》是歌德与席勒合作的一部短诗集。

6 指第二十五章中提到的那个将军菲利波维奇。

7 指赫尔岑夫妇结婚的一天。

8 原文是德文。

9 从这一段起至“1843年5月30日……”那一段止,这长达三四页的关于赫尔岑与使女卡捷琳娜的事,在作者生前并未发表过。《赫尔岑三十卷集》根据原稿以“编者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下。《赫尔岑九卷集》则为了保持整章“艺术上的完整”,把它编入了正文,但系按照原稿移入,在时间交代上不很清楚。

10 原稿在此中断,这句话没有完。但这段话的思想可从第五卷《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中找到补充。

11 以上三段均引自赫尔岑的日记,但有的已经过改写。

12 赫尔岑夫人的命名日。

13 即第二章中提到的那个安德烈·斯捷潘诺夫,卡申佐夫才是他的姓。

14 即第一章中提到的奶娘达里娅。

15 从干旱地区或非洲的沙漠地区吹来的一种热风。

16 即俄国著名演员谢普金。

17 科尔什(1810—1897),俄国新闻工作者,曾任《莫斯科新闻》等的编辑。早年曾参加赫尔岑小组。

18 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19 詹姆斯·罗特希尔德(1792—1868),欧洲著名的银行家集团罗特希尔德家族的成员,犹太人,原籍德国,在巴黎等地均设有银行。赫尔岑在巴黎与他打过交道。

20 即赫尔岑的姑母。

21 即分裂派教徒。

22 原文是法文。这行诗引自贝朗瑞的诗歌《圣灵弥撒》。

23 恺撒说过,他的妻子是不能受到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