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已故共和国的检察官——荒野中的牛叫——检察官的被迫离境——秩序和文明的胜利  

死亡万岁,朋友们!恭贺新禧!愿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决不背离自己的思想,也不怕预料的事成为事实,不放弃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认识。愿我们坚如磐石,忠于我们的信念。

我们早已看到死亡正在临近;我们可能悲伤,可能表示关心,但我们不会惊讶,不会失望,也不会垂头丧气。完全相反,我们必须昂起头来,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曾被称作不祥的乌鸦,给人们带来了灾祸,我们被指责为异端,不了解人民,骄傲自大,脱离群众,幼稚偏激,其实我们的过错只在于我们掌握了真理,而且公开地说出了它。我们的话依然没变,那些被巴黎的事件惊得目瞪口呆的人们,正在从这些话中得到安慰和鼓舞。

(《法意书简》第14信,1851年12月31日于尼斯)

  

我记得,12月4日1,我们的厨子帕斯卡勒·罗卡走进我屋里,露出得意的脸色说道,街上在发售传单,据说“波拿巴解散了议会,任命了红色政权”。谁对拿破仑这么忠心耿耿,甚至跑到法国境外(那时尼斯属于意大利),向人民散播这类论调,我不知道,但是各种间谍,政治煽动家,兴风作浪、造谣惑众的人一定不少,否则怎么在尼斯也出现了这种人?

过了一小时,福格特、奥尔西尼、霍耶茨基、马蒂厄2等人来了,大家都觉得奇怪……马蒂厄是法国革命家中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时变得坐立不定。

他秃顶,脑袋的形状像胡桃,那是纯种高卢人的脑袋,体积不大,但十分固执;他的连鬓胡子又大又黑,乱蓬蓬的,容貌相当慈祥,眼睛小小的;总之,这个人有点像先知,像疯癫的圣徒,又像古罗马的占卜官和他的鸟3。他是律师,在二月革命的美好日子里,当过什么地方的检察官或代理检察官。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个革命者,把一切献给了革命,就像人们信仰宗教一样从不怀疑,既不想追根究底,也不想提出问题,总是老老实实、一心一意地爱革命,相信革命,称赖德律-洛兰为“赖德律”,称路易·勃朗为“勃朗”,简简单单;只要可能,他便称别人为“公民”,每时每刻都喜欢搞秘密活动。

听到12月2日政变的消息以后,他便不见了,过了两天回来时已绝对相信,法国又要起义了,人民的不满已一触即发,尤其在南方瓦尔省,德拉吉尼扬一带。主要问题只在于,要与起义代表取得联系……他与一些人碰了头,决定在夜间从指定的地点一起越过瓦尔边境,召集重要和可靠的人开会商量……但是为了免得引起宪兵怀疑,他们决定用“牛叫”作联络暗号。如果事情得手,奥尔西尼准备让自己的朋友全都参加,但他不相信马蒂厄的看法完全可靠,因此先与他越过国境去看了看。奥尔西尼回来后只顾摇头,但他忠于自己的革命家本性和有些像雇佣兵的冒险家气质,仍然着手召集自己的同志,准备枪支弹药。马蒂厄又不见了。

过了一昼夜,罗卡在深夜四点叫醒了我:

“两位先生刚赶到这儿,他们说,必须立即见您。其中一人带着这张条子:‘公民,看在上帝分上,请即交持条人三百或四百卢布,十万火急!马蒂厄。’”

我取了钱,走到楼下,在暗淡的灯光下看到两个与众不同的人坐在窗边;尽管我见惯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军装,我对两位客人还是有些惊讶。他们从膝盖到脚跟都沾满了灰土和泥浆,一人裹着厚厚的红羊毛围巾,大衣又破又脏,坎肩上缚着皮带,皮带上插着大手枪,其余照例是蓬乱的头发,大胡子,小小的烟斗。一个人叫了我一声“公民”,便开始发言了,他提到了我的公民道德和马蒂厄急需的钱。我把钱交给了他。

“他没有危险吧?”我问。

“是的,”他的使节答道,“我们现在就到瓦尔河对岸与他会合。他得买一条船。”

“买一条船?为什么?”

“马蒂厄公民有个登陆计划,可船老大是个卑鄙的胆小鬼,不肯把船租给我们……”

“怎么,在法国登陆……靠一条船?……”

“公民,现在这还是秘密。”

“理该如此。”

“您要收条吗?”

“算了,没有必要。”

第二天马蒂厄自己来了,同样是满身污泥……显得精疲力尽。他整夜都在装牛叫,叫了好多次,仿佛听到了回答,朝这信号走去,却发现那是一只真正的公牛或母牛。奥尔西尼在别处接连等了他十个小时,也回来了。他们的不同只是奥尔西尼已洗过脸,像平时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似乎刚从卧室出来,马蒂厄身上却留下了破坏国家治安和煽动叛乱的各种迹象。

于是他开始筹划小船的事。这非出乱子不可——他会害得六七个自己的同胞和六七个意大利人送掉性命。劝阻他和说服他是不可能的。夜里找过我的两个军事领导人也与他一起来了。可想而知,这不仅会使所有的法国人遭殃,还会连累我们在尼斯的每一个人。霍耶茨基表示要让他放弃这计划,而且巧妙地办成功了。

霍耶茨基家有个不大的阳台,窗口直接面对海滨。早上他望见马蒂厄露出神秘的样子,在海岸上徘徊……霍耶茨基便向他做手势,马蒂厄看到后,向他表示马上就去,但霍耶茨基装得非常害怕似的,举起双手向他拍电报,表示危险已迫在眉睫,要他赶紧到阳台上来。马蒂厄向周围瞧了瞧,踮起脚偷偷走了过来。

“您还不知道吗?”霍耶茨基问他。

“什么?”

“一队法国宪兵到了尼斯。”

“您说什么?!”

“嘘……他们在找您和您那些朋友,还打算在我们这里一家家搜查——您随时可能被捕,千万别上街。”

“这是侵犯别国领土……我要提出抗议。”

“当然得提出,但眼前您还是躲一躲好。”

“我上圣海伦娜4找赫尔岑。”

“您发疯了!这是把自己送上门去,他的别墅就在边境上,又有个大花园,要是把您抓走,谁也不会知道,何况昨天罗卡已在门口看见两个宪兵。”

马蒂厄有些犹豫了。

“您从海上去找福格特,暂时藏在他家里,他也许会给您出主意,告诉您怎么办的。”

马蒂厄沿着海岸,也就是多走了一倍路,才到达福格特家,把霍耶茨基讲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他。福格特马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便对他说:

“亲爱的马蒂厄,主要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您必须在两小时内动身前往都灵——山那边有驿车经过,我给您定个座位,抄小路送您走。”

“我得回家拿些东西……”检察官有些踌躇。

“这比上赫尔岑家更糟糕。您怎么啦,是不是疯了?宪兵、暗探、奸细都在搜寻您……您却要回家跟您那个普罗旺斯胖女人亲嘴告别,好一个塞拉东5!管园子的!……”福格特喊道(他家的管园子人是一个瘦小的德国人,样子滑稽可笑,像好久没有擦洗的咖啡壶,他非常忠于福格特)。“快写,您要什么,衬衫,手帕,外衣……他给您把条子送去,如果您希望,他可以把您的杜尔西内娅6带来,你们要亲嘴要哭都可以,随你们的便。”

马蒂厄感激得拥抱了福格特一下。

霍耶茨基来了。

“快些,快些。”他露出大祸临头的脸色催促道。

这时管园子的回来了,杜尔西内娅也到了,现在只等驿车从山那边经过了。座位已经定好。

“您一定又在杀死狗、死兔子吧?”霍耶茨基问福格特。“多么糟糕的工作!”

“没有的事。”

“算了,您屋里一股臭味,简直像走进了那不勒斯的地下墓穴。”

“我也闻到了臭气,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大概地板下死了老鼠吧——哎哟,臭得要命……”于是他取下了搭在椅背上的马蒂厄的军用大衣。原来臭气是从大衣中出来的。

“怎么,您的大衣里藏着死耗子不成?”福格特问他。

“大衣里什么也没有。”

“哦,对了,我……”杜尔西内娅插口道,涨红了脸,“我给他准备了一块林堡奶酪7,放在大衣口袋里,让他在路上吃,奶酪不太新鲜了。”

“驿车上那些坐在您旁边的先生差点倒霉。”福格特喊道,哈哈大笑,这种笑法独一无二,全世界恐怕只此一家。“好吧,该动身了,走啊!”

霍耶茨基和福格特送走了这位鼓动家,让他前往都灵。

到了都灵,马蒂厄马上找内务大臣提出抗议。后者听了,又是生气又觉得好笑。

“您怎么认为法国宪兵会到撒丁王国抓人呢?您大概病了。”

马蒂厄说,福格特和霍耶茨基可以作证。

“您的朋友们是在捉弄您。”大臣说。

马蒂厄写信给福格特,后者回信讲了一大堆废话,内容我不清楚。但马蒂厄很生气,特别对霍耶茨基;过了几个星期,他写信给我时谈到:“在这些先生中,公民,只有您一人没有参加戏弄我的阴谋活动……”

这次事件有些不可思议,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瓦尔地区确实爆发了起义8,群众闹得如火如荼,法国政府只是靠一贯的血腥屠杀才平息了叛乱。那么为什么马蒂厄和他的随身卫队尽管想尽办法,拼命学牛叫,还是找不到起义者,不能与他们汇合呢?他和他的同志们是一心一意要在那里赴汤蹈火,滚一身泥巴的,这点谁也不会怀疑,根本不会怀疑。这也完全符合法国人的精神,正如德尔芬·盖9说的,“他们什么都怕,唯独不怕枪弹”,更符合“战斗的民主主义”和“红色共和国”的精神……只是为什么起义农民在左边,马蒂厄却要朝右边走呢?

几天以后,起义已被镇压,不幸的起义者像秋风扫荡下的落叶纷纷逃到了尼斯。他们人数这么多,皮埃蒙特政府允许他们暂时在市外搭营帐居住,跟流浪的吉卜赛人差不多。在这些营地上,我们看到了多少灾难和不幸啊,这是内战中骇人听闻的幕后部分,通常给12月2日那五光十色的大幅布景掩盖着。

那里有些是普通的庄稼人,他们愁眉苦脸,怀念着家,怀念着自己那一小块土地,天真地说道:“我们根本没有作乱,也不主张平分土地;我们像善良的公民一样希望保卫秩序,这是那些坏蛋(那是指官员、市长和宪兵)挑起的,他们违背了誓言和责任。现在我们便得饿死他乡,或者给送上军事法庭吗?……世界上还有没有公理?”确实,12月2日的政变杀害的不仅是人——它也杀害了一切道德观念,全体居民中存在的一切善和恶的观念,这是罪恶的一课,是不能不留下痕迹的。那些人中也有士兵,那种打仗的人,他们自己也感到奇怪,他们怎么会违背纪律,违背连长的命令,站到了军旗和连队的另一边去。当然,这些人数目不多。

其中也有并不富裕的普通资产者,他们给我的印象不如富裕资产者那么恶劣,那是一些可怜的、狭隘的人,他们在短斤缺两、克扣欺诈之余,好不容易学会了两三句责任之类的空话,看到他们的神圣权利遭到侵犯,便想站起来保卫它们。他们说:“这是利己主义的胜利,是的,是的,利己主义,哪里有利己主义,哪里就有罪恶,每个人应该抛弃利己主义,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然,这中间也有城市工人,这是真正的、坚定的革命力量,他们企图靠颁布法令实现社会主义,用资产者和贵族对待他们的办法回敬这些人。

最后,那里也有伤员,有的还受了重伤。我记得两个中年农民,他们从边境爬到市郊,一路上留下了血迹,当地居民从半死状态中救活了他们。原来一个宪兵追赶他们,眼看快到边境,便向一个人开了枪,打碎了他的肩骨……受伤者继续奔跑……宪兵又开了一枪,他倒下了;这时宪兵又去追另一个,先开了一枪,然后赶上了。第二个受伤者投降后,宪兵匆匆忙忙把他捆在马上,突然想起了第一个受伤者……那人已爬进一片树林,没命奔逃……宪兵无法骑了马进入树林,尤其还带着一个受伤者,丢下马又不成……宪兵便把枪口顶着伤员的头朝下开了枪,伤员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子弹打穿了他右半边脸,骨头全碎了。等他恢复知觉时,周围已没有人……他循着他所熟悉的、走私者踩出的小路,爬到瓦尔河边踵水过了河,这时血已快流尽了;在河这边他遇到了奄奄一息的伙伴,两人总算活着爬到了圣海伦娜镇口几家人家门口。我已说过,居民便是在那儿救活他们的。第一个伤员说,挨了枪以后,他躲在一丛灌木中,后来听到人声,心想追赶他的宪兵大概已在追别人,因此赶紧逃走。

法国警察多么卖力!

接着,市长和他的助手们,共和国的检察官和警察局长们也同样卖力,只是那是表现在投票和计算选票上10。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法国历史,全世界都知道。我想说的只是:在那些边远地区,投票的压倒多数是靠乡村的简单办法取得的。在瓦尔河那边的第一个选举地点,市长和宪兵队长便坐在投票箱旁边,监督每一个人投票,告诉他们,凡是不听话的人以后甭想过好日子。政府的选票是用特殊的纸印的,这样,我想整个选区只有五个或十个胆大包天的人敢投反对票,其余的人都与官方站在一起,于是全法国一致为未来的帝国投了赞成票。

1 指1851年12月4日,两天前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了法国议会,为他的实行帝制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2 参加过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的一个法国人。

3 古罗马有一种占卜官,专门根据鸟的叫声和飞翔姿态解释神的旨意。

4 尼斯靠近法国边境的一个镇,当时赫尔岑住在那里。

5 法国作家于尔菲(1568—1625)写的田园小说《阿斯特蕾》的男主人公,一个多情的牧人。

6 《堂吉诃德》中被堂吉诃德当作情妇的村妇。

7 比利时林堡地方出产的一种著名奶酪。

8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在巴黎和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起义,但均被镇压了。本章所写的便是当时南方瓦尔省的情况和一些小插曲。

9 法国女作家,她是著名记者吉拉尔丹的妻子,巴黎著名沙龙的女主人。

10 指路易·波拿巴在解散国民议会后,随即于12月21日至22日举行的全国大选。这次大选确定了他的独裁地位,为他的登基作了准备。